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全家被下放到苏北东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皆是茅草房，且房子低矮，都是在朝南的山墙上开门，俗称“顶头府”。一个生产队，农户的房子都是散落分布，這里几家，那里几家，后来公家划了农庄线，让各家把房子都搬到农庄线上，这样看起来整齐划一，就有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面貌。
　　要把旧房全拆了到新地方重建，代价太大，于是就把四面墙拆了———反正墙不值什么钱，不是篱笆墙便是土垒墙，剩下房子的木头框架和茅草屋顶，然后用许多木棍穿过框架，请来全生产队的几十名大劳力，把屋抬到新地基上，四面再围起新墙来，搬家就大功告成了。每每哪一家抬屋，这一天就如过节般热闹，全生产队的人都会出动，男人们不用说，就靠他们的一副肩膀抬呢。看着一座房屋在田地上慢慢移动，伴着几十条汉子的齐声号子，那场景真是壮观。
　　有一家农户要抬屋，这家只有父子二人，便来请我妈妈去帮他家做饭，招待来抬屋的人。妈妈一大早就去忙，一个人做了几十人吃喝的饭菜，而且不在他家吃一口，还是回到家里来吃饭。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参加什么工作组外出，家里的自留地要浇水，妈妈便去请这一家汉子帮忙，哪知这汉子回说他忙呢。妈妈很是难过，便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说他忘恩负义什么的。汉子被说得面红耳赤，一句话没得回，妈妈气得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妈妈再到外面一看，见那汉子已不声不响挑了水在我们家自留地浇上了。
　　农民到底质朴，他知道自己错了，就一声不吭地改正了。
　　屋是靠人抬起来的；人在世上混，亦要靠人抬的。人抬人高，若你叫人家尊重不起来，叫人家看你不起，谁还抬你呀。自己抬自己，你抬不起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