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倚仗勇气，而“善言”则依靠智慧，将两者融会贯通才能做到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这其中大有学问。
　　古语有云“逢人只说三分话”，话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对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古有无数忠臣报国之心一片赤诚，却因直言不讳不知委婉而锒铛入狱。魏徵辅佐唐太宗时因敢于进言而为人称道，却深得圣上宠爱，谏言也被仔细考虑，报国之志得以施展。唐太宗虚心纳谏，也成就一代明君。这正是谏言的功劳。于君臣如此，与朋友交游亦如此。巧妙选择与朋友的谈话，适宜谈的话坦诚，不适宜的话闭口，“善言”的智慧正出于此。
　　知进退，懂得适时开口十分紧要，但于人时懂得善言，于大事时却又要敢言不讳。
　　古有隐士阳子，避世退隐山中，却又因才高八斗被朝廷请用为大夫。入世后依然缄默超脱，未尝谏言，因隐逸为人称道。有人将他的事迹写进文中，却对他的作为不以为然。他说：“处其位而司其职，身处不同位置，君子的作为必须两样。”与朋友交时善言可取，但关乎国家大事、原则操守一类的情况，“善言”却算是失了责任了。又可看古时，历朝历代亡国之君无不缺少敢言的谏臣，从而受小人蒙蔽走上歧路。
　　现今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鼓励民众敢言，鲁迅先生也曾呼吁青年人大声说话敢于开口，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贪腐根深蒂固，人们越来越冷漠而寡言，正是因为失了“敢言”与“善言”之间的平衡。善言变成巧言令色、油嘴滑舌，敢言却被认为不懂分寸。
　　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敢言代表责任，而善言则代表施行责任的方法技巧，失一不可。身为青年人不可不敢言。柴静因拍摄《穹顶之下》敢于发声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最终离开评论部，记得她曾在《看见》一书中记录自己作为记者发声的十多年历程，她说：“记者的责任就是发声，是揭开不实言论虚假的面具。”敢言，敢指出，这正是社会进步、解开蒙昧必要的。
　　善言，于人可和谐相处；敢言，于事，方为尽责，不失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