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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们在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自豪的同时，也要更多从现今国内教育领域存在的不足入手，积极调整变革。”
2018年是改革开放第四十年，这四十年里，中国政治经济后发赶超，大幅提升综合国力，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跨越制度障碍，突破历史的藩篱，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路突飞猛进，为中国政治经济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教育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四十年，更是中国教育取精弃粕、推陈出新的四十年，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走向国际化，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人才的国际 化。
改革开放初期“请回来”和“送出去”
1950年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总理号召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参与建设。之后，有2000名左右的留美学生响应号召回到祖国，“我就是在那时作为老一代留美留学生的后代，跟随父母回到家乡，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周满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内蒙古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入读本科，到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周满生进入了教育部（国家教委），开始了他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生涯。他先后服务于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魁北克政府学习和实习。后又执教于北师大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还曾被破例邀请成为美国福布莱特新世纪学者。
周满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他在教育界辛苦耕耘三十余年，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尤其是比较教育政策研究等领域都广泛涉及。纵观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教育国际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回顾这四十年里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周满生感慨道：“是改革开放的大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标志就是恢复高考等一系列举措，包括对于出国留学生的派遣，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十个八个，而是要成百上千地派”。这句话的效果立竿见影，中国立刻涌现出一波以留美为主的出国留学热潮。几年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一批学成归国的学者，他们倾尽所学投入到国内各行各业建设之中。“其中一批教育领域专业人才，他们将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容包括大学的管理模式都引进国内，成为当时推动国内教育国际化的领军人 物。”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探索和发展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第十七年。许多年来，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基础教育的国际化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周满生认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趋势，1983年，邓小平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为中国的教育开放指明了方向，对于教育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十二字方針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从1980至今，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校和国际课程班，其中以民办国际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公立学校国际部为主。据2017年“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学校百强”的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的国际学校总数已达661所，其中民办国际学校321所，公立国际部218个，外籍国际学校122所。
“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的教育体制逐渐完善，人们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认识不存在问题，但社会上对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看法始终得不到统一。有人认为倡导基础教育国际化有违教育公平；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就是全面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引进西方课程，其结果会导致中国丧失教育主权。”周满生向《留学》记者表示：“我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目的是为学生培养起国际化的视野，提高综合能力、培养批判思维、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面对诸多质疑，周满生坚定地认为倡导国际化、重点强调的是认识的变革，是培养人才模式、能力、方法的变革。“我们要把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好的经验引进来，和我们国家好的经验相互结合，不能搞原来那种封闭式的教育。”
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战略，教育国际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已经涉及到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今，距离中国加入WTO，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已经过去了十七年，这十七年也是中国国际学校快速发展的上升时 期。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不再执着于高考这一升学途径，选择去国外读书便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替代品，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公立中学纷纷开设国际课程来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人大附中国际班、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四中国际部等一大批优秀的公办学校的国际班，其学生即可拥有我国高中学籍，参加内地高考，也可获得合作办学机构的高中学籍，选择参加“洋高考”，为以后升入国外高等院校做好准备。
周满生认为，公办国际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极探索，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公办学校国际部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背景和优势，同时积极履行公立学校的义务，将引进的国外课程和本土课程进行结合，在国际班设立试点，并将成功的经验加以整合，推广到普通班级，带动了学校整体教育教学。从这个方面来看，公立学校国际部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周满生还强调，教育国际化绝对不是仅为少数人办的出国留学预备班，是从理念上与国际普适的先进理念相结合。如在国际全纳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融合教育，比如面向弱势群体，针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特别的关怀，开设专门的课程，给予特别的辅导与关怀等。
“教育国际化并不会带来教育不公平，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在教育过程中被平等对待，并且具有同等的获得学业成就与就业前景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确保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这也是国际化带来的国际共识，正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强调教育公平，就更要重视国际化的发展。”周满生如是告诉《留学》记者。 基础教育国际化
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一家四代都是留学生的周满生对于教育国际化发展有着精准的见解，他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重在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以及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还重在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以及国际规则意识。
谈到对子女的教育，周满生思考良多，他表示中国和西方的教育观念大不一样，像加拿大和美国，在教育中格外重视学习过程，不强调学习结果。而国内则更加倾向于用考试来衡量学生学习成绩，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的发展。
“在这个教育模式下，国内教育一度将高考作为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路径，导致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发挥自己特点和特长的机会。我们改革高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成长空间，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大学也有更多的选择。现在，已经有部分国际学校把这些经验引进来，在国内开始实施，这就是教育国际化最明显的一个效果。”
周满生认为，在推行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的环节。尤其要在理解和坚守本国教育特色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结合。“中国的国际教育决不能简单照搬国外课程，要在国际化道路上逐步建立起综合国内外教育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课程体系，真正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全面发展的一代人，具备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除此之外，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强调公办教育机构的引领作用，牢牢把握课程设置，提升教师的国际化素养、重视外籍教师管理等也同样重要。
教育部在2016年印发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中提出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周满生认为，国内各级各类学校有序地与沿线各国学校扩大合作交流，将资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互相结合，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是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权威诠释。
基础教育国际化不仅仅要提倡“引进来”，还要鼓励“走出去”，在中西方教育改革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和上海关于数学教学的合作。
早在2009年和2012年，上海学生参加国际PISA测验夺得冠军，引起了英国和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周满生认为，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能在国际上取得成绩，与国内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学密不可分。同时，上海数学教学的成功也得益于高度的教育国际化优势。
在研究上海的教學经验之后，英国政府派遣七十位英国教师来华学习，又请派上海六十位教师赴英国参与教学，并通过与上海教师交流经验，总结出了一套上海教学模式。这是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中国“走出去”的典型例子。对此成绩，周满生表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们在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自豪的同时，也要更多从现今国内教育领域存在的不足入手，积极调整变 革。”
周满生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儿童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比较教育学科组副组长，美国富布莱特新世纪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8年是改革开放第四十年，这四十年里，中国政治经济后发赶超，大幅提升综合国力，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跨越制度障碍，突破历史的藩篱，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路突飞猛进，为中国政治经济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教育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四十年，更是中国教育取精弃粕、推陈出新的四十年，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走向国际化，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人才的国际 化。
改革开放初期“请回来”和“送出去”
1950年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总理号召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参与建设。之后，有2000名左右的留美学生响应号召回到祖国，“我就是在那时作为老一代留美留学生的后代，跟随父母回到家乡，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周满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内蒙古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入读本科，到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周满生进入了教育部（国家教委），开始了他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生涯。他先后服务于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魁北克政府学习和实习。后又执教于北师大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还曾被破例邀请成为美国福布莱特新世纪学者。
周满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他在教育界辛苦耕耘三十余年，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尤其是比较教育政策研究等领域都广泛涉及。纵观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教育国际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回顾这四十年里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周满生感慨道：“是改革开放的大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标志就是恢复高考等一系列举措，包括对于出国留学生的派遣，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十个八个，而是要成百上千地派”。这句话的效果立竿见影，中国立刻涌现出一波以留美为主的出国留学热潮。几年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一批学成归国的学者，他们倾尽所学投入到国内各行各业建设之中。“其中一批教育领域专业人才，他们将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容包括大学的管理模式都引进国内，成为当时推动国内教育国际化的领军人 物。”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探索和发展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第十七年。许多年来，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基础教育的国际化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周满生认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趋势，1983年，邓小平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为中国的教育开放指明了方向，对于教育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十二字方針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从1980至今，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校和国际课程班，其中以民办国际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公立学校国际部为主。据2017年“胡润百学中国国际学校百强”的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的国际学校总数已达661所，其中民办国际学校321所，公立国际部218个，外籍国际学校122所。
“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的教育体制逐渐完善，人们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认识不存在问题，但社会上对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看法始终得不到统一。有人认为倡导基础教育国际化有违教育公平；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就是全面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引进西方课程，其结果会导致中国丧失教育主权。”周满生向《留学》记者表示：“我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目的是为学生培养起国际化的视野，提高综合能力、培养批判思维、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面对诸多质疑，周满生坚定地认为倡导国际化、重点强调的是认识的变革，是培养人才模式、能力、方法的变革。“我们要把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好的经验引进来，和我们国家好的经验相互结合，不能搞原来那种封闭式的教育。”
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战略，教育国际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已经涉及到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今，距离中国加入WTO，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已经过去了十七年，这十七年也是中国国际学校快速发展的上升时 期。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不再执着于高考这一升学途径，选择去国外读书便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替代品，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公立中学纷纷开设国际课程来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人大附中国际班、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四中国际部等一大批优秀的公办学校的国际班，其学生即可拥有我国高中学籍，参加内地高考，也可获得合作办学机构的高中学籍，选择参加“洋高考”，为以后升入国外高等院校做好准备。
周满生认为，公办国际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极探索，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公办学校国际部充分利用公办学校的背景和优势，同时积极履行公立学校的义务，将引进的国外课程和本土课程进行结合，在国际班设立试点，并将成功的经验加以整合，推广到普通班级，带动了学校整体教育教学。从这个方面来看，公立学校国际部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周满生还强调，教育国际化绝对不是仅为少数人办的出国留学预备班，是从理念上与国际普适的先进理念相结合。如在国际全纳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融合教育，比如面向弱势群体，针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特别的关怀，开设专门的课程，给予特别的辅导与关怀等。
“教育国际化并不会带来教育不公平，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在教育过程中被平等对待，并且具有同等的获得学业成就与就业前景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确保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这也是国际化带来的国际共识，正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强调教育公平，就更要重视国际化的发展。”周满生如是告诉《留学》记者。 基础教育国际化
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一家四代都是留学生的周满生对于教育国际化发展有着精准的见解，他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重在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以及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还重在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以及国际规则意识。
谈到对子女的教育，周满生思考良多，他表示中国和西方的教育观念大不一样，像加拿大和美国，在教育中格外重视学习过程，不强调学习结果。而国内则更加倾向于用考试来衡量学生学习成绩，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的发展。
“在这个教育模式下，国内教育一度将高考作为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路径，导致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发挥自己特点和特长的机会。我们改革高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成长空间，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大学也有更多的选择。现在，已经有部分国际学校把这些经验引进来，在国内开始实施，这就是教育国际化最明显的一个效果。”
周满生认为，在推行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的环节。尤其要在理解和坚守本国教育特色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结合。“中国的国际教育决不能简单照搬国外课程，要在国际化道路上逐步建立起综合国内外教育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课程体系，真正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全面发展的一代人，具备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除此之外，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强调公办教育机构的引领作用，牢牢把握课程设置，提升教师的国际化素养、重视外籍教师管理等也同样重要。
教育部在2016年印发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中提出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周满生认为，国内各级各类学校有序地与沿线各国学校扩大合作交流，将资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互相结合，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是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权威诠释。
基础教育国际化不仅仅要提倡“引进来”，还要鼓励“走出去”，在中西方教育改革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和上海关于数学教学的合作。
早在2009年和2012年，上海学生参加国际PISA测验夺得冠军，引起了英国和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周满生认为，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能在国际上取得成绩，与国内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学密不可分。同时，上海数学教学的成功也得益于高度的教育国际化优势。
在研究上海的教學经验之后，英国政府派遣七十位英国教师来华学习，又请派上海六十位教师赴英国参与教学，并通过与上海教师交流经验，总结出了一套上海教学模式。这是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中国“走出去”的典型例子。对此成绩，周满生表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们在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自豪的同时，也要更多从现今国内教育领域存在的不足入手，积极调整变 革。”
周满生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儿童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比较教育学科组副组长，美国富布莱特新世纪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