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超级中学掐尖扰乱教育生态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育》记者：您如何看待超级中学的高考升学率？
　　杨东平：超级中学的办学成就，主要来自其垄断性的办学地位，集中了省内的优秀教师和优质生源，并不是什么秘密。据报道，衡水中学2015年被北大清华录取115名学生，2013年是104名，而它的在校生规模是8000人，应届毕业生约2600人。让我们看看另一组数据：2015年，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共有620名学生参加高考，被北大清华预录50人，其“北清率”比衡水中学高出多少？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民大附中“异军突起”的绝技，却是打政策擦边球，违规在全国范围内掐尖招收高分学生。
　　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得宣传“高考状元”，可宣传攻势却有增无减，直到令人厌恶。省地市县校，层层都有状元，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科科都有状元。有一篇网文的标题是“高考喜报看多了，我的评价就一个词：俗不可耐”。
　　《教育》记者：超级中学是不是真的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杨东平：据北京大学黄晓婷博士对超级中学的定量研究，首先，著名高校在某省的招生名额是基本恒定的，超级中学不会给本地人民带来任何福利方面的改变，它改变的只是这些名额在不同高中的分布。有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据了全省一半以上的著名高校录取名额；1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有30%到50%的录取名额。某省超级中学数量越少，集中度越高，教育生态的失衡也越严重。研究结果支持超级中学会加剧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的观点：数据显示：来自一般中学学生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的8倍左右。而且，超级中学学生的学业和一般中学差异不大。据对大学第一年GPA（绩点）的评价，超级中学学生平均为3.08，仅比一般中学学生高0.08分，优势十分微弱。所以，对于超级中学的办学神话，无需迷信。
　　《教育》记者：公众追捧“高考状元”，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这种追捧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杨东平：对“高考状元”的追捧，背后是对应试教育的迷信和强化，迎合的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陈腐价值，突显的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抓应试教育的政绩，无疑是一种低劣的考试文化。在这套文化操作中，我认为最恶俗的是对“北清率”的宣传。最“优秀”的高中发明了一个新的攀比指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录取人数。近年来，实行重点建设的“985”工程，加剧了高校的等级化和标签化，导致“北清率”的出现。一所高中有一名学生入榜，学校便一步登天，同时伴随来自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重奖。追求“北清率”成为一些地方高中严密布局策划的“系统工程”，不惜劝那些有望“冲顶”的学生冒险放弃填报其他高校，劝已被985高校录取的学生选择复读，给予高额报酬等等，为了给学校“贴金”让教师拿奖金，甚至罔顾学生的权益。
　　李春华：
　　从“黄冈神话不再”看教育改革
　　李春华，上海市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委；上海市嘉定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
　　《教育》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一所高中的办学实力？
　　李春华：可参考的评判标准通常包括师资力量、教育经费投入、重点大学升学率等。不过，有的人更青睐一些比较“俗”的标准，比如每年有多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是否能培养出高考（课程）状元。正因如此，当曾被誉为高中教育“神话”的黄冈中学1999年后再未出过省状元、2007年以后再没拿过国际奥赛奖牌，一些媒体开始高呼：荣耀了近30年的黄冈中学，已经跌下神坛。但是，仅用一些功利的标准衡量一所学校的实力，得出的结论恐怕比较草率。事实上，尽管黄冈中学的尖子生数量有所减少，它依然是湖北乃至全国实力排名靠前的名校，其整体升学率与30年前相比并没有显著下降。
　　《教育》记者：黄冈中学不再辉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春华：媒体分析了几大原因：其一，“黄冈模式”的底色是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这与高考改革的总体思路相悖；其二，2004年各省就已开始分批试点新课程标准改革，但湖北省直到2009年才列入第六批试点；其三，黄冈中学精于对高考全国卷的研究，甚至直接参与阅卷和命题，但分省命题让它失去了话语权；其四，奥赛成绩与高考脱钩，削弱黄冈中学影响力。
　　这些分析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也是黄冈中学在教育改革浪潮中难以回避的转型阵痛。但不容忽视的是，黄冈中学出现没落迹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与武汉、襄阳等地的名校之间的竞争是不对等的。一个地方的教育实力与经济实力息息相关，黄冈中学终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所非省城中学，它难以抵抗武汉等大城市对优质生源、优质师资的“虹吸效应”。
　　《教育》记者：是什么原因让“超级牛校”走下神坛？
　　李春华：黄冈中学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庭贫困，他们过去只需要勤学苦读就有可能实现命运的“逆袭”。这样的黄冈中学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也与素质教育改革目的背道而驰。素质教育培养的无疑是多元的人才，不是“唯分数是论”的一种模式。具体来说，便是要让教育多元发展，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等发展；摆脱唯学历论；建立科学的多元的评价体系，引导学校在关注学生高考学习之外，还要重视生活教育的发展。毕竟，教育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学子，而不是考试的机器。
　　魏勇：
　　超级中学伤害拔尖人才
　　魏勇，特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专家。
　　《教育》记者：为什么在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超级中学模式越有市场？
　　魏勇：落后地区的孩子在想怎么保二（本）争一（本），或者保三（本）争二（本）；大都市的孩子在想究竟要不要去华盛顿大学。落后地区的教师们在想，怎么把踩线生抓上去；大都市的教师在想，怎么保住模拟联合国辩论赛的名次。落后地区的家长在想，全家的命运就在高考这一锤子上了；大都市的家长在想，孩子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从根本上来说，超级中学模式是中国高考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必然结果，是基层教育千锤百炼之后长出的奇葩。 　　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如果把所有的批评加在超级中学模式身上，我认为是不公平的。首先，超级中学是基层教育为了应对高考挑战而被迫采取的措施，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不追责楚王的爱好，只批评宫女谄媚，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教育》记者：请您谈一谈超级中学的利与弊。
　　魏勇：超级中学对于中差生来说，是有相当帮助的，对部分较好的学生也有一定益处。在地方一所重点中学时，我曾经带过一个班。当我在高二接手这个班时，这个班的学生在课堂上有三分之一在打牌，三分之一在睡觉或看漫画，三分之一在听课。一到晚上，学生成群结队去网吧打游戏。去网吧逮人成了我的日常工作，我还不时去派出所把打群架的学生领回来。这就是中国基层许多学校的生态，高度控制和精细化管理的超级中学模式，是地方上大多数家长的共同愿望。
　　说到弊，便不能不提超级中学模式对拔尖人才的伤害。拔尖人才具有以下特点：无须很多次重复和练习，就能比大多数孩子学得快，对常规课程和重复任务感到厌烦；对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感兴趣，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对感兴趣的事情能长时间地高度集中注意力；高度个性化，善于屏蔽与自己的思维、兴趣无关的人和事；发展往往不均衡，极端痴迷某事，极端厌倦另一事。
　　《教育》记者：超级中学这种模式对社会有哪些影响？
　　魏勇：超级中学模式是中国应试教育模式的极端，它把中国应试教育的优点和缺点都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如果超级中学模式不加改变的话，我们将培养出大量中低技术岗位的人才，而这些岗位极有可能在未来被机器人和3D打印机取代，那样，未来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仍然不会在中国。我们要想占据整个世界发展的制高点，要想在科技创新领域赶上美国，就必须在拔尖人才的培养方面抛弃超级中学模式，而向欧美学习。
　　熊丙奇：
　　期待用数据评价超级中学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记者：超级中学一直是公众争议的焦点，赞成方和反对方各执一词，您是批判还是赞成呢？
　　熊丙奇：如果仅围绕理念进行讨论，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之间，就会一直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我国讨论教育问题，眼下最缺的是用强有力的教育数据说话。30年来，我国对应试教育有很多的理论批判，可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跟踪调查数据，来揭示应试教育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究竟如何。
　　我建议，有关研究者可成立联合课题组，立项对衡水中学进行全面跟踪调查，用跟踪调查事实数据说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口水仗。如此才能从以前的经验主义，转向重视科学研究、数据积累，在现在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对教育改革、教育决策极为重要。
　　《教育》记者：有人认为，超级中学为农村底层孩子提供了上升的通道，增加他们上名校的机会，事实是这样吗？
　　熊丙奇：很多人以为超级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生；其实，农村生在超级中学中的比例并不高。来自超级中学、考进名校的农村生，远远少于来自普通中学、考进名校的农村生。这还不能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超级中学的本质吗？
　　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必须坚持理性的教育思维。地方政府、学校因追求功利的教育利益而不顾教育思维。这从利益角度可以理解，而还有很多家长站出来维护超级中学，就令人匪夷所思。假如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的教育思维，那么，政府部门办教育、学校办学，就会更加功利，不会从建设教育良好的生态出发，而会坚持“锦标主义”迎合功利的教育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