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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曾于1986年6月25日至1989年11月4日期间出任文化部长。他的“三联画”式的作品《十字架上》(1988)所展示和分析的主题是耶稣的生活、教义和受难。以及被误认是圣约翰所作的《启示录》的天启部分。
像“三联画”一词所暗示的,作品包含三个部分、九个章节。最后一章涉及了圣约翰的《启示录》,同时也是这部小说最具谐拟(Parody)色彩的部分。在其结尾王蒙用拼贴画式的文字描绘了他眼中的现实。荒诞不经的笑料无处不在,而按照王蒙的自述,“荒诞的笑正是对荒诞生活的一种抗议。”
相较小说中大段对耶稣基督的生活、教义和受难的描写而言,王蒙似乎对天启注力甚少,甚至看起来就像是“急就章”。《圣经》中最令人惊叹的作品竟被如此轻率处理!然而这可能正是对其最有效的处理手法——表现出原本至为严肃的“天启”在我们时代,究竟是如何被反转理解的。
为何王蒙对更具文学性的耶稣的复活主题兴趣索然?这里有一个简单解释: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尚未发现一部作品关注过基督死后的世界状况。中国作家似乎对此题材不感兴趣。在《启示录》中,耶稣的再次降临,带来的却是末日审判和大毁灭。“千禧年”在公元之后(耶稣诞生之后——译者注)的早期基督教教义中意义重大,有时还成为对社会混乱和政局动荡的解释来源。
王蒙的“拟《新约-启示录》”可谓是一部“元小说”(metafictionl。这种文学样式借助谐拟等手段将现实世界“小说化”,并最终实现文本的“创造”和“批评”功能。正如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指出的那样:
当某种表现形式僵化之后,它只能传达有限的甚至是无关的含义,“谐拟”通过颠覆这种已经僵化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平衡,更新、维护了形式和它所能表达意义之间的张力。传统形式的破裂展现了一种自动化过程:当一种内容完全占据一种形式时,这种形式因之就会变得凝固、瘫痪,而最终失去本来的艺术表现力。因此。谐拟的批评功能可以发现哪种形式对应哪种内容,而谐拟的创造功能则能将形式和内容的人为对应关系从当代艺术表达的限制之中解放出来。
一
王蒙写作这篇文学“三联画”的其他八章时,也用到了谐拟这一手法。但是它们不像“拟《新约·启示录》”那样具有鲜明的元小说色彩。在这一章里,四部福音书、先知、哥林多后书、苏联和波兰著作、中国现代和古代的作家作品等等四方杂处。成为王蒙创作和思考的资源。在这小说的最后一章中,除了没有提及约翰“达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信,王蒙使用了启示录的开头,而在结尾处则加入《西游记》的一些内容。
王蒙在写作这一章时面前很有可能打开了《启示录》。对同样涉及到的《西游记》,则仅凭着他的片断记忆、“创造”能力和“批评”精神对其进行了复写,赋予它的故事以新的内容和意义。下面列出《启示录》与王蒙作品中对应的句子。
约翰: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
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
的仆人约翰。
王蒙:
基督差遣天使向他的仆人约翰显示这些启
示,读这本书的人有福了!相信这些事并从中得
出谦逊的结论的人有福了!
约翰的启示录第五章这样开始: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
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
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
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
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
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
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
七灵,奉差遣往昔天下去的。
王蒙的拟作则是:
我看见坐宝座的人的右手托着经书,经书内
外写满了英、法、中、俄、西(班牙)、德、阿(拉伯)、
土(耳其)文字。用七个金印把经书封得严严实实。
我又看见托塔李天王大声宣布:“有谁有资格享
受这些书卷呢?天上、地上、地下、外层空间与外星
人中,没有什么人配打开这些书卷的,没有什么
人配懂得这些书卷的……”
人们哭泣起来。于是,长老中的一位长者
说:“不要哭了,以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全能
的主的名义,请女士们与先生们注意,从地球村
东半村华人社会中涌现的牛魔王阁下已经打开
了书,它揭开了七个金印!”
启示录中描绘了“大力的天使”站在“全能的主”的右手上,在王蒙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神魔范畴,它更多和地狱而不是天国相联。文中的托塔李天王原型是印度神话中的多闻天:“多闻天即俱吠哕,是阎浮提的守护神;最初是魔的首领,后来成为财神,北方的守护者”,同时他也是夜叉王,食人血的魔。在王蒙笔下,代替可打开书卷的“被杀过的羔羊”的是牛魔王——中国神话中著名的魔鬼。和托塔李天王一样,牛魔王也来自吴承恩的小说,但他比李天王的名气更大,因为他和孙悟空有紧密的关系,而孙悟空则是小说中世俗力量(包括人类)的主要代表。在《西游记》特别的神话框架中,他是佛一道天国和俗世地狱间的调停者。孙悟空的原型是蚁垤所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在《西游记》里,孙悟空被尊称为“大圣”。而作为牛魔王的“结义兄弟”,他和牛魔王被弃的妻子相处时很有分寸。在吴承恩笔下,孙悟空变化为牛魔王,“男儿立节放襟怀”,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罗刹或罗刹斯)则“酥胸半露松金钮”。但接下来,孙悟空的行为仍切合基督教禁欲的观念,他甚至保有精神上的自律,并无基督通过福音书所指出的那种罪念:“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牛魔王和用自己的血救赎人类的基督完全不同。但在王蒙那里,牛魔王像基督一样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作为一方的魔王,他本已相当富有,但由于对财富(和欢愉)的贪婪,他离开了铁扇公主,和另一个妖女玉面公主一起生活。玉面公主着迷于牛魔王的魔力,给了他很多财产(包括身体)。在约翰的启示录中,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按:阿拉法和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王蒙著作中,牛魔王和基督一样,在启示的过程中跨越了几个位格。不必说,王蒙的这种写法,是对中国80年代时代要求的自然反应,有其社会、政治和文学上的合理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最多变的欧美文学中经常出现那种“天启”。可以参看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希尔(Louis S6bastienMercier)(740-1814)、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等人作品中的那些特定的描写。毫无疑问,王蒙式的“天启”中既包含着对旧世界的暴力摧毁,也有对新秩序(王蒙对“新秩序”只是一笔带过,对之明显信心不足)的建立的双重内涵。这种新旧交替所催生的断裂感,也许是我们所处的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时代体验了。
“天启”来自希腊语apokalyptein(去展示或去揭开——译者注)。例如神晓谕以赛亚,要他赤身露体。这暗示了他书中的内容: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
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
羞。
这里,以赛亚试图“展示”敌人犹大及耶路撒冷的世界,捎带提及他们自己充满了不公和缺陷的世界。虽然身处不同的状况,他的追随者约翰想要做的是同样的事。
在圣约翰的基础上,王蒙“创造性”和“批评性”地重现了《启示录》的第6章1到8节的内容——前四个封印的打开过程。在王蒙写作这个作品之前的490年,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tirer)在他的伟大的木刻中展示了启示录的这个核心涵义。王蒙用“四头牛”来“模仿”《启示录》和丢勒画中的“四个骑士”,这四头牛一起构成了牛魔王的后现代变形。
“天启”中的预言是沉重且悲惨的:“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而我们在王蒙小说中却看到的是第一头公牛带有唯我色彩的言语的宣泄:它认为自己永恒存在,并无所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作家,把基督或神比作牛魔王难道不是充满反讽意味的观察吗?无论如何,圣约翰的天启的风格和基督传达的话语远比牛魔王口中的言语更悲伤和绝望。“我的祖上,是真正的牛魔王!”第一头公牛说道:“我的原配太太是赫赫有名的铁扇公主!铁扇公主曾经在国际星际选美赛上被提名为艳后!只是由于我们不忍心给评选委员送小牛肉汤喝才未正式加冕!而她的三围比例是9:1:13,您上哪儿找去?玛丽莲·梦露也不灵啊!……”他的演说以虽荒唐但却意味深长的话结束:“我的祖上就是我!”
圣经中第二个“活物”召唤出来的是“第二个骑士”:“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王蒙表现了第二头牛的一连串洋洋得意的自夸,它认为自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拯救万物。虽然陷入了一种荒谬的状况,但它的自诩却是拯救而非毁灭:“除了我,谁能拯救罗马,谁能拯救巴比伦,谁能拯救雅典和马达加斯加?我能够预报地震,我能够预防火灾,早在重庆飞机失事以前我已经指出,航空管理处存在着问题!早在波斯湾出现紧张局势以前,我已经揭露了海湾国家间的矛盾的危险性!我可以防止星球大战,我能教会正当的正确的最佳的做爱方式并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艾滋病!……”这一堆荒唐的自夸的顶点是这头牛提出了必不可缺的条件:“但只要听我的,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便是愚蠢横蛮智力退化别有用心!”
这里,魔鬼救世主(salvator mundi)和宣称能够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全能的魔鬼公牛的声音混合在了一起。全能的魔(上帝的对立面)在第三头牛的化身中变成了弥勒佛(未来佛)的对立面:过去已成过去,现在倒什么都不是,一切则都属于明天;到明天时,所有的牛都会进入天堂“明天将不需要耕地而燕麦将成垄成行排成长队碎如粉末吸入我们的重瓣胃,明天我们将长出翅膀,与波音七四七颉颃赛飞!明天我们将征服大海,龙王亲自向我们献花篮并且把它老龙家的十六个女儿分配给我们……只有跟着我才有明天!”可它提出的,进入这个世俗天堂的先决条件,却比第二头公牛更加苛刻:“目有旁瞬的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头牛的狂言使我们想起西游记中的情节。牛魔王中断了和玉面公主的温存之后,到水下的龙宫享乐,龙宫里有龙女“头簪金风翘”,“吃的是,天厨八宝珍羞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酝醪”。齐天大圣孙悟空则趁乱溜人龙宫盗走了他的坐骑金睛兽,来至铁扇公主的洞府,化成牛魔王的模样,对他妻子摆出了温柔的诱引姿态。这些情景和王蒙小说中第三头牛的发言一起。与启示录中第三个封印被打开后的情景形成了对比:“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早期基督教作家总在强调饥饿的威胁和“将必要快成的事”的悲惨状况,而“中国社会”中魔鬼的形象和基督教中则是如此迥然有别。
在启示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个骑士”的出场。关于他以及整个人类的描写是整个启示录中最感人的部分。其他骑士(或许除了第一位骑士)是一种象征或者寓言。他们象征了残酷的打击、狂暴的力量、社会的不公与饥荒。而最后一个骑士却直接表征了人类的死亡: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
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
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丢勒把“第四个骑士”安置在画的前面,是为了突出死亡,在一个充斥着农民战争、黑死病和梅毒的时代中沉重的死亡。
我附上了王蒙小说中第四头牛的全部发言。因为这段话不仅是王蒙的启示录中的顶点,还是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至少对于迄今为止我读到的王蒙的作品来说)的顶点:
快走吧快走吧!让我们调动工作到牛的王国
去吧!只要坐上三天三夜火车三天三夜汽车三天
三夜飞机三天三夜轮船再加三天三夜多级弹道火
箭,我们就会到达牛的王国!到达那里以后就会发
现,那里的巡捕衙役全是牛而人关在畜栏里!屠宰
场上不再用人宰牛而是牛宰人!田地里不是牛拉
犁而是人拉犁虎拉犁猫拉犁而牛兄牛弟坐在地头
喝人头马白兰地!不是人考“托福”而是牛考“托
福”,凡是考中的一律送牛津大学博士生院!那时
的奥林匹克大会全部由牛当裁判!那时的交响乐
才盖帽呢!动牛肺腑,感牛泪下!那时的文学刊物
上发表的全是牛小说牛诗歌牛评论,到那时候我
将抛出我的孕育多年的震聋发聩的学术论文《红
烧与清炖哪个好?》,我将被推崇为独一无二的思
想家……由于牛的影响连人都长出了牛角!
这段话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在1990年当我试图评价这部分时,我写下的是“更深层的意义无需分析”。
王蒙在文中创造这个牛魔王的形象或可视作基督的负面镜像。耶稣的高尚德性、神圣性与伟大智慧,唤起的是人们的爱、谦卑、敬畏和宽恕之心;而在小说中,牛魔王无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憎恨、自傲、无以复加的愚蠢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头牛”虽然是一个恶魔的不同化身,当“吹完之后”,它们开始“互相吹”,后来在“吹完后又互相顶斗起来,互相揭露儿时丑行并认为对方应该先挨一刀”。争执的时间越久,它们变得越恶毒,它们互相把角顶入对方的胃、后臀、脖颈、甚至心脏:在无以名 状的暴怒中它们试图杀死对方。但这“四头牛”不用藏在洞穴和岩石中,不用去乞求:“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它们在荒诞不经的相互憎恶中毁灭了自己。
三
自70年代后期起,作为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的“荒诞的笑”成为王蒙创作信条的一部分。除了“荒诞的笑”,王蒙的另一个典型论断是:“荒诞的处境造就了荒诞的心境。”很难判断到底是“处境”(特别是外国文学)中的哪些成分促成了王蒙小说中不断隐现这些“荒诞的”质素。但显而易见的是,荒诞的笑首先和荒诞本身有关。奥托·百斯特(Otto F.Best)曾指出,荒诞主要来自一些知识分子的著作,这些人认为有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产生荒诞。
荒诞在文学史和哲学史中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代。赫尔曼·莱希(Hermann Reich)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戏剧古籍碎片中重新发现了滑稽哑剧(原文为mimus),拉丁语,英语中的对应词为mime。——译者注)中的愚人形象。稍后,它愆化为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中的丑角阿莱希努(Arlecchino),和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著名的小丑,比如《威尼斯商人》中的朗斯洛特·高波(Lancelot Gobbo)。20世纪的文学家对于“荒诞”的书写,始于50年代兴起的荒诞戏剧,集中体现在60年代美国“黑色幽默”派小说之中。
至少有两人在批评著作中指出了王蒙这种“荒诞的笑”的起源:《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武庆云认为他直接受到了美国黑色幽默的影响,鲁兹·毕格(Lutz Bieg)则据副标题推断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推动了他写作这篇小说。武庆云的推断或许不太切实,因为我们对王蒙于写作此文之前读过多少美国文学作品不得而知。但自1963年至1979年间,他就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中间,倒是极有可能熟知新疆民间传说中的“黑色幽默”大师、智者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的名字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和土耳民间口头文学家纳斯列丁·霍加(Nasreddin Hoca)联系在一起,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物。一方面,纳斯列丁的幽默和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或者好兵帅克(JosephSchweik)以及“四头牛”式的“荒诞的笑”确实有着质的差异。但在另一方面,聪明的霍加、跛脚的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的趣闻轶事则显示了两种戏谑的相似性:都包含着对专权暴行不动声色的讽刺。在面对假作公正实则残酷的“哈里发”(Padishah)帖木儿时,纳斯列丁是一个能够巧妙回答君主刁钻问题的宫廷小丑。帖木儿曾问众人:“你们说说看,我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不管是回答公正还是不公正的人最后都遭致了杀身之祸。而纳斯列丁的回答则让他满意:“陛下,我们才是不公正的,而您。则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给我们委派的正义之剑。”在“牛魔王”横行的当代,人们找到另一种方式——谐拟——来表现这些手握绝对权力之人的此类“美德”。
四
在描绘了“四头牛”后现代式的“诸神的末日”(Ragnarok)之后,王蒙简单模仿了《启示录》中下列章节中的句子:第13章第l节、第9节和10节,第16章的第1节,以及第22章的1到5节和第21节。其中,有一处使用了《启示录》第22章的1到2节:
天使又指示我看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还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一样果子。树上的叶子能医治万民!
王蒙说,这种树的功效来自李时珍(1518-1598)的《本草纲目》。这显见又是一个谐拟。甚或可以说,在王蒙这篇短章中,似乎到处都带谐拟成分和反崇高色彩。“四头牛”的厮杀,也并不意味着荒诞生活的终结,仅给其带来些许改变而已。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仍保留了一些“牛的王国”里“四头牛”的残留。如果王蒙想要为读者提供别一种选择,他应该转向一种更为广阔和有力的社会、政治批评。如果生活是荒诞的,那么世界一定会丧失其绝对可信的支柱: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文学世界里,世界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同时都被质疑,作家除了向读者展示事物完全荒诞、疏离的状态之外,似乎种种坚固之物都变成了多余的了。如果要相信这样一篇模仿《启示录》的文章能够降福给人类,那将意味着读者和“第四头牛”一样愚不可及。
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宣布“上帝死了”,很多人信奉他的话,像《哈姆雷特》里的马赛洛那样,相信“丹麦将有恶事发生”。尼采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了一百多年,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传至中国。这里我们无需讨论尼采这一癫狂的表述是否明智。至少在王蒙那里,他认定应由一个智慧的疯人来“揭开七个封印”。与前述纳斯列丁·霍加的逻辑类同,王蒙没有把人类的命运交到神的手中,而是交到了恶魔的手中。
但我们仍可将王蒙理解为基督的“仆人”。在这篇长仅三页的短文中,他向读者展示了世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巨变。生活在北京的王蒙和待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的约翰都宣布:“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作为一个部长(在拉丁语中也有“仆人”之意),王蒙对他的同胞说:“相信这些事并从中得出谦逊的结论的人有福了!”此外,人们应能体味出小说中“野兽的数量”所影射的对象及它内蕴的批判意义。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像“三联画”一词所暗示的,作品包含三个部分、九个章节。最后一章涉及了圣约翰的《启示录》,同时也是这部小说最具谐拟(Parody)色彩的部分。在其结尾王蒙用拼贴画式的文字描绘了他眼中的现实。荒诞不经的笑料无处不在,而按照王蒙的自述,“荒诞的笑正是对荒诞生活的一种抗议。”
相较小说中大段对耶稣基督的生活、教义和受难的描写而言,王蒙似乎对天启注力甚少,甚至看起来就像是“急就章”。《圣经》中最令人惊叹的作品竟被如此轻率处理!然而这可能正是对其最有效的处理手法——表现出原本至为严肃的“天启”在我们时代,究竟是如何被反转理解的。
为何王蒙对更具文学性的耶稣的复活主题兴趣索然?这里有一个简单解释: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尚未发现一部作品关注过基督死后的世界状况。中国作家似乎对此题材不感兴趣。在《启示录》中,耶稣的再次降临,带来的却是末日审判和大毁灭。“千禧年”在公元之后(耶稣诞生之后——译者注)的早期基督教教义中意义重大,有时还成为对社会混乱和政局动荡的解释来源。
王蒙的“拟《新约-启示录》”可谓是一部“元小说”(metafictionl。这种文学样式借助谐拟等手段将现实世界“小说化”,并最终实现文本的“创造”和“批评”功能。正如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指出的那样:
当某种表现形式僵化之后,它只能传达有限的甚至是无关的含义,“谐拟”通过颠覆这种已经僵化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平衡,更新、维护了形式和它所能表达意义之间的张力。传统形式的破裂展现了一种自动化过程:当一种内容完全占据一种形式时,这种形式因之就会变得凝固、瘫痪,而最终失去本来的艺术表现力。因此。谐拟的批评功能可以发现哪种形式对应哪种内容,而谐拟的创造功能则能将形式和内容的人为对应关系从当代艺术表达的限制之中解放出来。
一
王蒙写作这篇文学“三联画”的其他八章时,也用到了谐拟这一手法。但是它们不像“拟《新约·启示录》”那样具有鲜明的元小说色彩。在这一章里,四部福音书、先知、哥林多后书、苏联和波兰著作、中国现代和古代的作家作品等等四方杂处。成为王蒙创作和思考的资源。在这小说的最后一章中,除了没有提及约翰“达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信,王蒙使用了启示录的开头,而在结尾处则加入《西游记》的一些内容。
王蒙在写作这一章时面前很有可能打开了《启示录》。对同样涉及到的《西游记》,则仅凭着他的片断记忆、“创造”能力和“批评”精神对其进行了复写,赋予它的故事以新的内容和意义。下面列出《启示录》与王蒙作品中对应的句子。
约翰: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
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
的仆人约翰。
王蒙:
基督差遣天使向他的仆人约翰显示这些启
示,读这本书的人有福了!相信这些事并从中得
出谦逊的结论的人有福了!
约翰的启示录第五章这样开始: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
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
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
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
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
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
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
七灵,奉差遣往昔天下去的。
王蒙的拟作则是:
我看见坐宝座的人的右手托着经书,经书内
外写满了英、法、中、俄、西(班牙)、德、阿(拉伯)、
土(耳其)文字。用七个金印把经书封得严严实实。
我又看见托塔李天王大声宣布:“有谁有资格享
受这些书卷呢?天上、地上、地下、外层空间与外星
人中,没有什么人配打开这些书卷的,没有什么
人配懂得这些书卷的……”
人们哭泣起来。于是,长老中的一位长者
说:“不要哭了,以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全能
的主的名义,请女士们与先生们注意,从地球村
东半村华人社会中涌现的牛魔王阁下已经打开
了书,它揭开了七个金印!”
启示录中描绘了“大力的天使”站在“全能的主”的右手上,在王蒙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神魔范畴,它更多和地狱而不是天国相联。文中的托塔李天王原型是印度神话中的多闻天:“多闻天即俱吠哕,是阎浮提的守护神;最初是魔的首领,后来成为财神,北方的守护者”,同时他也是夜叉王,食人血的魔。在王蒙笔下,代替可打开书卷的“被杀过的羔羊”的是牛魔王——中国神话中著名的魔鬼。和托塔李天王一样,牛魔王也来自吴承恩的小说,但他比李天王的名气更大,因为他和孙悟空有紧密的关系,而孙悟空则是小说中世俗力量(包括人类)的主要代表。在《西游记》特别的神话框架中,他是佛一道天国和俗世地狱间的调停者。孙悟空的原型是蚁垤所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在《西游记》里,孙悟空被尊称为“大圣”。而作为牛魔王的“结义兄弟”,他和牛魔王被弃的妻子相处时很有分寸。在吴承恩笔下,孙悟空变化为牛魔王,“男儿立节放襟怀”,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罗刹或罗刹斯)则“酥胸半露松金钮”。但接下来,孙悟空的行为仍切合基督教禁欲的观念,他甚至保有精神上的自律,并无基督通过福音书所指出的那种罪念:“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牛魔王和用自己的血救赎人类的基督完全不同。但在王蒙那里,牛魔王像基督一样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作为一方的魔王,他本已相当富有,但由于对财富(和欢愉)的贪婪,他离开了铁扇公主,和另一个妖女玉面公主一起生活。玉面公主着迷于牛魔王的魔力,给了他很多财产(包括身体)。在约翰的启示录中,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按:阿拉法和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王蒙著作中,牛魔王和基督一样,在启示的过程中跨越了几个位格。不必说,王蒙的这种写法,是对中国80年代时代要求的自然反应,有其社会、政治和文学上的合理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最多变的欧美文学中经常出现那种“天启”。可以参看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希尔(Louis S6bastienMercier)(740-1814)、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等人作品中的那些特定的描写。毫无疑问,王蒙式的“天启”中既包含着对旧世界的暴力摧毁,也有对新秩序(王蒙对“新秩序”只是一笔带过,对之明显信心不足)的建立的双重内涵。这种新旧交替所催生的断裂感,也许是我们所处的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时代体验了。
“天启”来自希腊语apokalyptein(去展示或去揭开——译者注)。例如神晓谕以赛亚,要他赤身露体。这暗示了他书中的内容:
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
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
羞。
这里,以赛亚试图“展示”敌人犹大及耶路撒冷的世界,捎带提及他们自己充满了不公和缺陷的世界。虽然身处不同的状况,他的追随者约翰想要做的是同样的事。
在圣约翰的基础上,王蒙“创造性”和“批评性”地重现了《启示录》的第6章1到8节的内容——前四个封印的打开过程。在王蒙写作这个作品之前的490年,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tirer)在他的伟大的木刻中展示了启示录的这个核心涵义。王蒙用“四头牛”来“模仿”《启示录》和丢勒画中的“四个骑士”,这四头牛一起构成了牛魔王的后现代变形。
“天启”中的预言是沉重且悲惨的:“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而我们在王蒙小说中却看到的是第一头公牛带有唯我色彩的言语的宣泄:它认为自己永恒存在,并无所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作家,把基督或神比作牛魔王难道不是充满反讽意味的观察吗?无论如何,圣约翰的天启的风格和基督传达的话语远比牛魔王口中的言语更悲伤和绝望。“我的祖上,是真正的牛魔王!”第一头公牛说道:“我的原配太太是赫赫有名的铁扇公主!铁扇公主曾经在国际星际选美赛上被提名为艳后!只是由于我们不忍心给评选委员送小牛肉汤喝才未正式加冕!而她的三围比例是9:1:13,您上哪儿找去?玛丽莲·梦露也不灵啊!……”他的演说以虽荒唐但却意味深长的话结束:“我的祖上就是我!”
圣经中第二个“活物”召唤出来的是“第二个骑士”:“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王蒙表现了第二头牛的一连串洋洋得意的自夸,它认为自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拯救万物。虽然陷入了一种荒谬的状况,但它的自诩却是拯救而非毁灭:“除了我,谁能拯救罗马,谁能拯救巴比伦,谁能拯救雅典和马达加斯加?我能够预报地震,我能够预防火灾,早在重庆飞机失事以前我已经指出,航空管理处存在着问题!早在波斯湾出现紧张局势以前,我已经揭露了海湾国家间的矛盾的危险性!我可以防止星球大战,我能教会正当的正确的最佳的做爱方式并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艾滋病!……”这一堆荒唐的自夸的顶点是这头牛提出了必不可缺的条件:“但只要听我的,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便是愚蠢横蛮智力退化别有用心!”
这里,魔鬼救世主(salvator mundi)和宣称能够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全能的魔鬼公牛的声音混合在了一起。全能的魔(上帝的对立面)在第三头牛的化身中变成了弥勒佛(未来佛)的对立面:过去已成过去,现在倒什么都不是,一切则都属于明天;到明天时,所有的牛都会进入天堂“明天将不需要耕地而燕麦将成垄成行排成长队碎如粉末吸入我们的重瓣胃,明天我们将长出翅膀,与波音七四七颉颃赛飞!明天我们将征服大海,龙王亲自向我们献花篮并且把它老龙家的十六个女儿分配给我们……只有跟着我才有明天!”可它提出的,进入这个世俗天堂的先决条件,却比第二头公牛更加苛刻:“目有旁瞬的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头牛的狂言使我们想起西游记中的情节。牛魔王中断了和玉面公主的温存之后,到水下的龙宫享乐,龙宫里有龙女“头簪金风翘”,“吃的是,天厨八宝珍羞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酝醪”。齐天大圣孙悟空则趁乱溜人龙宫盗走了他的坐骑金睛兽,来至铁扇公主的洞府,化成牛魔王的模样,对他妻子摆出了温柔的诱引姿态。这些情景和王蒙小说中第三头牛的发言一起。与启示录中第三个封印被打开后的情景形成了对比:“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早期基督教作家总在强调饥饿的威胁和“将必要快成的事”的悲惨状况,而“中国社会”中魔鬼的形象和基督教中则是如此迥然有别。
在启示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个骑士”的出场。关于他以及整个人类的描写是整个启示录中最感人的部分。其他骑士(或许除了第一位骑士)是一种象征或者寓言。他们象征了残酷的打击、狂暴的力量、社会的不公与饥荒。而最后一个骑士却直接表征了人类的死亡: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
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
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丢勒把“第四个骑士”安置在画的前面,是为了突出死亡,在一个充斥着农民战争、黑死病和梅毒的时代中沉重的死亡。
我附上了王蒙小说中第四头牛的全部发言。因为这段话不仅是王蒙的启示录中的顶点,还是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至少对于迄今为止我读到的王蒙的作品来说)的顶点:
快走吧快走吧!让我们调动工作到牛的王国
去吧!只要坐上三天三夜火车三天三夜汽车三天
三夜飞机三天三夜轮船再加三天三夜多级弹道火
箭,我们就会到达牛的王国!到达那里以后就会发
现,那里的巡捕衙役全是牛而人关在畜栏里!屠宰
场上不再用人宰牛而是牛宰人!田地里不是牛拉
犁而是人拉犁虎拉犁猫拉犁而牛兄牛弟坐在地头
喝人头马白兰地!不是人考“托福”而是牛考“托
福”,凡是考中的一律送牛津大学博士生院!那时
的奥林匹克大会全部由牛当裁判!那时的交响乐
才盖帽呢!动牛肺腑,感牛泪下!那时的文学刊物
上发表的全是牛小说牛诗歌牛评论,到那时候我
将抛出我的孕育多年的震聋发聩的学术论文《红
烧与清炖哪个好?》,我将被推崇为独一无二的思
想家……由于牛的影响连人都长出了牛角!
这段话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在1990年当我试图评价这部分时,我写下的是“更深层的意义无需分析”。
王蒙在文中创造这个牛魔王的形象或可视作基督的负面镜像。耶稣的高尚德性、神圣性与伟大智慧,唤起的是人们的爱、谦卑、敬畏和宽恕之心;而在小说中,牛魔王无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憎恨、自傲、无以复加的愚蠢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头牛”虽然是一个恶魔的不同化身,当“吹完之后”,它们开始“互相吹”,后来在“吹完后又互相顶斗起来,互相揭露儿时丑行并认为对方应该先挨一刀”。争执的时间越久,它们变得越恶毒,它们互相把角顶入对方的胃、后臀、脖颈、甚至心脏:在无以名 状的暴怒中它们试图杀死对方。但这“四头牛”不用藏在洞穴和岩石中,不用去乞求:“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它们在荒诞不经的相互憎恶中毁灭了自己。
三
自70年代后期起,作为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的“荒诞的笑”成为王蒙创作信条的一部分。除了“荒诞的笑”,王蒙的另一个典型论断是:“荒诞的处境造就了荒诞的心境。”很难判断到底是“处境”(特别是外国文学)中的哪些成分促成了王蒙小说中不断隐现这些“荒诞的”质素。但显而易见的是,荒诞的笑首先和荒诞本身有关。奥托·百斯特(Otto F.Best)曾指出,荒诞主要来自一些知识分子的著作,这些人认为有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产生荒诞。
荒诞在文学史和哲学史中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代。赫尔曼·莱希(Hermann Reich)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戏剧古籍碎片中重新发现了滑稽哑剧(原文为mimus),拉丁语,英语中的对应词为mime。——译者注)中的愚人形象。稍后,它愆化为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中的丑角阿莱希努(Arlecchino),和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著名的小丑,比如《威尼斯商人》中的朗斯洛特·高波(Lancelot Gobbo)。20世纪的文学家对于“荒诞”的书写,始于50年代兴起的荒诞戏剧,集中体现在60年代美国“黑色幽默”派小说之中。
至少有两人在批评著作中指出了王蒙这种“荒诞的笑”的起源:《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武庆云认为他直接受到了美国黑色幽默的影响,鲁兹·毕格(Lutz Bieg)则据副标题推断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推动了他写作这篇小说。武庆云的推断或许不太切实,因为我们对王蒙于写作此文之前读过多少美国文学作品不得而知。但自1963年至1979年间,他就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中间,倒是极有可能熟知新疆民间传说中的“黑色幽默”大师、智者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的名字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和土耳民间口头文学家纳斯列丁·霍加(Nasreddin Hoca)联系在一起,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物。一方面,纳斯列丁的幽默和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或者好兵帅克(JosephSchweik)以及“四头牛”式的“荒诞的笑”确实有着质的差异。但在另一方面,聪明的霍加、跛脚的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的趣闻轶事则显示了两种戏谑的相似性:都包含着对专权暴行不动声色的讽刺。在面对假作公正实则残酷的“哈里发”(Padishah)帖木儿时,纳斯列丁是一个能够巧妙回答君主刁钻问题的宫廷小丑。帖木儿曾问众人:“你们说说看,我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不管是回答公正还是不公正的人最后都遭致了杀身之祸。而纳斯列丁的回答则让他满意:“陛下,我们才是不公正的,而您。则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给我们委派的正义之剑。”在“牛魔王”横行的当代,人们找到另一种方式——谐拟——来表现这些手握绝对权力之人的此类“美德”。
四
在描绘了“四头牛”后现代式的“诸神的末日”(Ragnarok)之后,王蒙简单模仿了《启示录》中下列章节中的句子:第13章第l节、第9节和10节,第16章的第1节,以及第22章的1到5节和第21节。其中,有一处使用了《启示录》第22章的1到2节:
天使又指示我看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还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一样果子。树上的叶子能医治万民!
王蒙说,这种树的功效来自李时珍(1518-1598)的《本草纲目》。这显见又是一个谐拟。甚或可以说,在王蒙这篇短章中,似乎到处都带谐拟成分和反崇高色彩。“四头牛”的厮杀,也并不意味着荒诞生活的终结,仅给其带来些许改变而已。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仍保留了一些“牛的王国”里“四头牛”的残留。如果王蒙想要为读者提供别一种选择,他应该转向一种更为广阔和有力的社会、政治批评。如果生活是荒诞的,那么世界一定会丧失其绝对可信的支柱: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文学世界里,世界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同时都被质疑,作家除了向读者展示事物完全荒诞、疏离的状态之外,似乎种种坚固之物都变成了多余的了。如果要相信这样一篇模仿《启示录》的文章能够降福给人类,那将意味着读者和“第四头牛”一样愚不可及。
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宣布“上帝死了”,很多人信奉他的话,像《哈姆雷特》里的马赛洛那样,相信“丹麦将有恶事发生”。尼采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了一百多年,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传至中国。这里我们无需讨论尼采这一癫狂的表述是否明智。至少在王蒙那里,他认定应由一个智慧的疯人来“揭开七个封印”。与前述纳斯列丁·霍加的逻辑类同,王蒙没有把人类的命运交到神的手中,而是交到了恶魔的手中。
但我们仍可将王蒙理解为基督的“仆人”。在这篇长仅三页的短文中,他向读者展示了世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巨变。生活在北京的王蒙和待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的约翰都宣布:“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作为一个部长(在拉丁语中也有“仆人”之意),王蒙对他的同胞说:“相信这些事并从中得出谦逊的结论的人有福了!”此外,人们应能体味出小说中“野兽的数量”所影射的对象及它内蕴的批判意义。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