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多诺对勋伯格新音乐的大力褒扬与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极力贬斥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立场。从启蒙现代性立场来看,勋伯格“十二音技法”的确顺应了韦伯式音乐理性化社会基础“前进”之需,但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立场和受众交往行为论视角来看,斯特拉文斯基的“非理性”、中国民族“源生态”声乐的营造却并非“后退”之举。然而,由于阿多诺对民族音乐的视角歧视,阻断了他对斯氏序列主义音乐先锋性的客观认知,更羁绊了他对东方民族音乐的感性审美体验。启蒙视野的反复纠缠和摇摆,深度暴露了主体哲学内部隐藏的“主客二元”裂隙。因此,迂回到中国传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