许多中国人有爱热闹，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习惯。如果有在场者加以规劝或批评，则会坚持说是他们的“权利”。其实，作为自由言论的权利并不等于随时随地大声发言。言论遭禁的被迫“沉默”与说话交流中自我克制的“静默”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中，提到了三种可以加以区分的“无声”机制，它们分别是礼仪性静默（教养）、社会习惯的不语（禁忌）和政治性的沉默（政治正确），它们是在不同“压力”下形成的。
　　静默是一种自我节制，这种“礼节性的压抑”（polite repression）是社会交际习俗性的规范，是民间生活传统的一部分，并不是由政府权力或其他公共权威体制来规范的。作为交谈礼仪的一部分，礼节性的沉默一直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等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巴索（Keith Basso）研究了美国西部阿帕奇（Apachee）部落文化的沉默，他指出，阿帕奇人认为，在许多场合都应该保持静默，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应该是说话的场合。解决冲突，西方人用交谈，阿帕奇人会用沉默不语。
　　奥·斯特贝格（E. Sterberg）在 对冰岛人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冰岛人会在可能有危险的时候保持沉默，而说话几乎总是危险的。”这类似中国人经常说的“祸从口出”。她认为，在冲突时保持沉默是一种“拖延策略”，而且，“说出口的话就再难收回。”这也类似于中国人说的“覆水难收”。不随便表态，不一定因为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而是话一出口，便难以收回。与其说了之后麻烦，还不如干脆别说。说话和花钱一样，虽然一时痛快，但一出去，就回不来了。
　　静默本身可以是一种交流的形式。英国19世纪诗人勃特勒（Martin Tupper）说，“适时的沉默比说话更雄辩。”当然，这不一定是指文学创作中所运用的那种尽在不言之中的沉默。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说，交谈的礼仪是“一种公共的安排，让人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说话，什么时候应该沉默”。语言学家称此为“社会体制性不语”或群体决定的沉默。
　　交际中的沉默经常会伴随不同手势和面部表情，因此具有足够的表意作用，表达的是热情、冷淡、亲密、疏远、客气或敌意等等。不同人士对交际中的沉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中世纪法国神学家和诗人德·里尔（Alain de Lille）称沉默寡言为傲慢无礼，萧伯纳则称沉默是“最完美的鄙夷表现”。法国作家德·梅内（Chevalier de Méré）说，沉默不语是“一个大毛病”，另一位法国作家德·拉罗什富科（Duc de la Rochefoucauld）则主张，“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
　　礼仪性静默需要知道什么场合不该出声（如庙宇、博物馆、剧院、图书馆），对谁不要作声（如皇帝或逝者），如何用静默表示敬畏（对神、统治者，为官员出行开道的“肃静”“回避”），谁应该少言寡语（公婆面前的媳妇、主人面前的奴仆）。
　　有时候，个人之间的礼仪性沉默（合宜或得体）与群体和社会的习俗沉默（禁忌、规矩）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于是形成某种集体性沉默。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称此为“沉默的合谋”（conspiracy of silence）。例如，西西里岛上的“缄默”规则要求族群内部的事情不对外人谈起。黑帮和党派也有类似的规矩，称为“纪律”或“党性”，惩处破规者比对敌人还要凶狠，是一种靠恐惧和合谋来维持的沉默。
　　沉默经常是一种令对手害怕的威胁方式和压制对手的震慑手段。美国人类学家吉色南（Michael Gilsenan）曾记下一位械斗者的话：“他什么都不说，沉默真叫人害怕。”什么都不说往往比大声谩骂、肆意宣泄更为可怕，即所谓的“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具有攻击性的集体（如军队、秘密警察）为了保护震慑和威吓的势能，都一定会有严格的噤声保密纪律。
　　麦克康夫莱（E. McCumfrey）指出，“沉默是宗教最本质的因素之一。”与其他形式的礼仪性沉默一样，宗教沉默经常不是负面的，而是有正面的意义。宗教沉默是一种对神的敬畏和虔诚，是在内心倾听神旨的方式，由于说话无法表达心灵和精神的至深感受，所以缄默不语。《道德经》的“大音希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的“凡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也都可以作宗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