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广平领我们进精品展示馆，一对高两米多的釉下五彩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醴陵釉下五彩是红官窑，那这一对大家伙得值多少钱？”易广平问我。“最起码要上万块吧。”
　　“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产品，也仅生产过这一对。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谢燮瑜说。
　　在三楼，陈列着邓文科、熊声贵等着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器，但最珍贵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无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菜碗瓷、梅竹调味壶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一种供中南海的特供瓷。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群力瓷厂负责生产。当年两厂总共研发、生产毛瓷1500多件。如今，它们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2013年，一套五件釉下五彩毛瓷碗就曾拍出了800万元。
　　“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数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易广平边说，边把我们带到车间—两座厂房间已经长起齐膝盖高的野菜。走进模具车间，上千平米的车间水泥墙分隔成一个个三四平方米见方的小隔间。每个隔间，从墙壁到底面都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白色模具：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有四五百号人负责设计，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湖南陶瓷研究所最终肢解为三部分，一分花纸厂，一分私人瓷，还留一分研究所。
　　离开时，易广平指着大楼顶部，说：“那墙顶上原本贴了三张房产证。那两块釉下五彩瓷盘就是—有一年下大雨，掉下一块瓷盘，一栋房子就这么没了。另外两栋房子，不知能再挺过几场雨。陶瓷研究所的几大仓库中，像这样的房产证还有几千套，前几年发了一场火灾，一个仓库没了。不知另外几个仓库的那些房产证能挺几年？”

釉下五彩，数十种彩色

　　制作醴陵釉下五彩瓷有几十道工序，但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都来自“彩绘”这一个工序。这是因为，醴陵瓷其他的工序，和其他地方的瓷器，从炼泥到拉坯都再到烧制都大同小异，唯有釉下五彩的彩绘起着最决定性的成败。
　　谢燮瑜在收藏醴陵釉下五彩以藏养藏多年后，自己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于是在彩绘车间，我们终于见识了醴陵瓷釉的“五彩之秘”：十来平米的空间内，四五个彩绘师，或坐或站或弓着身子，每个人抱着一个长则半身高的花瓶，小则可以手握的小碗。有的人在白色的瓷瓶上用细笔勾勒，有的人在勾勒好图案的碗表面填颜料。一位身着黑罩衣的女子正在勾勒瓷瓶。她是易刚丽，湖南省级工艺美术师。醴陵釉下五彩瓷精品都是由手工施彩，施彩又分为彩绘和分水两种。彩绘，就是通过画笔用勾、皴、擦、點、染的方法在素胎上施彩，“分水的载体，是经过700°C初次焙烧的素胎。素胎有一定的吸水性，当颜料滴在素胎表面上时会慢慢扩散。为了防止颜料之间发生渗晕，就要在不同的色块之间用油墨勾勒出界限，所以先素描勾勒。”易刚丽一边用细毛笔在素胎上勾勒水彩，一边解释分水工艺。 　　她旁边的女孩正抱着一个梅瓶开始分水。梅瓶下有十来个颜色的颜料，每个颜料里放着一支施色的毛笔。“醴陵瓷不是釉下五彩么？怎么有十几种颜色？”我问。
　　“1907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黑、蓝、红、褐、绿五种高火釉下彩颜料，这是最初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改进技术后，釉下彩料现在有几十个品种，几乎涵盖所有色系，‘五’只是概数而已！”易刚丽在给我讲解时，她的女徒弟已经把瓷器分水完毕。抱着瓷瓶朝施醴车间走去。
　　她把施好彩的花瓶在架子上轻轻放好，等待彩料风干。架子上摆了近百个花瓶。不时有师傅走过来拿走，开始施釉。所谓施釉，就是在施好彩料的坯胎上镀一层保护膜—大花瓶，用喷枪喷釉；小物件，浸入装满釉液的容器中浸釉。施完釉后，整个花瓶又回复到分水之前的素颜状态。

　　工人师傅搬起施完釉风干后坯胎，放进轨道车上。轨道车上放满上下两层坯胎后，师傅把轨道车推进窑中。拧开阀：“是龙是鱼，1380°C的高温里憋一天后分晓！”每次坯胎进窑、出窑前，所以彩绘师都会守到气窑前，满怀期待。烧成后的物品，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特别晶莹透亮，这是釉下五彩最独特的地方。

“五十窑前”最后的窑

　　谢燮瑜的民窑虽小，但是却已经十分现代化的公司化企业。要寻“原汁原味”、家庭作坊式柴窑釉烧，还真不容易。几经打听，身为醴陵收藏协会副会长的谢燮瑜终于找到这醴陵最后的柴窑。地处醴陵城20多公里外的乡村，是收藏家游绍纬在20多年前收瓷器时发现的，“枫林市镇以前叫‘五十窑前’，得名于从前这里有五十座窑口，是醴陵瓷窑口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后来窑口改为煤窑、油窑、气窑。这地方因为交通不便，窑口就逐渐废弃了。” 游绍纬介绍。
　　车辆在他的导航下绕过盆地后又一头扎进群山中，最终—路没了。只好打电话给“窑主” 付新艺求救。不一会儿，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骑着摩托车出现。“村里十年前就没人卖瓷器了，现在就我家这一座窑了！” 付新艺站在一个巨大的柴垛前说道。二十多年前，游绍纬来这里收瓷器时认识了他父亲付建文。那时枫林市镇虽然路边到处是卖瓷人，但是家庭作坊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付建文做的五彩瓷工艺扎实，付家又是制瓷世家，因而其制作的瓷器深得游绍纬这样的“瓷贩”喜爱。
　　“我那時一直鼓励你把手艺传给儿子，但没想到整个枫林市镇制瓷就你一代单传了！”游绍纬顺着柴垛往后山走，在山边窑前见到了正在整理窑口的付建文。窑是用红砖砌成，约有两米多高，五六米长。这窑才建起来十几年，但却是整个村庄仅存的一口窑。
　　“家里祖传的老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被我十几年前盖新房时拆掉了，后来我在外打了几年工，还是觉得自己在家烧点瓷自在，又把这柴窑建起来了。”付建文今年六十多岁，是中国农民工中最先告老还乡的一代。二十多年前，他们南上广东打工，“五十窑前”的窑口开始凋零，还好老人“贪图”自在，“五十窑前”最后的窑口得以重开。
　　“看来烧一次窑的柴都不够了，明天得再上山砍柴了！” 付建文说。靠墙边的柴垛，齐腰高的柴垛堆了半面墙，“这么多柴火都不够？烧一窑瓷得用多少柴啊？”我问。
　　“少则五千斤，多则八千斤，得烧两天两夜呢！”付建文说着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昨天刚出过窑，老头子熬了两天两夜没合眼，窑上的红砖上放满了罐头八宝粥，这便是老头子两天的口粮。
　　手工拉坯是件力气活，付建文拉不动了，吩咐儿子付新艺演示。拉坯作坊在二楼，要进入拉坯作坊得穿过一楼的堂屋。一进堂屋，就闻到满屋子的酒香—屋里摆了七八口大水缸，每一口大水缸都用塑料薄膜盖着，里面都放满了酒糟。那是付建文的副业。“农活够吃，烧瓷也不是正业，就闲时酿点酒卖卖贴补家用！”
　　二楼的堂屋中，付新艺正光着脚在一团泥上使劲踩，他现在正在炼泥。这些泥，都是他和父亲从远处的山上一担担挑下来的。
　　泥炼熟后，他双手捧起几捧熟泥放在一个圆木板上。这时付夫人从屋里走出来，蹲在圆木板前，双手均匀转动圆木板。这时付新建一只手插入泥中，一只手扶着泥坯，木板转动着，不断有泥间从他双手间飞溅出来。十几分钟工夫，泥堆隐去，花瓶雏形出来了。
　　泥坯拉完，付建文也上楼来。他双手捧着一炷香，毕恭毕敬地朝堂屋中堂三作揖后，把香插在中堂上的神龛上。神龛上供奉的醴陵瓷的业神樊公。“樊公是广东人，他来到我们醴陵谋生，把制瓷的手艺传授给了我们醴陵人！所以我们醴陵的瓷人每次制瓷前都要向樊公敬香！对吧？”付建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