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赵琦的新作《奇遇人生》开播3周。在他工作室门前的狭小空地上，站满了准备采访的记者。对于早已习惯登上国际领奖台的赵琦，在自己家门口享受如此阵仗的待遇，可能还是第一次。

　　《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正式开始，大门开开合合，各种人进进出出，工作室里外吵闹纷杂，坐在记者面前的赵琦却丝毫不受影响。他语调平稳、思路清晰，显得书卷气十足，正如新作《奇遇人生》，“安静地呈现，有万钧之力”。

一切突发事件都比安排的东西更有价值

　　一年前，台湾著名主持人阿雅第一次找到赵琦。几次碰头后，阿雅提出想做一档“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的节目”，赵琦便想到了几年前团队制作的纪录片《奇遇》——拍西班牙老人修建教堂、希腊圣托里尼的最美书店、荷兰鹿特丹的集市设计……浓浓的人文情怀，和大众娱乐有一定的距离。阿雅听后很兴奋：“这就是我想要的。”灵感来了，赵琦、阿雅和分集导演欧大明在微信群里聊得止不住，“手机直烫手”。节目有了雏形：每一集邀请一位嘉宾，以真人秀的方式，远行世界的某个角落，走走停停观察别样的生活。节目组只设定大致方向，按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不对嘉宾做任何要求。他们为节目取名“奇遇人生”——按赵琦的话说，就是俯仰天地、纵观人生。
　　“当我们遇见世界，我们也遇见了自己。”在《奇遇人生》每一集的片头，阿雅的这一句旁白，也代表了赵琦的人生态度。制作、拍摄独立纪录片十余年，走了不同的路，品尝过人生百味的赵琦，把自己的际遇与思考，也放进了这档被“纪录片 综艺”外衣包裹的节目里。
　　《奇遇人生》的第二集讲述了“追风”的故事。年少成名的女演员春夏是个性叛逆爱自由的“90后”，看似乖巧，实则率性。她和阿雅跟随美国专业“追风人”马丁和气象学家鲍勃，开车一路追逐寻找龙卷风的落脚点。长达60分钟的故事中，他们的吉普车一次次靠近天边的层层乌云，又一次次与龙卷风失之交臂。一路颠簸，坐在吉普车后排的春夏有些惆怅，“很多事情就像龙卷风，你明明那么靠近，但就是碰不到”。而赵琦在意的，是那些路途中的小插曲，“即使追不到龙卷风，这也是一个故事。拍摄前，我们去美国做调查，遇到一个澳大利亚老人，她每年夏天都来这儿追龙卷风，却一连7年都没追上。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追到是很幸运的事情，但人生中的幸运没有那么多次”。

　　第三集是热爱极限运动的演员窦骁挑战攀登大西洋第一高峰、海拔4884米的查亞峰，赵琦却将一行人等雨停的“漫长修行”，剪辑进了正片里。拍摄的第五天，阴雨天气依然持续，团队仍旧无法登山。镜头中，阿雅的反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从淡定，到逐渐失望、焦虑，再到后来归于平静。而窦骁每天都乐呵呵的，他安然享受着“酒店的大游泳池正好泡澡”，还拉着阿雅一起打扑克，“明天会放晴的，不行的话还有后天，‘明日何其多’啊”。这些登山前零零碎碎的镜头占了正片一半篇幅，散发着从容、理性、乐观的情绪。而这正是赵琦一贯的主张：“一切突发事件都比安排的东西更有价值。”
　　10集《奇遇人生》中，有人去非洲寻找丢失的小象，有人去古巴和切·格瓦拉的儿子对谈，还有人去中国台北用音乐疗愈临终老人……“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在某个固定的时代、固定的环境中生活，对社会的认知逐渐趋同，甚至连理想都变得相近，并且越来越实际。或许在别人的奇遇中，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和启迪。”赵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有足够的耐心跟拍一个人，就不怕没有好的故事

　　赵琦的镜头隐隐透出一种疏离感，却有“在安静中爆发”的张力。这与《奇遇人生》的故事节奏相得益彰。在拍摄被残忍猎杀后，砍去象鼻、拔去象牙的大象时，镜头随半空中专食腐肉的秃鹰往下沉、缓缓定格，血腥的画面被打上了马赛克，变得模糊不清，而所有人的眼泪则在这一刻喷涌而出。还有一集，曾经是一名护士的歌手毛不易提到母亲在自己17岁时患病去世，镜头匆匆带过，没有推进，没有停顿，看不出任何感情。赵琦希望，这样的“疏离感”能给观众留出思考的空间，“拍正面还是背面，向上推还是往后拉，镜头其实能操控人的情绪，引导观众落泪，诱惑观众发笑。但每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内向的表达也能引起很多内心的共鸣”。
　　赵琦执导的纪录片一直在寻求这种“疏离感”。他的作品中不见撕扯、呐喊和哭泣，而是一种“冷静的洞察”，理性而客观。因为他相信，“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还是有人愿意静下来感受生命最本质的状态的”。

　　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的赵琦进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文化专题部，执导了《在她寂寞的世界里》《敦煌之音》几部中规中矩的小规模纪录片。那个时候，制作经费很紧张，没有几个人能有条件拍一部“正儿八经的纪录电影”。赵琦第一次看到央视导演孙增田所拍的《最后的山神》（讲述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的故事），深深震撼于其中所呈现的时间跨度之长，“纪录片还能这样拍啊”。2002年，赵琦被公派至英国留学，学的正是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专业。一年后，他回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担任纪录片栏目制片人，随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启了他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之路。 　　赵琦喜欢法国哲学家萨特，欣赏他能把一瞬间的微妙心理变成5页纸、8页纸的文字呈现。2006年，由赵琦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开拍。拍摄团队加入春运大军，镜头聚焦小人物的春运片段——黑压压的人群奔向火车，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女孩，哭着被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一旁的武警捡起大包帮她背在肩上。小女孩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冲回人群……从2009年到2012年，这部反映打工群体挣扎于亲情故土与生存现实各种矛盾之中的纪录片，斩获无数国际大奖，其中包括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
　　从2008年开始，赵琦跟随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些幸存者，断断续续拍了3年，剪辑成纪录片《殇城》。他觉得，“耐心是拍好纪录片的基础，有足够的耐心跟拍一个人，就不怕没有好的故事，不怕发现不了有力量的东西”。在地震中失去女儿、外孙女，只留下80多岁老母亲相依为命的李桂花是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李桂花在灾后担任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刚开始拍她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只是个平淡伤感的亲情故事，然而结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反转，李桂花分房时给自己多报了3套，因滥用职权入狱。宣判的那一天，有人告诉李桂花，“你妈妈走了”。片中有个特写镜头：一只翅膀折断了的螳螂从水里爬出来，像一片树叶趴在一块石头上。赵琦在其中看到了生活的坚强和脆弱，“这些都是发生在生活场里的一出戏”。
　　《殇城》申请圣丹斯电影节基金时，赵琦将“获得内心安宁”这一条写进了申请书里。“有些人容易把事情对立起来。我尊重那些有一些愤怒、愿意去呐喊的人。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坚持做硬核独立纪录片，聚焦环境问题等等，刺刀锋利生猛。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加务实。因为在体制内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看过体制外的生活，对待问题总会带着一些‘两面性’。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平和的沟通是改变现状最好的方式。”

保不准哪一点，就烧起来一小片火

　　完成《殇城》后，赵琦曾说，下一部纪录片想拍“生与死”，但因为话题太沉重，迟迟没有动手。最近两年，赵琦越来越想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在《奇遇人生》中，他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第四集中，年轻的歌手毛不易为敬老院的临终老人唱起了歌。“这是迄今已经播放的5集中点击率最低的一集，却是我最想拍的一集。”

　　真正体验了10段不同的“奇遇人生”后，让赵琦最有感触的，是比他大1岁的歌手朴树。
　　节目组第一次见朴树是在他家，欧大明告诉朴树，他的旅程是去古巴骑摩托车。朴树欣然应允，特地为此学了骑摩托，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出发前，他却犹豫了，在机场见到阿雅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后悔。我不想出去，就想待在家。”欧大明安慰他：“没关系，到了古巴，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不做。”
　　朴树果真就这样，不想做的事情直接拒绝。他不愿骑车，“我对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去看画展，抱怨“对色彩和线条都没感觉”。直到节目过半，朴树才终于释放了自我。他半推半就骑上摩托车，小风一吹，慢慢放松下来。朴树告诉赵琦和欧大明，自己终于找到了这趟旅程的乐趣，“太酷了”。
　　录制尾声，赵琦和朴树面对面坐着，两个已过了不惑之年的男人，敞开心扉聊起了生活琐事，包括感情、婚姻。回忆这场对谈，赵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朴树越来越意识到，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诚实。哪怕心里有个混蛋，他也要敞开来让大家都看见。很多次，特立独行的朴树都尝试着改变，他也想变得能稍微贴近大众一点，但每次转了一圈，他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如今，赵琦也在尝试制作面向大众的作品。几年前，他在纪录片《奇遇》中运用了VR（虚拟现实）技术，现在他的工作室里各种VR设备越堆越多，娱乐和商业的气息越来越浓厚。赵琦并不介意自己的作品和娱乐商业挂钩，“娱乐应该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愉悦;商业能维持纪录片的收支平衡，让产业发展得更好。”“《奇遇人生》的点击量已经上亿，我们做纪录片的什么时候能有超过500万的受众？能从纪录片的小圈层突破到别的行业，被更多人知晓，这是一件更幸运的事情。”
　　做小众独立纪录片导演出身的赵琦，当初的理想犹在。“就像《奇遇人生》的嘉宾小S说的，想做的事情努力去做，想讲的故事努力去拍。保不准哪一点，就烧起来一小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