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的我确定我是清醒的，你可以做个测试，赫列勃尼科夫、塔特林、马列维奇……随便什么。这些我都在脑子里念过，不止一次，所以能记住那些拗口的名字，如果不怕浪费时间的话，那是你们的时间，真实的时间。
还有整个世界等着你们去拯救呢。
所以现在是2019年3月21日吗？
对不起，这个不见天日的水泥棺材，还有那些药搞得我……有点儿糊涂，你懂的，我会在脑子里不断地假设，如果当初我没有拒绝他，事情也许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开始回忆关于M，也是按照你们的要求不提及他的真实姓名，从我们开始接触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已经交出了所有文档和材料，所以你们可以随时调出电子备份，核实我所说的话。毕竟过去了好几年，人嘛，就是这样的。
（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四个被切分的八拍，突然停止）
大概是三年前，具体时间可以看邮件，我还在原来的出版社上班的时候，收到了来自M的投稿。当时我刚刚入社，博士毕业也没多久，这种查看自由来稿邮箱的杂事儿自然就落在新人头上。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的生活。国营社嘛没有太大盈利压力和野心，就想着做点自己喜欢的书，一般进来的人也都是社恐，如果能线上解决绝对不见真人。大家就在那幢阴暗狭窄的小楼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窝，然后用书把别人的视线挡住，只需要每周开会报报选题，讨论一下催稿心得和进度，也就差不离了。
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工作了，毕竟我还有自己的一点私心，能在朝九晚五之余富裕出时间精力来爬爬格子，简直是奢侈。
话扯远了。
邮箱里其实没有太多自由来稿，每个月有那么两三封，多半来自一些偏远地区怀有文学梦想的中老年人，从遣词造句可以看出對世界的认知多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不像其他人，我一般会回复一封故作热情的婉拒信，当然是模板，建议他们试试别的平台。我自己也投过稿，我知道石沉大海的感觉。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M的邮件时，窗外有什么东西闪了我一眼，好像是一只黑色的鸟儿落到了窗户上沿，它飞走时稍稍改变了玻璃折射阳光的角度。
那是一封非常长的来信，也许是被阳光晃了一下，所有词句都带着金色的余晖，交代了M从童年开始的整个阅读史和偏好，以及为什么我们出版社相比起其他出版社，更适合做他的书。当时他自称是个当地一本学校的中文系研二学生，比我整整小五岁，却有许多重合的阅读经验，包括八十年代先锋派、垮掉的一代、东欧存在主义戏剧、先验派诗歌以及新世纪东南亚华文作品等等。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喜欢读书和写作，并且比起沉迷网络游戏和流行娱乐文化的同龄人来说，有着不匹配的深沉与严肃。
（一把模糊的男声阅读了几句信里的内容，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下载了他随信附上的文件，那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稿，名字叫《1992》，M出生的前一年。
我足足花了一个礼拜才读完书稿，过程缓慢而艰难，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内涵，都不是我熟悉或喜爱的类型，更像是杂糅了新闻报道、科幻小说和意识流自动写作的实验文本，讲述了一个等待投胎转世的宇宙“灵体”因为意外滞留在地球上，在无目的地游荡中思索存在意义的故事，涉及到法国空客空难事件、列宁格勒核电站泄漏、爱尔兰共和军袭击伦敦金融中心、洛杉矶种族暴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发明伟哥、银河-II型计算机以及发现埃塞俄比亚“拉密达地猿”等等真实发生的事件，内容庞杂交错，人物众多却又面目模糊，笔调灰暗冷淡，带着厌世情绪，噢对了，还有阿西莫夫去世，这也许是书稿中最具有情感性的一部分。书的最后一章尚未完成，只有目录上的存目。
读完之后我心里一沉，知道这书在我们社出版的可能性不大。一来不是名家名作;二来科幻属于小众类型，也不被文学评论界所待见，更不用说拿奖;三来就算像我这样口味相对宽容的专业读者都啃得如此艰难，很难说这本书到了习惯快餐阅读的普通消费者手里，会遭受什么样的恶评，而对于一个年轻作者来说，外界的负面反馈往往是毁灭性的。
我反复敲上又删掉回复的字眼，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我得当面告诉他，哪怕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心理负担非常重的事情。
见面约在出版社附近的一家连锁咖啡馆，如果聊得融洽，可以请他到社里转转，参观一下，显示我们对他的重视，最主要的是，我也可以少走些路。
我晚到了几分钟，主要花在镜子前的心理建设上，M也并没有打我电话。走进咖啡馆我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他，正是想象中的模样，高瘦文弱，戴着白色耳机，缩在我也会选择的角落里，安静地翻看着我给他寄的新一期文学期刊《铬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像受惊的鸟儿一样缩了起来，犹疑的眼神来回打量着我，许久才怯怯地叫了一声老师。点完咖啡之后我们聊了起来，跟邮件里完全不同，真实世界里的M话非常少，而且在话出口前都要反复思考，似乎比我还要担心引发对方的不良反应。
谈话很快变成了一问一答的机械模式。不知道为何，看着M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就是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书我们出不了，你找下一家吧。也许是怕看到他受伤的表情，也许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影子，总之，我兜着圈子夸他写得不错，有潜力，但是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需要再修改，比如结构，比如节奏，比如人物，比如文笔，比如想要表达的主题，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东西。
这时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反之前的文静柔弱，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奇怪的光，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似乎是带着凶狠、骄傲以及期待得到满足的混合物。
他说，不是的老师，我的书已经是最完美的形态了，我没有办法再改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写作者，因此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在我看来就是个笑话，顿时有点不爽。 我说，那只能请你另觅高处了，至少在我这里，你还没达到出版标准。
M一下子又缩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里，像有一层厚实而不透明的壳，把他的真实情绪保护起来，不受外界的刺激与伤害。
我起身结账告别，M突然又怯怯地问，老师，我还能继续给您写信吗？
我愣了一下，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但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社交礼仪，能，当然能，我给了他我的个人邮箱，这也是后来一切噩梦的开始。我能喝口水吗，谢谢。
（停顿，倒水，喝水，杯子与桌面碰撞的声音）
回去以后，我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没有收到M的邮件，更没有看到《1992》的出版。我以为他就像千千万万个地下写作者一样，努力地扑腾着在坚实地表冒了个火苗，但又很快被现实的狂风暴雨大水漫灌给湮灭了。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
首先是道歉，对于半年之前某个下午的咖啡时间，他非常冒昧地拒绝了我的建议和帮助，这六个月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对当时的自我膨胀深表愧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心理调适，他决定接受我的意见，重新改写《1992》，直到它符合我们社的出版标准。
我当时又惊又喜，自以为通过努力挽救了一棵写作的好苗子。许多时候编辑会不由自主给自己戴上一顶过分神圣的光环，仿佛有责任给暗夜丛林里的文学寻路者们擎起火把照亮方向，但是大多数时候，自己都不知道阴影背后究竟是沼泽、深渊，还是血盆大口。
我马上回复了一封简短而明确的邮件，鼓励他把修改的想法和样章随时发给我，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他寻找出版机会。
那封邮件只发出了不到一分钟，M的下一封邮件便迫不及待地出现在收件箱中，感觉就好像他早已写好了草稿，只是等待我的回信触发一连串的行为。当时我还暗自好笑，我们把邮件当成了即时通讯工具，最后回头一看，才发现一切早有预谋。
第二封信M开始谈论阅读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的心得，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老人用口述形式回忆了一群年轻人在1910年创立诗语研究会时的俄国大革命氛围，M特地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还加了下划线……
（另一把男声读了出来：“我说过，艺术是超情绪的，艺术里没有爱，艺术是纯粹的形式。这是个错误。”）
这是1982年的什克洛夫斯基对1925年年轻版自己的否定。我的博士方向正是苏俄文艺学理论，心想你一个小研究生懂什么俄国形式主义呢，加上其他编辑杂务缠身，也就无从回复。等到我再次打开邮箱时，里面已经堆满了十几封来自M的信，这真的让我吓了一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在心底暗暗给这个人打上了标签：狂热，自我中心，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偏执。
那些信我也许看了也许只是草草扫过一眼，感觉像是M直接将读书笔记粘贴到邮件里，试图梳理出一条从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到达科·苏文、朱瑞瑛的文学陌生化理论脉络。看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是想要给我上课，让我理解《1992》为什么要这么写。M并不是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议，只是假装道歉来获取我的信任，然后再用回寰之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愚蠢。可惜他有点操之过急了，如果把这个时间段落抻长到一个月，说不定我真的会上当。
我控制住情绪，语气严肃地告诫他不要再徒劳无功给我洗脑，并且每个星期只能给我一封邮件。
过了很久，M只发过来一句话，对不起老师，每星期两封可以吗？
不知为何我笑了出来，也许是被这句话里某种天真而脆弱的东西打动了，那种东西叠加在咖啡馆里呆坐的少年形象上，像是把我带回到某个并不太久远却似乎遥不可及的状态。
开始工作一年之后，许多残酷的生活真相开始撕去面纱，张牙舞爪。我所在的国营社为了股份制改造，全面走向市场化运营。一缸死水要被搅动起来，必然先泛起沉淀的泥沙和腐物。工作上人事上都压力陡增，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变成被撇走的浮沫。什么文学理想、编辑情怀，都不如每个月汇总各渠道的码洋数字来得实在。只有来自M的每周两封邮件，讓我觉得内心深处还有某块地方是为自己跳动着的。
修改进行得非常缓慢，他每个月只能改出一章，但是可以看出M的思路有了很大变化。看完前三章之后我激动不已，即便不考虑作者的年龄，就算是放在整个当代华语文学写作圈里也是有相当的锐气和新意。只是那广博知识和老到视角与其年龄阅历并不相称，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那天我见到的究竟是不是M，或者是被特意雇来作为替身的大学男生，而真正的M却厕身在咖啡馆另一个角落里冷冷观察着我俩的对话。我只能努力按捺住搜索M个人信息的冲动。
除了邮件，M拒绝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联系，他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却没有他的。我可以理解写作者由于各种原因要和编辑保持安全距离，但这也让每个星期的等待变得难熬，有几次我主动发信催促他更新情况，与之前的秒回不同，M似乎变成极有耐性的老钓手，能够任凭风浪摇晃手中钓竿也不为所动，而我反而变成了在水面之下跃跃欲试的窜头鱼。
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把《1992》报了上去，作为下一年度的重点选题，像是下了一个赌注。
就在这个时候，毫无先兆地，足足一个礼拜M音信全无，任凭我怎么催促，频频刷新的收件箱页面仍然死水一潭。
某个惊恐的预感浮出意识水面，我托关系打听了那所学校的学生办公室，中文系研二年级确实并没有一个叫M的男孩。这时我几乎确信自己已经失去了M，那种失落之情似乎溢出了一个编辑失去其心爱作者的边界，带有无法准确定义的可疑成分。尽管我们在邮件中完美地回避了谈论各自的私人生活，但恰恰如此使得我们的关系具备了某种超越现实层面的纯粹性，至少当时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了那个月剩下的日子，甚至动过请黑客侵入M邮箱的念头，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就像小时候偷翻同桌的抽屉，有可能摸到巧克力，但更可能是粘你一手的口香糖残渣。
就在我彻底绝望时，是的，就像邮件记录的那样，M又出现了，这次要求见面的是他，地点在近郊的一座天文台。 我坐上了一班地铁，包里揣着打印出来的《1992》样章，上面用红笔圈画着各种修改意见。一路上进入车厢的每一名乘客都挂着平静的合不拢嘴的表情，似乎对世界想说什么又无话可说。看着对面车窗晃动的倒影，似乎只有我是唯一保持缄默的嫌疑犯。
在天文台脚下的中式快餐厅里，我又见到了M。这一次他给我的感觉和上一次完全不同，整个人像是成熟了十岁不止，从穿着到言谈举止都像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在等上菜的间隙，他侃侃而谈，甚至还点起了烟。这次他没有再谈任何艰涩的文学理论，而是说起远在海边的故乡，疏离的原生家庭以及几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他说想把这些都写进《1992》的续篇，关于那个灵体投胎之后的人生经历，标题就叫《1993-
还有整个世界等着你们去拯救呢。
所以现在是2019年3月21日吗？
对不起，这个不见天日的水泥棺材，还有那些药搞得我……有点儿糊涂，你懂的，我会在脑子里不断地假设，如果当初我没有拒绝他，事情也许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开始回忆关于M，也是按照你们的要求不提及他的真实姓名，从我们开始接触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已经交出了所有文档和材料，所以你们可以随时调出电子备份，核实我所说的话。毕竟过去了好几年，人嘛，就是这样的。
（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四个被切分的八拍，突然停止）
大概是三年前，具体时间可以看邮件，我还在原来的出版社上班的时候，收到了来自M的投稿。当时我刚刚入社，博士毕业也没多久，这种查看自由来稿邮箱的杂事儿自然就落在新人头上。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的生活。国营社嘛没有太大盈利压力和野心，就想着做点自己喜欢的书，一般进来的人也都是社恐，如果能线上解决绝对不见真人。大家就在那幢阴暗狭窄的小楼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窝，然后用书把别人的视线挡住，只需要每周开会报报选题，讨论一下催稿心得和进度，也就差不离了。
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工作了，毕竟我还有自己的一点私心，能在朝九晚五之余富裕出时间精力来爬爬格子，简直是奢侈。
话扯远了。
邮箱里其实没有太多自由来稿，每个月有那么两三封，多半来自一些偏远地区怀有文学梦想的中老年人，从遣词造句可以看出對世界的认知多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不像其他人，我一般会回复一封故作热情的婉拒信，当然是模板，建议他们试试别的平台。我自己也投过稿，我知道石沉大海的感觉。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M的邮件时，窗外有什么东西闪了我一眼，好像是一只黑色的鸟儿落到了窗户上沿，它飞走时稍稍改变了玻璃折射阳光的角度。
那是一封非常长的来信，也许是被阳光晃了一下，所有词句都带着金色的余晖，交代了M从童年开始的整个阅读史和偏好，以及为什么我们出版社相比起其他出版社，更适合做他的书。当时他自称是个当地一本学校的中文系研二学生，比我整整小五岁，却有许多重合的阅读经验，包括八十年代先锋派、垮掉的一代、东欧存在主义戏剧、先验派诗歌以及新世纪东南亚华文作品等等。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喜欢读书和写作，并且比起沉迷网络游戏和流行娱乐文化的同龄人来说，有着不匹配的深沉与严肃。
（一把模糊的男声阅读了几句信里的内容，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下载了他随信附上的文件，那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稿，名字叫《1992》，M出生的前一年。
我足足花了一个礼拜才读完书稿，过程缓慢而艰难，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内涵，都不是我熟悉或喜爱的类型，更像是杂糅了新闻报道、科幻小说和意识流自动写作的实验文本，讲述了一个等待投胎转世的宇宙“灵体”因为意外滞留在地球上，在无目的地游荡中思索存在意义的故事，涉及到法国空客空难事件、列宁格勒核电站泄漏、爱尔兰共和军袭击伦敦金融中心、洛杉矶种族暴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发明伟哥、银河-II型计算机以及发现埃塞俄比亚“拉密达地猿”等等真实发生的事件，内容庞杂交错，人物众多却又面目模糊，笔调灰暗冷淡，带着厌世情绪，噢对了，还有阿西莫夫去世，这也许是书稿中最具有情感性的一部分。书的最后一章尚未完成，只有目录上的存目。
读完之后我心里一沉，知道这书在我们社出版的可能性不大。一来不是名家名作;二来科幻属于小众类型，也不被文学评论界所待见，更不用说拿奖;三来就算像我这样口味相对宽容的专业读者都啃得如此艰难，很难说这本书到了习惯快餐阅读的普通消费者手里，会遭受什么样的恶评，而对于一个年轻作者来说，外界的负面反馈往往是毁灭性的。
我反复敲上又删掉回复的字眼，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我得当面告诉他，哪怕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心理负担非常重的事情。
见面约在出版社附近的一家连锁咖啡馆，如果聊得融洽，可以请他到社里转转，参观一下，显示我们对他的重视，最主要的是，我也可以少走些路。
我晚到了几分钟，主要花在镜子前的心理建设上，M也并没有打我电话。走进咖啡馆我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他，正是想象中的模样，高瘦文弱，戴着白色耳机，缩在我也会选择的角落里，安静地翻看着我给他寄的新一期文学期刊《铬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像受惊的鸟儿一样缩了起来，犹疑的眼神来回打量着我，许久才怯怯地叫了一声老师。点完咖啡之后我们聊了起来，跟邮件里完全不同，真实世界里的M话非常少，而且在话出口前都要反复思考，似乎比我还要担心引发对方的不良反应。
谈话很快变成了一问一答的机械模式。不知道为何，看着M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就是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书我们出不了，你找下一家吧。也许是怕看到他受伤的表情，也许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影子，总之，我兜着圈子夸他写得不错，有潜力，但是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需要再修改，比如结构，比如节奏，比如人物，比如文笔，比如想要表达的主题，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东西。
这时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反之前的文静柔弱，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奇怪的光，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似乎是带着凶狠、骄傲以及期待得到满足的混合物。
他说，不是的老师，我的书已经是最完美的形态了，我没有办法再改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写作者，因此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在我看来就是个笑话，顿时有点不爽。 我说，那只能请你另觅高处了，至少在我这里，你还没达到出版标准。
M一下子又缩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里，像有一层厚实而不透明的壳，把他的真实情绪保护起来，不受外界的刺激与伤害。
我起身结账告别，M突然又怯怯地问，老师，我还能继续给您写信吗？
我愣了一下，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但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社交礼仪，能，当然能，我给了他我的个人邮箱，这也是后来一切噩梦的开始。我能喝口水吗，谢谢。
（停顿，倒水，喝水，杯子与桌面碰撞的声音）
回去以后，我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没有收到M的邮件，更没有看到《1992》的出版。我以为他就像千千万万个地下写作者一样，努力地扑腾着在坚实地表冒了个火苗，但又很快被现实的狂风暴雨大水漫灌给湮灭了。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
首先是道歉，对于半年之前某个下午的咖啡时间，他非常冒昧地拒绝了我的建议和帮助，这六个月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对当时的自我膨胀深表愧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心理调适，他决定接受我的意见，重新改写《1992》，直到它符合我们社的出版标准。
我当时又惊又喜，自以为通过努力挽救了一棵写作的好苗子。许多时候编辑会不由自主给自己戴上一顶过分神圣的光环，仿佛有责任给暗夜丛林里的文学寻路者们擎起火把照亮方向，但是大多数时候，自己都不知道阴影背后究竟是沼泽、深渊，还是血盆大口。
我马上回复了一封简短而明确的邮件，鼓励他把修改的想法和样章随时发给我，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他寻找出版机会。
那封邮件只发出了不到一分钟，M的下一封邮件便迫不及待地出现在收件箱中，感觉就好像他早已写好了草稿，只是等待我的回信触发一连串的行为。当时我还暗自好笑，我们把邮件当成了即时通讯工具，最后回头一看，才发现一切早有预谋。
第二封信M开始谈论阅读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的心得，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老人用口述形式回忆了一群年轻人在1910年创立诗语研究会时的俄国大革命氛围，M特地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还加了下划线……
（另一把男声读了出来：“我说过，艺术是超情绪的，艺术里没有爱，艺术是纯粹的形式。这是个错误。”）
这是1982年的什克洛夫斯基对1925年年轻版自己的否定。我的博士方向正是苏俄文艺学理论，心想你一个小研究生懂什么俄国形式主义呢，加上其他编辑杂务缠身，也就无从回复。等到我再次打开邮箱时，里面已经堆满了十几封来自M的信，这真的让我吓了一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在心底暗暗给这个人打上了标签：狂热，自我中心，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偏执。
那些信我也许看了也许只是草草扫过一眼，感觉像是M直接将读书笔记粘贴到邮件里，试图梳理出一条从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到达科·苏文、朱瑞瑛的文学陌生化理论脉络。看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是想要给我上课，让我理解《1992》为什么要这么写。M并不是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议，只是假装道歉来获取我的信任，然后再用回寰之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愚蠢。可惜他有点操之过急了，如果把这个时间段落抻长到一个月，说不定我真的会上当。
我控制住情绪，语气严肃地告诫他不要再徒劳无功给我洗脑，并且每个星期只能给我一封邮件。
过了很久，M只发过来一句话，对不起老师，每星期两封可以吗？
不知为何我笑了出来，也许是被这句话里某种天真而脆弱的东西打动了，那种东西叠加在咖啡馆里呆坐的少年形象上，像是把我带回到某个并不太久远却似乎遥不可及的状态。
开始工作一年之后，许多残酷的生活真相开始撕去面纱，张牙舞爪。我所在的国营社为了股份制改造，全面走向市场化运营。一缸死水要被搅动起来，必然先泛起沉淀的泥沙和腐物。工作上人事上都压力陡增，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变成被撇走的浮沫。什么文学理想、编辑情怀，都不如每个月汇总各渠道的码洋数字来得实在。只有来自M的每周两封邮件，讓我觉得内心深处还有某块地方是为自己跳动着的。
修改进行得非常缓慢，他每个月只能改出一章，但是可以看出M的思路有了很大变化。看完前三章之后我激动不已，即便不考虑作者的年龄，就算是放在整个当代华语文学写作圈里也是有相当的锐气和新意。只是那广博知识和老到视角与其年龄阅历并不相称，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那天我见到的究竟是不是M，或者是被特意雇来作为替身的大学男生，而真正的M却厕身在咖啡馆另一个角落里冷冷观察着我俩的对话。我只能努力按捺住搜索M个人信息的冲动。
除了邮件，M拒绝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联系，他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却没有他的。我可以理解写作者由于各种原因要和编辑保持安全距离，但这也让每个星期的等待变得难熬，有几次我主动发信催促他更新情况，与之前的秒回不同，M似乎变成极有耐性的老钓手，能够任凭风浪摇晃手中钓竿也不为所动，而我反而变成了在水面之下跃跃欲试的窜头鱼。
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把《1992》报了上去，作为下一年度的重点选题，像是下了一个赌注。
就在这个时候，毫无先兆地，足足一个礼拜M音信全无，任凭我怎么催促，频频刷新的收件箱页面仍然死水一潭。
某个惊恐的预感浮出意识水面，我托关系打听了那所学校的学生办公室，中文系研二年级确实并没有一个叫M的男孩。这时我几乎确信自己已经失去了M，那种失落之情似乎溢出了一个编辑失去其心爱作者的边界，带有无法准确定义的可疑成分。尽管我们在邮件中完美地回避了谈论各自的私人生活，但恰恰如此使得我们的关系具备了某种超越现实层面的纯粹性，至少当时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了那个月剩下的日子，甚至动过请黑客侵入M邮箱的念头，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就像小时候偷翻同桌的抽屉，有可能摸到巧克力，但更可能是粘你一手的口香糖残渣。
就在我彻底绝望时，是的，就像邮件记录的那样，M又出现了，这次要求见面的是他，地点在近郊的一座天文台。 我坐上了一班地铁，包里揣着打印出来的《1992》样章，上面用红笔圈画着各种修改意见。一路上进入车厢的每一名乘客都挂着平静的合不拢嘴的表情，似乎对世界想说什么又无话可说。看着对面车窗晃动的倒影，似乎只有我是唯一保持缄默的嫌疑犯。
在天文台脚下的中式快餐厅里，我又见到了M。这一次他给我的感觉和上一次完全不同，整个人像是成熟了十岁不止，从穿着到言谈举止都像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在等上菜的间隙，他侃侃而谈，甚至还点起了烟。这次他没有再谈任何艰涩的文学理论，而是说起远在海边的故乡，疏离的原生家庭以及几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他说想把这些都写进《1992》的续篇，关于那个灵体投胎之后的人生经历，标题就叫《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