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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不仅将整个民事基本法律体系化，还将诸多领域的行为规范予以深化和明確，充分体现出法典的功用与价值。
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相伴而生的新问题，民法典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电子合同、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侵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可谓“网络民事行为新规范”。这里的“新”，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整合、创合与趋合，体现出人们对民法典的规范需求以及民法典在规范网络相关行为方面的意义。
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都是基于鲜活的生产生活实践，民法典亦不例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算法、AI 等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等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这些行为实践构成一种网络生态，体现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
对于如何规范网络生态，我国在法律层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出台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予以规制。这些规范主要涉及网络出版服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区块链信息服务、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网络安全审查、信息搜索、直播、互联网论坛社区、跟帖评论服务、微博客信息服务、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内容。事实上，这些规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网络生态治理的法律规范群，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法典中网络相关行为规范的制定与形成。
我们说民法典是“网络民事行为新规范”，不仅因为民法典所涵盖的网络相关民事规范，而且其内生于实践与生态两个方面，又外化于行为与规范两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网络行为规范实践与网络生态治理实践的深度体系性整合。
民法典中的网络民事行为规范基于社会现实产生，又在法律理念、法律技术的多重运用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体系，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回归到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构成，“意思表示”、“行为- 责任”与“权利 -义务- 责任”是最根本体现。以科学运用法律技术为基础，在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以及民事主体权益受到侵害时的侵权责任承担等方面进一步构建起相应规则。
电子合同
网络购物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产物，与网络购物直接相关的合同行为，是当事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的重要工具。在传统的合同订立与履行理论框架中，解释网络购物行为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与难认定之处。
民法典第 491 条明确规定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点，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这就让过去争执不下的网购合同行为中何为要约、何为承诺等内容有了定论。确定合同成立时间点，有利于减少相关纠纷。另外，第 512 条对网购合同商品交付时间、提供服务时间等予以确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民法典基本建立起个人信息“全周期”保护模块与链条，包括第 111条、第 1034 条至 1039 条。这些条文与上述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共同构成一个更全面的保护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究竟如何认识与界定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到底是权利还是利益，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将个人信息理解为权利还是利益，都不妨碍法律将其确定为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性质的人格权（权益）且具有支配性特征；其义务主体负有相应的作为和不作为义务。从民法典第 111 条、第 1034 条来看，还是将个人信息定位于人格权（权益） 或人格利益，同时也规定信息处理者的一系列义务。
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也再次重申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告知同意原则、公开处理以及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内容。近年来，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产生较多争议，备受关注。有学者指出，对于告知同意原则的合理限制，不应仅仅满足于对隐私政策的评估，更需要进行价值层面的衡量并作出执法和司法上的正确判断。只有循此思路与意识，作出相应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第1036 条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作出具体规定，是侵害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也是通过总则编的抽象规范、人格权编的共通性规范以及针对个人信息权益限制的专门规范等三个层次共同构成。可以看到，这种“叠加体系”的多重规范层次，既体现出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体现出民法典的体系效应与功能。
在第 1037 条规定中，关于自然人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等问题，究竟是使用“信息控制者”还是“信息处理者”这一概念，也存在一定争论。在 2019 年12 月28 日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使用的是“信息控制者”，在正式颁布之际，却统一修改为“信息处理者”。这一修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并未过多着墨，只强调“构建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架”。在《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主要使用“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主体概念，而并未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等概念。二者对比，信息处理者更强调从事信息处理行为的主体，相较于信息控制者，显然在范围上进行了一定限缩。当然，这也使自然人可请求查阅、复制、提出异议并更正个人信息的相对方更加确定，可以较好地保护其个人信息权益。
网络侵权责任
互联网突破传统熟人社会的局限，让陌生人之间产生更多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正向与积极的联系，也包括负面与消极的行为评价，比如，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与民事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网络侵权行为与网络侵权责任。
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相伴而生的新问题，民法典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电子合同、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侵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可谓“网络民事行为新规范”。这里的“新”，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整合、创合与趋合，体现出人们对民法典的规范需求以及民法典在规范网络相关行为方面的意义。
民法典对网络行为规范的深度整合
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都是基于鲜活的生产生活实践，民法典亦不例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算法、AI 等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等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这些行为实践构成一种网络生态，体现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
对于如何规范网络生态，我国在法律层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出台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予以规制。这些规范主要涉及网络出版服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区块链信息服务、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网络安全审查、信息搜索、直播、互联网论坛社区、跟帖评论服务、微博客信息服务、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内容。事实上，这些规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网络生态治理的法律规范群，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法典中网络相关行为规范的制定与形成。
我们说民法典是“网络民事行为新规范”，不仅因为民法典所涵盖的网络相关民事规范，而且其内生于实践与生态两个方面，又外化于行为与规范两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网络行为规范实践与网络生态治理实践的深度体系性整合。
民法典实现了网络民事行为规范体系融合
民法典中的网络民事行为规范基于社会现实产生，又在法律理念、法律技术的多重运用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体系，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回归到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构成，“意思表示”、“行为- 责任”与“权利 -义务- 责任”是最根本体现。以科学运用法律技术为基础，在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以及民事主体权益受到侵害时的侵权责任承担等方面进一步构建起相应规则。
电子合同
网络购物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产物，与网络购物直接相关的合同行为，是当事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的重要工具。在传统的合同订立与履行理论框架中，解释网络购物行为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与难认定之处。
民法典第 491 条明确规定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点，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这就让过去争执不下的网购合同行为中何为要约、何为承诺等内容有了定论。确定合同成立时间点，有利于减少相关纠纷。另外，第 512 条对网购合同商品交付时间、提供服务时间等予以确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民法典基本建立起个人信息“全周期”保护模块与链条，包括第 111条、第 1034 条至 1039 条。这些条文与上述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共同构成一个更全面的保护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究竟如何认识与界定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到底是权利还是利益，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将个人信息理解为权利还是利益，都不妨碍法律将其确定为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性质的人格权（权益）且具有支配性特征；其义务主体负有相应的作为和不作为义务。从民法典第 111 条、第 1034 条来看，还是将个人信息定位于人格权（权益） 或人格利益，同时也规定信息处理者的一系列义务。
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也再次重申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告知同意原则、公开处理以及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内容。近年来，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产生较多争议，备受关注。有学者指出，对于告知同意原则的合理限制，不应仅仅满足于对隐私政策的评估，更需要进行价值层面的衡量并作出执法和司法上的正确判断。只有循此思路与意识，作出相应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第1036 条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作出具体规定，是侵害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也是通过总则编的抽象规范、人格权编的共通性规范以及针对个人信息权益限制的专门规范等三个层次共同构成。可以看到，这种“叠加体系”的多重规范层次，既体现出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体现出民法典的体系效应与功能。
在第 1037 条规定中，关于自然人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等问题，究竟是使用“信息控制者”还是“信息处理者”这一概念，也存在一定争论。在 2019 年12 月28 日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使用的是“信息控制者”，在正式颁布之际，却统一修改为“信息处理者”。这一修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并未过多着墨，只强调“构建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架”。在《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主要使用“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主体概念，而并未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等概念。二者对比，信息处理者更强调从事信息处理行为的主体，相较于信息控制者，显然在范围上进行了一定限缩。当然，这也使自然人可请求查阅、复制、提出异议并更正个人信息的相对方更加确定，可以较好地保护其个人信息权益。
网络侵权责任
互联网突破传统熟人社会的局限，让陌生人之间产生更多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正向与积极的联系，也包括负面与消极的行为评价，比如，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与民事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网络侵权行为与网络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