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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春 2005年的激情、偏执与怪诞
李宇春，2005年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年度总冠军。
一整个夏天，人们都在讨论，为什么超女这么紅，李宇春这么红。人们试图通过了解这其中的原委，更好地理解社会心理和群众趣味。不管原因如何，李宇春都是2005年最响亮的那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越来越像一副鲜花盔甲，包裹着那个具体的21岁女孩，成为一个卸不掉的身份，拥有匪夷所思的魔力。
她的成名之路，与以往的明星都不同。她替很多普通女孩子实现了梦想，或者她让很多投票者沉醉在权力的幻觉中。
李宇春和玉米之间的感情联系，也与其他的偶像/粉丝关系不同。从超女后续事件来看，确实存在数量可观的忠诚玉米，始终保持痴迷不醒的粉丝狂热。和别的明星比起来，李宇春更像一个教主，一个帮派掌门人。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都不在李宇春的预测和掌控之中。就像超女后来也超出了主办方的控制。寻找事件发展的动力和线索，简单的，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传奇命运；复杂的，我们需要牵扯到中国娱乐业的历史和现状，还有激荡时代里易于亢奋的群众心理。
李宇春被写进《时代》周刊，从这个名字和附着其上的现象，我们确可读出2005年的激情、狂热、偏执和怪诞，这里有时代的生命力，也有时的病症。
（刘天昭）
费俊龙、聂海胜 飞天双雄
自从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载人航天以来，各国已有22名宇航员为航天事业献出了生命，航天员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费俊龙、聂海胜是当之无愧的“航天英雄”。
尽管美国、前苏联早在我们之前很早就实现了飞船上天，尽管神六上天更多的是一个科技事件，但对强烈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人而言，神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幼时家贫，濒临辍学，但意志坚定，矢志不移；吃罢千番苦，方为人上人；十年磨一剑，飞天问苍穹，有志者，事竟成。两个农家子弟努力实现的“中国梦”，对许多在困境中挣扎的有志青年来说，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 （赵灵敏）
顾长卫 使中国电影不那么堕落
《孔雀》还是年初的事。年末大片喧嚣，再想起那电影来，更觉得静静绽放的美好。
和很多好的文艺片一样，安静底下是情绪激荡的乐章。2005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焦虑，脚步匆忙。可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停下来，回看青春和成长，回看梦想的火焰和灰烬。生命内在的焦灼与舒展、残酷和美好，在暴躁疯狂的时代里，就像城市里的孤清寂寞的树，要驻足，要深呼吸，我们才注意得到它，体会得到它。
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孔雀》带来了这样的一次驻足、一次深呼吸。在陈凯歌和张艺谋拼首映式排场的热闹里，绿幽幽的《孔雀》就像那棵风姿自在的树，它是2005年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收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是这部电影应得的肯定，但是只有放在中国迷茫躁动的电影境况中去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它的价值。
顾长卫说，拍《孔雀》是为了“使电影看上去不那么堕落”。电影是为迎合市场泡沫而堕落，或者市场只是堕落的一个体面借口。人们为什么每看国产大片必定失望？因为我们已经读不到电影人的心。
这个长期沉默的摄影师，这个自称本无野心的艺术家，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在安静中始终有坚韧的力量紧握，始终有激动的情感荡漾。（刘天昭）
李敖 文化怪杰的回乡之旅
李敖来了，李敖又走了，11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国内对其宠爱有加。
李敖在大陆的广受欢迎，原因无外乎以下方面：第一是他强烈的反叛意味，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反两蒋，反李登辉，反台独，谁当权他就反谁，这在将直言一骂看作一种气节的社会氛围里，自然非常得分。李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证，让大陆老百姓明白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被打压、被监禁，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一样可以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
第二是他传奇的人生经历：骂过人、坐过牢、出过书、娶过女明星，笑傲江湖，特立独行，这一切与中国传统文人严肃、方正、耿介的形象大相径庭。
第三是他在两岸共有中华文 化、同是中国人、必须走向统一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含糊过，并与“台独”势力、“台独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抗争，是台湾鲜见的公开支持“一国两制”、反对“台独”的旗帜性人物。
（赵灵敏）
崔永元他病了，还是时代病了？
今年崔永元说了很多实话。一部分实话说的是事实，一部分实话说的或有偏颇，但是却是出自他的真心。大家都说他病了，一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患有的忧郁症，一部分是因为他违背了我们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的默契。后者是唐吉诃德病，前者很可能是它的并发症。
把全社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痛心疾首地着急、难过、绝望，为之抑郁。这担当是不是太自大了？这担当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据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可是即使你只想做一个人，崔永元关心的那些问题，你也必须关心。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崔永元大声疾呼。他所关心记挂的，又不仅是电视，不仅是媒体操守，他关心世道人心。在革命电影的陶冶中长大的崔永元，或者真的是有英雄主义的情怀未散。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是，他说错了什么吗？他说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问题啊。
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曾经给人们带来欢乐，也给电视节目形态带来变革。但是比较起来，都没有他在2005年以病人的身份说的那些实话，更有震撼力，更让人肃然起敬。
（刘天昭）
张友骅 掘墓“高捷”弊案
2005年，台湾TVBS电视台“2100全民开讲”节目追击报道“高捷”弊案，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张友骅作为该节目的特约嘉宾，与李涛、邱毅、胡忠信被比作台湾新闻界的“F4”，成为民众眼中的弊案克星。
张友骅与其同事揭露的“高捷”弊案，被认为是对台湾民进党最大的打击，不仅考量了公共工程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且直指民进党“当政”5年以来普遍存在的政商共犯结构，在政治普遍腐化的台湾当下，维护了新闻界的尊严。“高捷”弊案直接影响了2005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的结果。
张友骅本人长期供职于新闻界，以撰写人物评传和军事评论著称，与台湾政治圈也有着深厚关系。他出身党外杂志，曾任自立报系记者、《民进周刊》副总编辑、“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支持陈水扁。但自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张不断抨击政府各项弊端，尤其是对“总统遇刺案”提出质疑，使得张与陈正式决裂。
张友骅半生与政治结缘，却因不断抨击时弊，先后为国民、民进两大“执政党”暗整。其境遇不失为映射台湾党派政治的一面明镜。
（胡国栋）
黄禹锡 “民族英雄”的跌落
可能没有人拥有比黄禹锡教授更富传奇色彩的2005年了。
年初，他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克隆狗斯纳皮，当这条漂亮的拉布拉多犬在草地上撒欢时，黄教授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时代》杂志把斯纳皮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韩国邮局为他的生日发行了特种邮票，民众更视之为韩国的“民族英雄”。然而，以女工作人员卵子事件为转折，黄教授盛极而衰，到了年末，作假丑闻全面曝光，他最终成了整个国家的耻辱。
黄禹锡生于1953年，正处于朝鲜战争后的萧条时期。5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替邻居喂养牛群。童年的艰辛促使他发奋图强，29岁时他获得兽医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最终成为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他的研究曾不仅给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萎靡不振的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意志消沉的韩国百姓重新带来了自信。因此，本次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黄教授个人的问题，更可以理解为是韩国现状的画像。
（赵灵敏）
李宇春，2005年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年度总冠军。
一整个夏天，人们都在讨论，为什么超女这么紅，李宇春这么红。人们试图通过了解这其中的原委，更好地理解社会心理和群众趣味。不管原因如何，李宇春都是2005年最响亮的那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越来越像一副鲜花盔甲，包裹着那个具体的21岁女孩，成为一个卸不掉的身份，拥有匪夷所思的魔力。
她的成名之路，与以往的明星都不同。她替很多普通女孩子实现了梦想，或者她让很多投票者沉醉在权力的幻觉中。
李宇春和玉米之间的感情联系，也与其他的偶像/粉丝关系不同。从超女后续事件来看，确实存在数量可观的忠诚玉米，始终保持痴迷不醒的粉丝狂热。和别的明星比起来，李宇春更像一个教主，一个帮派掌门人。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都不在李宇春的预测和掌控之中。就像超女后来也超出了主办方的控制。寻找事件发展的动力和线索，简单的，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传奇命运；复杂的，我们需要牵扯到中国娱乐业的历史和现状，还有激荡时代里易于亢奋的群众心理。
李宇春被写进《时代》周刊，从这个名字和附着其上的现象，我们确可读出2005年的激情、狂热、偏执和怪诞，这里有时代的生命力，也有时的病症。
（刘天昭）
费俊龙、聂海胜 飞天双雄
自从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载人航天以来，各国已有22名宇航员为航天事业献出了生命，航天员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费俊龙、聂海胜是当之无愧的“航天英雄”。
尽管美国、前苏联早在我们之前很早就实现了飞船上天，尽管神六上天更多的是一个科技事件，但对强烈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人而言，神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幼时家贫，濒临辍学，但意志坚定，矢志不移；吃罢千番苦，方为人上人；十年磨一剑，飞天问苍穹，有志者，事竟成。两个农家子弟努力实现的“中国梦”，对许多在困境中挣扎的有志青年来说，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 （赵灵敏）
顾长卫 使中国电影不那么堕落
《孔雀》还是年初的事。年末大片喧嚣，再想起那电影来，更觉得静静绽放的美好。
和很多好的文艺片一样，安静底下是情绪激荡的乐章。2005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焦虑，脚步匆忙。可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停下来，回看青春和成长，回看梦想的火焰和灰烬。生命内在的焦灼与舒展、残酷和美好，在暴躁疯狂的时代里，就像城市里的孤清寂寞的树，要驻足，要深呼吸，我们才注意得到它，体会得到它。
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孔雀》带来了这样的一次驻足、一次深呼吸。在陈凯歌和张艺谋拼首映式排场的热闹里，绿幽幽的《孔雀》就像那棵风姿自在的树，它是2005年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收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是这部电影应得的肯定，但是只有放在中国迷茫躁动的电影境况中去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它的价值。
顾长卫说，拍《孔雀》是为了“使电影看上去不那么堕落”。电影是为迎合市场泡沫而堕落，或者市场只是堕落的一个体面借口。人们为什么每看国产大片必定失望？因为我们已经读不到电影人的心。
这个长期沉默的摄影师，这个自称本无野心的艺术家，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在安静中始终有坚韧的力量紧握，始终有激动的情感荡漾。（刘天昭）
李敖 文化怪杰的回乡之旅
李敖来了，李敖又走了，11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国内对其宠爱有加。
李敖在大陆的广受欢迎，原因无外乎以下方面：第一是他强烈的反叛意味，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反两蒋，反李登辉，反台独，谁当权他就反谁，这在将直言一骂看作一种气节的社会氛围里，自然非常得分。李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证，让大陆老百姓明白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被打压、被监禁，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一样可以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
第二是他传奇的人生经历：骂过人、坐过牢、出过书、娶过女明星，笑傲江湖，特立独行，这一切与中国传统文人严肃、方正、耿介的形象大相径庭。
第三是他在两岸共有中华文 化、同是中国人、必须走向统一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含糊过，并与“台独”势力、“台独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抗争，是台湾鲜见的公开支持“一国两制”、反对“台独”的旗帜性人物。
（赵灵敏）
崔永元他病了，还是时代病了？
今年崔永元说了很多实话。一部分实话说的是事实，一部分实话说的或有偏颇，但是却是出自他的真心。大家都说他病了，一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患有的忧郁症，一部分是因为他违背了我们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的默契。后者是唐吉诃德病，前者很可能是它的并发症。
把全社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痛心疾首地着急、难过、绝望，为之抑郁。这担当是不是太自大了？这担当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据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可是即使你只想做一个人，崔永元关心的那些问题，你也必须关心。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崔永元大声疾呼。他所关心记挂的，又不仅是电视，不仅是媒体操守，他关心世道人心。在革命电影的陶冶中长大的崔永元，或者真的是有英雄主义的情怀未散。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是，他说错了什么吗？他说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问题啊。
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曾经给人们带来欢乐，也给电视节目形态带来变革。但是比较起来，都没有他在2005年以病人的身份说的那些实话，更有震撼力，更让人肃然起敬。
（刘天昭）
张友骅 掘墓“高捷”弊案
2005年，台湾TVBS电视台“2100全民开讲”节目追击报道“高捷”弊案，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张友骅作为该节目的特约嘉宾，与李涛、邱毅、胡忠信被比作台湾新闻界的“F4”，成为民众眼中的弊案克星。
张友骅与其同事揭露的“高捷”弊案，被认为是对台湾民进党最大的打击，不仅考量了公共工程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且直指民进党“当政”5年以来普遍存在的政商共犯结构，在政治普遍腐化的台湾当下，维护了新闻界的尊严。“高捷”弊案直接影响了2005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的结果。
张友骅本人长期供职于新闻界，以撰写人物评传和军事评论著称，与台湾政治圈也有着深厚关系。他出身党外杂志，曾任自立报系记者、《民进周刊》副总编辑、“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支持陈水扁。但自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张不断抨击政府各项弊端，尤其是对“总统遇刺案”提出质疑，使得张与陈正式决裂。
张友骅半生与政治结缘，却因不断抨击时弊，先后为国民、民进两大“执政党”暗整。其境遇不失为映射台湾党派政治的一面明镜。
（胡国栋）
黄禹锡 “民族英雄”的跌落
可能没有人拥有比黄禹锡教授更富传奇色彩的2005年了。
年初，他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克隆狗斯纳皮，当这条漂亮的拉布拉多犬在草地上撒欢时，黄教授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时代》杂志把斯纳皮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韩国邮局为他的生日发行了特种邮票，民众更视之为韩国的“民族英雄”。然而，以女工作人员卵子事件为转折，黄教授盛极而衰，到了年末，作假丑闻全面曝光，他最终成了整个国家的耻辱。
黄禹锡生于1953年，正处于朝鲜战争后的萧条时期。5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替邻居喂养牛群。童年的艰辛促使他发奋图强，29岁时他获得兽医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最终成为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他的研究曾不仅给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萎靡不振的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意志消沉的韩国百姓重新带来了自信。因此，本次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黄教授个人的问题，更可以理解为是韩国现状的画像。
（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