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110多万老人而言，如今整个青岛的117家老年公寓能够提供的床位刚刚超过1万张。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这样的“时髦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的同时，政府在养老问题上的压力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大。
　　83岁的庄瑞礼没有回家过年，他在这座青岛市最大的老年公寓里已经住了3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集体生活，排队打饭、排队打针、按时熄灯，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集体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张床铺上发呆。
　　虽然儿女都在青岛市上班，但是，自从3年前老伴去世之后，庄瑞礼就主动要求儿女把自己送来这里，“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他们都要上班。”庄瑞礼说，养老院里的集体生活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
　　最近3年来，庄瑞礼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多。青岛是中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预计到明年，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将达到137万，占总人口的17％。庄瑞礼已经算是个幸运者了，因为这座老年公寓是青岛条件最好，价格最实惠的，面朝大海、背靠浮山，很少能找到这样幽静的养老场所了“如今已经住满了，600多人，外边还有很多人排着队进不来，但估计最近几年都不会有空铺腾出来。”青岛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胡爱华说。
　　整个青岛，各种各样的养老机构已经有117家，但这远远无法满足100多万老人的需求。“一铺难求”的现象在这个城市仍然突出，人们养老观念的革新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城市。
　　
　　这一代老人
　　与国内许多城市相比，青岛的历史算不上悠久，在19世纪末被德国人占领之前，这里仅仅是个小渔村，第一次大发展是在沈鸿烈任市长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段时间里，人口急剧增长，从不足30万到超过50万，如今住在福利院里的老人大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
　　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度过的，能够保命已属幸运；他们的而立之年，中国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个人事业可言；到了国家开始经济建设的时候，他们已近老年；进入新世纪，社会保障的话题终于提上了整个国家的议事日程，但对他们来讲似乎已经赶不上了。
　　他们传统、保守，接受福利院这种到21世纪才在中国大规模出现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各家养老院的走访中，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会选择来福利院养老的时候，绝大部分老人给出的理由几乎都与庄瑞礼相同：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中国老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胡爱华说，来养老院的老人一开始都是被儿女们劝说先来住着试试，不行再搬回去，大部分人住上几个月也就适应了，再加上看到儿女顾不过来，慢慢他们就安心住下了，一直到去世。
　　这一代老人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梦魇，他们通常把自己放得很低，带着令人不忍的自觉的谦卑，不断地体贴退让着。当自觉成为子女的负担时，宁愿在社会边缘寻找一方小小的终老之地。
　　青岛市社会福利院虽然是个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事实上包含了两个机构。福利院副院长李素琴介绍说，一个是社会福利院，专门收养无儿无女无生活来源的老人，一共有200多名，有一部分是奥运会的时候在城里收养来的路边捡破烂的，全部都由国家财政供养；另一个是老年公寓，属赢利性质的经营机构，自收自支，靠收取老人们的床位费维持。
　　老年公寓的收费标准根据房间条件以及服务项目的优劣划分为多种标准，床位费高的需要2000多元，最低要800元，因为是国家投资，这个标准是整个青岛老年公寓行业最低的。“这样做，也是为了能够把青岛市内高、中、低三种阶层的老人尽量都能照顾到。”李素琴说。
　　庄瑞礼的生活在养老院里可以划为中层，住的是950元一个月的房间，他自己有退休金，足以缴纳在这里的各种费用，儿女有正当的工作、稳定的生活，尽管不能与儿女们共同生活，但他已经算是相当幸福。
　　除了养老院，另有一个部队的干休系统也参与解决了部分养老问题。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军休系统相当庞大，13个军队干休所大都分布在青岛最为幽静的依山面海的好地方。由于军队的保障，能在部队退休的老人，晚年相对幸福许多。
　　
　　
　　政府之道
　　相对于110多万老人而言；如今整个青岛的117家老年公寓能够提供的床位刚刚超过1万张，这仍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这样的“时髦观念”取代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成为主流的同时，政府在养老问题上的压力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大。
　　青岛市如今的思路是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老年公寓，政府则将更多的精力和财政用于解决“三无”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经过几年的扶植，如今，117家老年公寓，超过80％都是民营性质。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有些复杂，即使是多出点钱，老人们对于有政府背景的老年公寓也情有独钟。尽管能够提供相对优越的服务，但民营老年公寓仍然是老人们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住在政府开办的老年公寓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各种各样的慰问和演出活动，让这里的老人总能感受到自己没有被社会遗忘，这些软性的优势是民营养老机构无法相比的。这样的需求，让政府投资养老机构有了极大的利润空间。
　　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民营的老年公寓经营者就抱怨，各级政府部门对于盈利性质的老年公寓的投资冲动越来越强，这是不平等的竞争，让他们的生意很难做。与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民生领域一样，如果把养老当成一项产业来规划，政府的责任该如何定位，是个值得正视的问题，如果定位失衡，最终的结果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又伤害了社会公平的底线。
　　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项民生改革事务这么多年来走的弯路，应该为刚刚开始的养老事业的规划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承受着改革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病的青岛市显然有着清晰的认知，在2007年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里，数十条投入计划，除了直接的货币补贴，大部分都投入了社区建设，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老年公寓。
　　诸如：市政府为全市百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补贴费，各区市政府都要为本辖区内百岁老人发放补贴；全市所有镇(街道)全部建成中心敬老院，“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到70％；坚持每年为全市80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检查或发放体检补贴；建立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三无”、“低保”老人由政府购买服务；对年龄大、收入低的老年人实行抵偿服务，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对高收入老年人提供市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
　　无论如何，相较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而言，青岛都算得上一个能够让老人们感到温暖的城市，但是，美好的福利社会的雏形是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为保障的，巨大的老龄人口基数，让中国城市更加如此。单单为老人们体检一项，每年就需要支出超过3000万，更不用说庞大的各种养老基 础设施的建设了。
　　汶川地震后，青岛对口援建北川，加上最近的经济危机，这些都让这个原本富足的城市财政开始显得捉襟见肘，一大部分原本在规划内的社会项目都不可避免地被削减或者推后。按照经济学家们最为乐观的推测，这轮经济危机的结束至少要到2010年以后，那时，和很多第一批迈入老龄化时代的中国城市一样，青岛将真正迎来老龄化的高峰时期。
　　在美好的“十一五”老龄事业规划中，我们能看到这个城市的积极和乐观。但和整个国家一样，一切美好的规划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势头的基础上的，如今这样的基础暂时蒙上了阴影，“未富先老”的盛世危言更令人感到并不仅仅是危言耸听。
　　
　　民众之德
　　对于这一代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老人来说，现在为他们询问出路其实已经太晚了，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医疗服务体制已经处于失序状态。中国社会剧烈的老龄化才刚刚开始，我们也正走在中间的道路上，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能力建立起完备的福利社会，另一方面，传统的尊老养老文化和家庭伦理已逐步瓦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认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天经地义的事，在青岛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最为典型的成功城市里，这几乎已是普遍心理，尽管他们能够举出一大堆不得不这样的理由，但他们并不明白老人们真正的需要，对于大部分中国老人来说，比衰老更加残忍的是与儿女们生离。
　　但无论如何，变革已无法扭转，青岛市的老龄事业“十一五”规划中也首次明确提出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传统养老模式向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现代养老模式转变，以家庭养老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向福利性保障与市场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转变”。
　　
　　以法制和市场来主导变革的路径，贯穿着中国近30年迈向现代化道路的各个方面，如今，养老事业同样也不例外。但是，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制度设计漏洞百出的今天，道德建设就不仅仅是传统的继承问题，更是现实的需求。儒家传统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浸泡出来的成果。
　　当新式的养老观念被广泛接受，当这个行业的潜在需求被极大地激发和培育出来，可以想象，这又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盈利性老年公寓会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这些真的能够让我们所有人的老年时光幸福起来吗?养老事业应当如何避免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以市场之名进行的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在青岛的采访就要结束时，记者在当地电视台里看到了感动青岛十大人物的评选，第一名就是距离青岛市区30多公里的北宅街道敬老院的院长张瑞英，这个58岁的农村妇女，当了10年敬老院院长，每月拿着不足1000块的工资，和6个工作人员一起，伺候着30多位身患各种残疾的农村“五保”老人，她的故事感动了这所城市的每一个人。
　　电视画面并没有完全呈现这个女人的美丽。宁静的山区、天蓝色的德式老屋、6个员工、30个老人和谐而居，让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安宁“10年来，一共送走了26位老人，看惯了生老病死，也开始慢慢体会到这份工作的幸福。”张瑞英说，如今，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她最大的心愿是办个养老院，挣富人的钱，用这些钱来养活最底层的老人，使所有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
　　囿于现实，她的心愿只能是一个梦想。但于整个国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绝不该仅仅是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