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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下，统筹城乡就业包括两个相互紧密关联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二是如何保证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动态分布合理化。当前应充分认识在这两个问题上主流经济理论观点的危害，运用马克思主义城乡就业一体化理论，创新城乡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机制，化解城乡就业矛盾，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创造和平等分享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
[关键词]现代生产方式 就业机会 城市 乡村 就业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38-05
统筹城乡就业、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最初是针对过去“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提出来的，现在关注的重点则深入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者利益关系、进一步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真正实现城乡劳动者共同创造和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问题。本文试图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概念框架下，对新时期我国如何统筹城乡就业、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解。
一、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我国当前的城乡就业矛盾，是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而且其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迅速变革的形势下凸显的。因此，无论是解释城乡劳动力就业整体性遭到越来越严重破坏的原因，还是寻求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的途径，都必须到我国正以独特形式发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去寻找。
18世纪下半叶，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催生出机器工业，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生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之间根本矛盾的分析，揭示出这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传统的小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因此，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必然被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一是劳动方式，主要指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组织形式。资本起初是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它并未直接改变生产方式，但经过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机器体系的生产代替了以往的手工劳动，先进的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代替了以往手工劳动者的手艺与经验，使生产过程的技术水平空前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变化，也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一般形式或基本形式，劳动的社会化协作最初采取简单协作这一特殊形式，然后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的有意识、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只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不同机器的分工为基础、以机器体系的协作为主体的工厂制度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二是社会生产形式，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与劳动交换形式。马克思认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都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三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马克思认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它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生产主体是资本家，是由资本家来进行和为资本家而进行的生产，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小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并存的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派生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就业机会：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对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马克思立足于当时的实际，从自己研究的任务出发，着重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1．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2．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3．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4．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加入有产者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显然，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分析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及其对劳动者就业与命运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因此，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对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急剧变革中的统筹城乡就业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
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在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有较为丰富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农业国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基于工业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整个发展经济学都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起点和基准的。然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假定有许多与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相似与相通之处，存在相互融通与补充的基础。
其一，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和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 —就业机会概念框架有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存在相互融通的可能。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发展中经济结构。由于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理解不同，发展经济学家先后提出“社会二元结构”、“技术二元主义”、“二元结构”以及由此派生的劳动力市场二元性、金融市场二元性、区域二元性等理论。其中，以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影响最大。阿瑟·刘易斯将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为：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和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相对高得多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传统部门生产所有社会都生产的产品，现代部门主要生产制造业产品。B．传统部门使用比较简单的工具和传统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因此并不使用资本投入；现代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新技术，需要大量资本。C．传统部门主要是依靠传统生产组织模式由家庭组织生产，不使用付薪劳动力，家庭成员按照分享原则分配总收入得到劳动补偿即家庭的平均产出；现代部门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企业组织生产，大规模使用付薪劳动力，根据边际产出支付劳动工资。D．传统部门的各类市场不完善，尤其是信贷市场的缺乏，使得传统部门的家庭农场很难利用信贷市场进行融资；现代部门存在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现代部门的大公司能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和很低的利息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E．传统部门因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近乎为零甚至是负数，劳动力的价格就是仅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工资，传统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普遍偏低，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现代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则拥有较高的收入。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三个层次基本内容，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基本上都有相近的内容与之相对应：B和C体现了二元经济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组织形式的差别相当于前者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方式之间的差别；D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社会生产形式方面的差别；C还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的差别。当然，两者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譬如，阿瑟·刘易斯强调A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马克思那里却没有相应的强调。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产品并不是区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标准。它们的相似与相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融通的可能，能够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二，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关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就业机会差异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内容的不同，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这一概念框架的内容。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中的E更多地体现的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这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则强调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在生产条件、生存状况和解放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按照刘易斯的逻辑，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相比，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理性的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在劳动力流动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必然选择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就业。马克思的逻辑则是，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相比，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劳动者的处境甚至会越来越不堪忍受。其原因在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会自愿选择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除非借助国家“暴力”，否则这种转移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撇开马克思与刘易斯的阶级立场与研究角度的不同，两种逻辑的对立与矛盾也客观反映了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因此，在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二元经济结构假定的合理成分，提出和运用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概念框架，有助于从更宽阔的理论视野解释统筹城乡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探索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现代技术条件和现代企业组织形式；(2)采用劳动的商品交换形式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3)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4)一般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对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城乡就业一体化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及其城乡分布的动态变化
1954年，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5月号上发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第一个从乡—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历史唯物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过程时，形成了最为系统、深刻和富有预见性的城乡就业一体化理论。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下，统筹城乡就业包括两个相互紧密关联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二是如何保证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城乡动态分布合理化。对于这两个问题，刘易斯与马克思各自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下面我们将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
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问题上，刘易斯与马克思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不是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
阿瑟·刘易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就包含在由他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之中。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假定下，刘易斯对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进行了描述。与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观点一致，刘易斯把资本积累看作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不同的是，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假定下，进而把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看作是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源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现代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PL=W，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对于任一特定规模的资本存量，城市现代工业部门都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再假定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每一个生产过程结束时都把所得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 下一个生产过程开始时其资本存量就大为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将不断增大。假如，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初期的资本存量为K0，与它相对应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K0)，劳动需求曲线DL(K0)与劳动供给曲线SL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劳动量L0，就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初期资本存量为K0时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规模。假如第一个生产过程结束时把所创造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使第二个生产过程开始时的资本存量增加到K1，将与它相对应的劳动需求曲线外移到DL(K1)，那么劳动需求曲线DL(K1)与劳动供给曲线SL的交点所对应的劳动量L1，就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后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规模。这样。随着它不断把新创造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劳动需求曲线不断外移，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规模不断扩大。
马克思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谓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以机器与机器体系为特有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机器的使用使固定资本的规模和比重大大提高，并具有专用性与不可分性；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传统分散的手工生产，竞争优势日益明显。因此，首先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纺织工业等部门的这种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扩展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从英国扩展到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因为，他观察到机器大工业提供的先进机器同样为资本征服农业部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随着资本占领和改造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农村市场化又将其范围扩展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马克思谈到：“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应地，“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满足于将它的势力局限于城市工业部门，它一旦充分加强起来，也将使农业屈服于自己。经过资本的占领与改造，农业部门也成为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部门。
应该承认，刘易斯强调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其论断在反映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史料中也不难找到依据。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最初发生于城市的新兴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随后又引起和带动采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使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农业。与这一趋势相反，农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1801年到1901年，英国在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从29.7％上升到46.3％，而同期从事农、林、渔业的劳动力比重则由1801年的35.9％下降到1901年的8.7％。但是，由于刘易斯未能完整地揭示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使他无法说明：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外，留在乡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如何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的。他的这一理论缺陷在学术界也先后受到拉尼斯、费景汉、舒尔茨和乔根森等人的批评与修正。这一理论缺陷在实践中体现为片面强调工业、忽视甚至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采取这一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增加极为有限、农业陷入长期停滞，吃饭问题甚至都无法解决。马克思关于传统农业部门通过现代化改造也能够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观点，显然更为完整和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客观上也回答了上述刘易斯所无法解释和说明的问题。
(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
既然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农村劳动力只有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才能得到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刘易斯所揭示出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建立在他著名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假定之上。该假定认为，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迅速而资本稀缺，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可以在没有成本即不影响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产出的情况下转移出去，因此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某一固定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解释劳动力迁移决策时，刘易斯非常强调工业工资水平以维持低水平生存的农业工资水平为限而且不变的重要性。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人均产出很低，工资一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总是高于乡村传统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自然也高得多。因此，只需要在相当于乡村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之上确定某一不变的工资水平，理性的农村劳动力必然选择迁移，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可以雇佣到任意数量的劳动力。假设全社会的劳动力总量不变，随着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乡村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最终一定能够把乡村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一元经济结构。
马克思认为，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决定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化是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和城乡就业人口分布结构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资本对农业的占领和改造。这不仅使农业部门也创造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而且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对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深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这种转化的条件。”。因此，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的动态变化机制，既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包括资本带领各种现代要 素占领和改造农业。它要求城市和乡村形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制度安排，为其提供相应的条件。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直接生产者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和具有“全面流动性”的雇佣工人为前提。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第二，现代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和土地的自由流通。以直接生产者对土地占有为特征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也是传统农民最重要的生存保障，只有将小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大土地所有制，才能“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第三，资本的自由流动。城市和乡村的工人工资接近一致，是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它是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调节下的资本的自由流动形成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城市工商业利润逐步下降。“城市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就造成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的报酬。”为追逐超额利润，资本在城乡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竞争和自由流动，结果是工商业和农业的利润在平均利润的水平上接近一致，城市和乡村的工人工资接近一致。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刘易斯将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核心机制归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强调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工业工资水平以维持低水平生存的农业工资水平为限而且不变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看来，既然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就意味着这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目标，能够改善其福利状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城市工业部门产生、向城乡各个产业部门发展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资本对农业的占领与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决不能因为传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过程比城市工业部门复杂和缓慢得多，就否定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即城市化和资本对农业的占领与改造即农村市场化与现代化，犹如驱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动态变化的“双轮”，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保证城乡经济社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协调发展。而且，这一历史过程给劳动者带来也未必是福利的改善，在资本的主导下，它甚至会给劳动者带来无穷的苦难。马克思就曾借用罗杰斯教授的话说：“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
三、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当前我国之所以提出统筹城乡就业，就是要探索如何通过创新城乡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机制，化解城乡就业矛盾，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创造和平等分享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政策目标，进一步阐述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首先，应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我国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充分创造提供新源泉。20世纪50年代，我国确立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严重倾斜于重工业部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长期依赖城市重工业部门。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力吸纳能力弱，导致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数量严重不足。有专家估计，1952—1980年期间我国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数量因此减少了40％。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已经大为松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但我国的重工业化倾向至今仍然较为明显。2006年我国重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高达69.5％，比2000年时又增长5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和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是导致我国城镇就业弹性不断减小和单位经济增长新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能力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只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没有彻底放弃，忽视甚至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谋求发展的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部门尽管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总体上仍属于传统农业范畴，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非常低下，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基数大，自然增长率又比较高，该部门长期大量释放剩余劳动力，自身却几乎没有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创造渠道单一、数量不足，使我国城乡劳动者失业严重，非正规就业人数庞大，就业质量低下。因此，当前应进一步认清片面强调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主流经济理论观点的危害，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真正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城乡各个产业部门都成为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的创造源泉。
其次，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劳动力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为从社会整体性角度促进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的动态合理分布提供制度保证。这既要求改革城市倾向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安排，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人口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扫清制度障碍；也要求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为以资本为先导的各种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通过制度创新，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出适宜的制度环境。
最后，加大完善法制的力度，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社会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在资本的主导和野蛮推进下，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与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福利的改善，甚至会给劳动者带来无穷的苦难。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很容易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二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当前我国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强调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维权机制，传统农民在职业分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遇到严重的身份歧视、社会排斥、就业不公、劳动环境恶劣、生命与健康权益受损、经济收入低下、社会保障缺乏乃至子女教育、极端贫困、疾病忧患等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必须按照平等、公正和共享的原则，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检查与修订，适应新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司法和执法机关建设，为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责任编辑：文 心]
[关键词]现代生产方式 就业机会 城市 乡村 就业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38-05
统筹城乡就业、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最初是针对过去“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提出来的，现在关注的重点则深入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者利益关系、进一步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真正实现城乡劳动者共同创造和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问题。本文试图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概念框架下，对新时期我国如何统筹城乡就业、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解。
一、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我国当前的城乡就业矛盾，是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而且其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迅速变革的形势下凸显的。因此，无论是解释城乡劳动力就业整体性遭到越来越严重破坏的原因，还是寻求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的途径，都必须到我国正以独特形式发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去寻找。
18世纪下半叶，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催生出机器工业，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生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之间根本矛盾的分析，揭示出这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传统的小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因此，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必然被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一是劳动方式，主要指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组织形式。资本起初是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它并未直接改变生产方式，但经过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机器体系的生产代替了以往的手工劳动，先进的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代替了以往手工劳动者的手艺与经验，使生产过程的技术水平空前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变化，也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一般形式或基本形式，劳动的社会化协作最初采取简单协作这一特殊形式，然后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的有意识、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只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不同机器的分工为基础、以机器体系的协作为主体的工厂制度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二是社会生产形式，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与劳动交换形式。马克思认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都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三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马克思认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它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生产主体是资本家，是由资本家来进行和为资本家而进行的生产，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小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并存的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派生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就业机会：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对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马克思立足于当时的实际，从自己研究的任务出发，着重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1．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2．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3．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4．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加入有产者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显然，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分析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及其对劳动者就业与命运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因此，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对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急剧变革中的统筹城乡就业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
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在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有较为丰富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农业国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基于工业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整个发展经济学都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起点和基准的。然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假定有许多与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相似与相通之处，存在相互融通与补充的基础。
其一，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和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 —就业机会概念框架有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存在相互融通的可能。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发展中经济结构。由于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理解不同，发展经济学家先后提出“社会二元结构”、“技术二元主义”、“二元结构”以及由此派生的劳动力市场二元性、金融市场二元性、区域二元性等理论。其中，以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影响最大。阿瑟·刘易斯将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为：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和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相对高得多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传统部门生产所有社会都生产的产品，现代部门主要生产制造业产品。B．传统部门使用比较简单的工具和传统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因此并不使用资本投入；现代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新技术，需要大量资本。C．传统部门主要是依靠传统生产组织模式由家庭组织生产，不使用付薪劳动力，家庭成员按照分享原则分配总收入得到劳动补偿即家庭的平均产出；现代部门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企业组织生产，大规模使用付薪劳动力，根据边际产出支付劳动工资。D．传统部门的各类市场不完善，尤其是信贷市场的缺乏，使得传统部门的家庭农场很难利用信贷市场进行融资；现代部门存在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现代部门的大公司能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和很低的利息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E．传统部门因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近乎为零甚至是负数，劳动力的价格就是仅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工资，传统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普遍偏低，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现代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则拥有较高的收入。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三个层次基本内容，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基本上都有相近的内容与之相对应：B和C体现了二元经济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组织形式的差别相当于前者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方式之间的差别；D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社会生产形式方面的差别；C还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的差别。当然，两者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譬如，阿瑟·刘易斯强调A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马克思那里却没有相应的强调。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产品并不是区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标准。它们的相似与相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融通的可能，能够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二，二元经济结构假定关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就业机会差异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内容的不同，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这一概念框架的内容。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中的E更多地体现的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这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则强调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在生产条件、生存状况和解放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按照刘易斯的逻辑，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相比，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理性的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在劳动力流动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必然选择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就业。马克思的逻辑则是，与传统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相比，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劳动者的处境甚至会越来越不堪忍受。其原因在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会自愿选择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除非借助国家“暴力”，否则这种转移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撇开马克思与刘易斯的阶级立场与研究角度的不同，两种逻辑的对立与矛盾也客观反映了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因此，在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二元经济结构假定的合理成分，提出和运用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概念框架，有助于从更宽阔的理论视野解释统筹城乡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探索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现代技术条件和现代企业组织形式；(2)采用劳动的商品交换形式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3)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4)一般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的提出，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对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中的城乡就业一体化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及其城乡分布的动态变化
1954年，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5月号上发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第一个从乡—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历史唯物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过程时，形成了最为系统、深刻和富有预见性的城乡就业一体化理论。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概念框架下，统筹城乡就业包括两个相互紧密关联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二是如何保证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城乡动态分布合理化。对于这两个问题，刘易斯与马克思各自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下面我们将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
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问题上，刘易斯与马克思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不是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
阿瑟·刘易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就包含在由他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假定之中。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假定下，刘易斯对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进行了描述。与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观点一致，刘易斯把资本积累看作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不同的是，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假定下，进而把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看作是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源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现代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PL=W，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对于任一特定规模的资本存量，城市现代工业部门都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再假定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每一个生产过程结束时都把所得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 下一个生产过程开始时其资本存量就大为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将不断增大。假如，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初期的资本存量为K0，与它相对应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K0)，劳动需求曲线DL(K0)与劳动供给曲线SL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劳动量L0，就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初期资本存量为K0时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规模。假如第一个生产过程结束时把所创造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使第二个生产过程开始时的资本存量增加到K1，将与它相对应的劳动需求曲线外移到DL(K1)，那么劳动需求曲线DL(K1)与劳动供给曲线SL的交点所对应的劳动量L1，就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后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规模。这样。随着它不断把新创造的利润全部用于资本积累，劳动需求曲线不断外移，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所创造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规模不断扩大。
马克思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谓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以机器与机器体系为特有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机器的使用使固定资本的规模和比重大大提高，并具有专用性与不可分性；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传统分散的手工生产，竞争优势日益明显。因此，首先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纺织工业等部门的这种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扩展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从英国扩展到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因为，他观察到机器大工业提供的先进机器同样为资本征服农业部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随着资本占领和改造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农村市场化又将其范围扩展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马克思谈到：“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应地，“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满足于将它的势力局限于城市工业部门，它一旦充分加强起来，也将使农业屈服于自己。经过资本的占领与改造，农业部门也成为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部门。
应该承认，刘易斯强调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是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其论断在反映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史料中也不难找到依据。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最初发生于城市的新兴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随后又引起和带动采矿、建筑、交通运输、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使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农业。与这一趋势相反，农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1801年到1901年，英国在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从29.7％上升到46.3％，而同期从事农、林、渔业的劳动力比重则由1801年的35.9％下降到1901年的8.7％。但是，由于刘易斯未能完整地揭示出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使他无法说明：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外，留在乡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如何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的。他的这一理论缺陷在学术界也先后受到拉尼斯、费景汉、舒尔茨和乔根森等人的批评与修正。这一理论缺陷在实践中体现为片面强调工业、忽视甚至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采取这一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增加极为有限、农业陷入长期停滞，吃饭问题甚至都无法解决。马克思关于传统农业部门通过现代化改造也能够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观点，显然更为完整和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创造机制，客观上也回答了上述刘易斯所无法解释和说明的问题。
(二)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
既然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农村劳动力只有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才能得到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刘易斯所揭示出的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建立在他著名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假定之上。该假定认为，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迅速而资本稀缺，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可以在没有成本即不影响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产出的情况下转移出去，因此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某一固定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解释劳动力迁移决策时，刘易斯非常强调工业工资水平以维持低水平生存的农业工资水平为限而且不变的重要性。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人均产出很低，工资一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总是高于乡村传统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自然也高得多。因此，只需要在相当于乡村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之上确定某一不变的工资水平，理性的农村劳动力必然选择迁移，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可以雇佣到任意数量的劳动力。假设全社会的劳动力总量不变，随着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乡村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最终一定能够把乡村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一元经济结构。
马克思认为，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决定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化是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和城乡就业人口分布结构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资本对农业的占领和改造。这不仅使农业部门也创造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而且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对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深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这种转化的条件。”。因此，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的动态变化机制，既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包括资本带领各种现代要 素占领和改造农业。它要求城市和乡村形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制度安排，为其提供相应的条件。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直接生产者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和具有“全面流动性”的雇佣工人为前提。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第二，现代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和土地的自由流通。以直接生产者对土地占有为特征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也是传统农民最重要的生存保障，只有将小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大土地所有制，才能“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第三，资本的自由流动。城市和乡村的工人工资接近一致，是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它是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调节下的资本的自由流动形成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城市工商业利润逐步下降。“城市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就造成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的报酬。”为追逐超额利润，资本在城乡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竞争和自由流动，结果是工商业和农业的利润在平均利润的水平上接近一致，城市和乡村的工人工资接近一致。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刘易斯将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核心机制归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强调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工业工资水平以维持低水平生存的农业工资水平为限而且不变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看来，既然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就意味着这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目标，能够改善其福利状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城乡分布及其动态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城市工业部门产生、向城乡各个产业部门发展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资本对农业的占领与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决不能因为传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过程比城市工业部门复杂和缓慢得多，就否定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即城市化和资本对农业的占领与改造即农村市场化与现代化，犹如驱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城乡分布动态变化的“双轮”，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保证城乡经济社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协调发展。而且，这一历史过程给劳动者带来也未必是福利的改善，在资本的主导下，它甚至会给劳动者带来无穷的苦难。马克思就曾借用罗杰斯教授的话说：“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
三、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当前我国之所以提出统筹城乡就业，就是要探索如何通过创新城乡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机制，化解城乡就业矛盾，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创造和平等分享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政策目标，进一步阐述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首先，应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我国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的充分创造提供新源泉。20世纪50年代，我国确立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严重倾斜于重工业部门，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长期依赖城市重工业部门。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力吸纳能力弱，导致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创造数量严重不足。有专家估计，1952—1980年期间我国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数量因此减少了40％。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已经大为松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但我国的重工业化倾向至今仍然较为明显。2006年我国重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高达69.5％，比2000年时又增长5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和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是导致我国城镇就业弹性不断减小和单位经济增长新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能力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只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没有彻底放弃，忽视甚至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谋求发展的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部门尽管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总体上仍属于传统农业范畴，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非常低下，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基数大，自然增长率又比较高，该部门长期大量释放剩余劳动力，自身却几乎没有创造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创造渠道单一、数量不足，使我国城乡劳动者失业严重，非正规就业人数庞大，就业质量低下。因此，当前应进一步认清片面强调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只能由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主流经济理论观点的危害，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真正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城乡各个产业部门都成为现代生产方式一就业机会的创造源泉。
其次，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劳动力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为从社会整体性角度促进现代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的动态合理分布提供制度保证。这既要求改革城市倾向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安排，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人口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扫清制度障碍；也要求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为以资本为先导的各种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通过制度创新，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出适宜的制度环境。
最后，加大完善法制的力度，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社会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在资本的主导和野蛮推进下，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与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福利的改善，甚至会给劳动者带来无穷的苦难。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很容易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二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当前我国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强调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维权机制，传统农民在职业分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遇到严重的身份歧视、社会排斥、就业不公、劳动环境恶劣、生命与健康权益受损、经济收入低下、社会保障缺乏乃至子女教育、极端贫困、疾病忧患等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必须按照平等、公正和共享的原则，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检查与修订，适应新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司法和执法机关建设，为传统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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