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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创办和发展，既是一种文化渗透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又顺应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为保守落后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加速了中国教育走向开放，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对中国的留学运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人才培养，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美国教会大学；中美教育交流；意义；探微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兴办，无可否认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殖民活动，但是美国教会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在某种意义上说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近代化进程，在中美教育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媒介”效应。
一、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意义
卢茨指出：“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来的西式学校，西式的管理、西方的资助和西方的课程以及学习的气氛，使教会大学成了西方文明了的传递者。教会大学在中国必然成为破坏力量……，但教会大学仍然不失为传统教育制度的接替者。”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教会学校在中国长时段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是西方列强文化输出的需要，他为西学东渐构筑了一个互动平台。仅就办学主体的动机而言，在华兴建大学是出于向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扩张的需要。美国教会大学又是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衔接，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观要求。卢茨进一步论证说：“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紧密相连，……教会大学的历史之所以有启发性，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正与一个民族吸收一种文化的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教育史的角度看，教会大学也是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西方传教士执着追求，力排非议、苦心经营的奋斗史；记录了把西方教育模式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使之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漫长的创业过程。美国教会大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传入中国的西学为封闭的中国社会注入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新鲜血液，刺激了保守落后的中国教育，加速了中国教育界的开放教育观的形成，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美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毕竟不能离开我国社会的大环境，从教会大学产生和演变的全过程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我国办洋务、图维新等中国近代的改革潮流密切相关的，教会教育从初、中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科举制的衰落、与各个时期的教育改革运动基本是同步的。美国教会大学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使它自身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完备系统，以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在较长的时间里支撑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美国教会大学还全面介入到中国的留学(主要是留美)运动中来，在赴美留学的官方考试中名列前茅，巩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流”地位。
二、教会大学与中国的留学潮
中国近代的留学潮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以后中国官派留学生与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有紧密地联系。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是许多中国青年的梦想，他们旨在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教会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又有密切联系，美国教会大学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它的学生在留学上有更多的机会，英语又是留学的敲门砖。美国教会大学的学生在留学潮中充当了主角，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1910年，通过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考试，录取的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1910年在广州举行的考试，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教会大学学生的。为了派遣学生到西方，建立清华学校之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在清华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4名以上在教会中学学习过。”可见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美国教会大学更突出的成绩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影响。
三、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是把西方新的教育模式引进和根植于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其先进的办学模式、全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较强的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撞击着腐朽衰亡的封建教育制度，成为中国旧教育最早的历史否定物，为中国向教育近代化的转变缩短了时间，提供了动力。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教会教育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教育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发展变化是中美教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因为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学、书院等，都与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距甚远，在中国古代的官学、书院里，儒家学说构成了教学的主要因素，最明显的是缺乏现代大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先天的不足很难靠自身来弥补，它无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讲，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意义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形式。虽然他的主办者是西方的传教士，经费是教会团体赞助，在所在国的政府注册。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教会大学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招收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是中国社会，它弥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足，在学校教学内容、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及手段、人才培养的质量上，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提供了一种近代高等教育的仿效模式，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少走了弯路，缩短了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形象鲜明的参照系。”教会大学凭借多年办学的经验和声誉，加之丰厚的财源和中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
教会大学促进了中国教育观念的转变，重视自然科学，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我国重人文轻科技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社会多方面的需要相适应；突破民族文化界限，对学生进行综合性通才教育。教会大学弥补了中国教育的薄弱环节，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教育的新局面，并重视农村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开中国教育之先河。胡适指出：“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代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
四、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教会大学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若干领域里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教会大学的初衷是相反的，其结果也是教会教育家们始料不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主要分布在“教会机构、银 行、邮政、医院、文教、商业等部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比例越来越高。“金陵大学的大学本部和农业专修科、及各科训练班毕业生1200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三分之一，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教育部门的比例增加了。以上海圣约翰大学西学科为例，“从1895年至1911年的毕业生总共57人，教师10人”，占1／6。“金陵大学1932年度毕业生共131名，从事教育工作的106人，占75％。”再如“华南女子学院1921年到1933年的毕业生共144人，从事教育工作就有81人。”占毕业生人数的56.2％。燕京大学毕业生直接在大学工作的约占15％。“教会大学成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先驱；并在诸如农业教育和语言教育等领域里也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是对中国官办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为中国的教育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充实了近代中国的师资队伍。据统计，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毕业生约有五分之二从事教育工作，为高校的发展准备了后继人才。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与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教会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像陈少白、陶行知、冼星海、陈毅、廖承志等著名的爱国者和革命家；有像马相伯那样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像韦卓民、吴贻芳、魏学仁、钟荣光那样硕果累累的教育实践家。教会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文学家老舍、冰心、许地山、梁宗岱、程千帆、萧干等；历史学家史念海、章开沅、周一良、石泉、白寿彝、吴秉真等；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等。教会大学造就了大批专家学者，涌现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是民族觉醒的先导者，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者，又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和建设者。
五、教会大学开创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美传教士开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是教会教育中的一大特色。它使中国女性走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的樊篱，接受西方教育，这是伟大之创举。教会女学与教会学校的发展是同步的。从1850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州创办女塾、同年的上海裨文女塾；1851年的上海文纪女塾；1854年的福州女书院；1864年北京的贝满女学堂等，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首批教会女子学堂。部分学堂在19世纪八十年代向教会女子中学发展，20世纪初，教会女子中学又向教会女子大学发展，比如贝满女塾升格为中学，后来发展成为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以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相继建立。在传教士的教育视野中，女子受教育是自然而然的，男女是平等的，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会女子学校与教会初等教育、教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互相衔接，这对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冲破了几千年中国女性受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教育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大学教育的先河。“它的创立给中国妇女带来了在祖国土地上获得大学教育的第一个机会。”“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要求大学男女同校的呼声日高并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中如此流行的平等教学已经开始唤醒妇女。”“教会教育由于首先向妇女开放，因此，在女子教育方面，它保持领先地位。”20世纪20年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达到高潮，招收女子的教会大学数，1920年有6所，女学生117名，1925年发展到10所，女生530名，学生人数增加了4倍。1931年增至825人，1934年进一步上升为1236人。14年间，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增长了10倍以上。可见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它也促使和带动了中国国立大学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922年，国立大学有女生405人，占学生总数(10,535人)的3.8％，省立和私立大学132人，占学生总数(20,325人)的0.6％。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到三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涌现了一批在医界、学界等专业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在女子人才规格，女子人才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国国立大学。对推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教会大学为中美教育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东方和西方文化教育在这里相互碰撞和交融，不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转变观念，为中美两国教育走上国际交流的舞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章开沅指出：“教会大学乃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是培养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是现代文化在中国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真正的‘国粹’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培育中华民族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民族振兴的伟业，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看，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关键词] 美国教会大学；中美教育交流；意义；探微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兴办，无可否认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殖民活动，但是美国教会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在某种意义上说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近代化进程，在中美教育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媒介”效应。
一、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意义
卢茨指出：“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来的西式学校，西式的管理、西方的资助和西方的课程以及学习的气氛，使教会大学成了西方文明了的传递者。教会大学在中国必然成为破坏力量……，但教会大学仍然不失为传统教育制度的接替者。”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教会学校在中国长时段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是西方列强文化输出的需要，他为西学东渐构筑了一个互动平台。仅就办学主体的动机而言，在华兴建大学是出于向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扩张的需要。美国教会大学又是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衔接，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观要求。卢茨进一步论证说：“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紧密相连，……教会大学的历史之所以有启发性，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正与一个民族吸收一种文化的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教育史的角度看，教会大学也是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西方传教士执着追求，力排非议、苦心经营的奋斗史；记录了把西方教育模式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使之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漫长的创业过程。美国教会大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传入中国的西学为封闭的中国社会注入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新鲜血液，刺激了保守落后的中国教育，加速了中国教育界的开放教育观的形成，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美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毕竟不能离开我国社会的大环境，从教会大学产生和演变的全过程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我国办洋务、图维新等中国近代的改革潮流密切相关的，教会教育从初、中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科举制的衰落、与各个时期的教育改革运动基本是同步的。美国教会大学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使它自身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完备系统，以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在较长的时间里支撑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美国教会大学还全面介入到中国的留学(主要是留美)运动中来，在赴美留学的官方考试中名列前茅，巩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流”地位。
二、教会大学与中国的留学潮
中国近代的留学潮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以后中国官派留学生与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有紧密地联系。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是许多中国青年的梦想，他们旨在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教会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又有密切联系，美国教会大学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它的学生在留学上有更多的机会，英语又是留学的敲门砖。美国教会大学的学生在留学潮中充当了主角，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1910年，通过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考试，录取的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1910年在广州举行的考试，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教会大学学生的。为了派遣学生到西方，建立清华学校之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在清华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4名以上在教会中学学习过。”可见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美国教会大学更突出的成绩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影响。
三、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是把西方新的教育模式引进和根植于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其先进的办学模式、全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较强的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撞击着腐朽衰亡的封建教育制度，成为中国旧教育最早的历史否定物，为中国向教育近代化的转变缩短了时间，提供了动力。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教会教育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教育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发展变化是中美教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因为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学、书院等，都与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距甚远，在中国古代的官学、书院里，儒家学说构成了教学的主要因素，最明显的是缺乏现代大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先天的不足很难靠自身来弥补，它无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讲，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意义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形式。虽然他的主办者是西方的传教士，经费是教会团体赞助，在所在国的政府注册。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教会大学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招收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是中国社会，它弥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足，在学校教学内容、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及手段、人才培养的质量上，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提供了一种近代高等教育的仿效模式，使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少走了弯路，缩短了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形象鲜明的参照系。”教会大学凭借多年办学的经验和声誉，加之丰厚的财源和中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
教会大学促进了中国教育观念的转变，重视自然科学，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我国重人文轻科技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社会多方面的需要相适应；突破民族文化界限，对学生进行综合性通才教育。教会大学弥补了中国教育的薄弱环节，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教育的新局面，并重视农村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开中国教育之先河。胡适指出：“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代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
四、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教会大学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若干领域里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教会大学的初衷是相反的，其结果也是教会教育家们始料不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在毕业后主要分布在“教会机构、银 行、邮政、医院、文教、商业等部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比例越来越高。“金陵大学的大学本部和农业专修科、及各科训练班毕业生1200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三分之一，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教育部门的比例增加了。以上海圣约翰大学西学科为例，“从1895年至1911年的毕业生总共57人，教师10人”，占1／6。“金陵大学1932年度毕业生共131名，从事教育工作的106人，占75％。”再如“华南女子学院1921年到1933年的毕业生共144人，从事教育工作就有81人。”占毕业生人数的56.2％。燕京大学毕业生直接在大学工作的约占15％。“教会大学成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先驱；并在诸如农业教育和语言教育等领域里也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是对中国官办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为中国的教育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充实了近代中国的师资队伍。据统计，二、三十年代，教会大学毕业生约有五分之二从事教育工作，为高校的发展准备了后继人才。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与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教会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像陈少白、陶行知、冼星海、陈毅、廖承志等著名的爱国者和革命家；有像马相伯那样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像韦卓民、吴贻芳、魏学仁、钟荣光那样硕果累累的教育实践家。教会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文学家老舍、冰心、许地山、梁宗岱、程千帆、萧干等；历史学家史念海、章开沅、周一良、石泉、白寿彝、吴秉真等；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等。教会大学造就了大批专家学者，涌现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是民族觉醒的先导者，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者，又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和建设者。
五、教会大学开创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美传教士开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是教会教育中的一大特色。它使中国女性走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的樊篱，接受西方教育，这是伟大之创举。教会女学与教会学校的发展是同步的。从1850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州创办女塾、同年的上海裨文女塾；1851年的上海文纪女塾；1854年的福州女书院；1864年北京的贝满女学堂等，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首批教会女子学堂。部分学堂在19世纪八十年代向教会女子中学发展，20世纪初，教会女子中学又向教会女子大学发展，比如贝满女塾升格为中学，后来发展成为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以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相继建立。在传教士的教育视野中，女子受教育是自然而然的，男女是平等的，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会女子学校与教会初等教育、教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互相衔接，这对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冲破了几千年中国女性受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教育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大学教育的先河。“它的创立给中国妇女带来了在祖国土地上获得大学教育的第一个机会。”“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要求大学男女同校的呼声日高并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中如此流行的平等教学已经开始唤醒妇女。”“教会教育由于首先向妇女开放，因此，在女子教育方面，它保持领先地位。”20世纪20年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达到高潮，招收女子的教会大学数，1920年有6所，女学生117名，1925年发展到10所，女生530名，学生人数增加了4倍。1931年增至825人，1934年进一步上升为1236人。14年间，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增长了10倍以上。可见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它也促使和带动了中国国立大学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922年，国立大学有女生405人，占学生总数(10,535人)的3.8％，省立和私立大学132人，占学生总数(20,325人)的0.6％。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到三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涌现了一批在医界、学界等专业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在女子人才规格，女子人才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国国立大学。对推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教会大学为中美教育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东方和西方文化教育在这里相互碰撞和交融，不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转变观念，为中美两国教育走上国际交流的舞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章开沅指出：“教会大学乃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是培养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是现代文化在中国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真正的‘国粹’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培育中华民族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民族振兴的伟业，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看，这种评价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