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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这个封闭多年的国家逐渐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取而代之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方针，使中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经济建设成就，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社会所关注的热点或焦点正在逐渐发生转移。“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等先前热点正逐渐被“下岗失业”、“农民工权益’、“房价医保”、“安全生产”、“弱势群体”等新热点所代替。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变迁，“审美”、“纯文学”、“向内转”、“主体性”等先前重要的批评范畴正逐渐被“关注现实”、“底层文学”、“底层写作”等热点词汇取代。无论对“底层文学”持有何种价值立场，我们都无法否认“底层写作”已经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思潮之一。这正如批评者已经指出的：底层叙事构成了一种时代诉求。
虽然“底层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点，但是，“底层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在精英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不同话语中，“底层文学”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色彩，对“底层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声音)，因此，研究者仍然有辨析“底层文学”及其批评范畴的必要，缜密的考察将有助于“底层文学”寻找到更为丰富的叙事资源，以及获得更多社会认同。本文希望围绕“何为底层文学?”“何为底层写作?”“底层就是正义的吗?”三个核心问题，对“底层文学”话语表述的知识谱系进行辨析。
一、“底层”概念的表述困境
“什么是底层?”“什么是底层文学?”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并非易事，不过，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将有助于我们“在同—理论层面。讨论同一问题”。争论时要多激烈有多激烈，但后来却发现双方所争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也并不是没有。当然，我们还要防范本质主义的危害，界定“底层”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在界定过程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不断推进对“底层”的深入认识。
有学者将“底层文学”定义为“主要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将“底层文学”同“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划分出界限。这样做当然确实能够划分出较为清晰的“底层文学”，但是，“底层”并不是不受任何干预的先验对象，它完全有可能，事实也确实同“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保持着复杂的暖昧关系。
首先，参与“底层文学”的主体并不是唯一的。“底层文学”可以推广“公有制为基础，从制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象而被主流意识形态默认，例如，2009年7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市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召开的曹征路小说《问苍茫》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宣部文艺局文学处处长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等人均参与讨论。据了解，长篇《问苍茫》还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办签约作品，同时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创作工程”首批签约项目。
其次，社会精英在多年的“人文精神失落”之后，通过“底层”意识启蒙重新拾回“中心”的感觉。虽然“底层文学”描写“被污辱被损害”的“底层”，被人看成是为“底层”代言的标志，而事实上“底层”正成为政客、学者和评论家们众声喧哗的舞台，你很难将他们“底层文学”唱和表现与唱和意图区分清楚。
再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底层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样是被组织、出版、流通、消费的过程。即便“底层文学”没有制造“商业卖点”的意图嫌疑，其诞生的过程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底层文学正是被商业社会不断包装之后，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之后，最终才成为当代文坛的热点和焦点。
因此，“底层文学”、“纯文学”、“通俗文学”、“主旋律文学”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类型的归纳与概括，涉及到不同的尽管这些借以表达出不同问题的当代文学批评符号所使用的分类标准不相同，但其定义也存在着相通、交错和重叠之处。例如，“纯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一贯倡导者毕光明教授，在《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表达的并不是对“底层文学”的排斥，而是“多元文学批评格局”不同文学批评范式的共同发展@。
另外一种较为广泛的“底层文学”认识是：“由底层作者撰写或其他阶层作者对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在这样的定义中，“底层经验”被看成是表述的对象，作家的“底层意识”被看成是表述的条件，“文学表述”被赋予了中心的位置。这样的定义同样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说来，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是否存在着具有普遍性的“底层经验”?是否会出现拥有“底层经验”的作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底层”对指代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底层”有时指的是政治意识极浓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时指的却是现实色彩强烈的下岗工人与进城农民，当今社会一切陷入“苦难”困境之中过着“不幸”生活的人们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底层”。
如果对“底层”作了阶层甚至是阶级的区分，那么“底层”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概念，研究者也就质疑：“‘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概念，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的整体的观照；但它也混淆了城乡问题，把城市贫民、贫苦农民以及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简单地命名为社会底层。什么叫关注底层?关注什么人群叫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其次，“底层文学”能否展示“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能否代表“底层”人们发出他们的声音?问题的核心就涉及到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其焦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吴亮的质疑尖锐却不无道理：“‘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底层声音早就不再是反抗之形式，何况底层早已经失声……底层的绝望、沉默、无力和失魂是它长期被剥夺被逐出被抹杀被遗忘的必然结果。底层中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无声无息，自生自灭，那些足以让人们注意到底层存在的必须是某种极端形式的爆发：零星的反抗，毁灭性的破坏，令人震惊的悲剧……但也很快就风平浪静，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在吴亮看来，“底层”代言显然是虚伪的，而真正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底层”则处于失语的边缘。这当然不无道理，底层由于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具备与由精英所组成的权力集团抗衡的能力，底层用他们所不熟悉的主流社会的表达方式进行博弈，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也注定会被包括底层自身在内的那个社会所忽略。
二、“底层”描写的现实悖论
如果承认“底层”的存在，那就要考察“底层文学”能否描述出这个存在，因此，“底层文学”知识谱系矛盾 分析的第二个焦点应该是：“底层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现实。有论者可能会说，绝对的客观现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但是，“绝对的客观现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不能成为以文学名义任意歪曲现实的借口。
1 “底层”现实的复杂性与“底层写作”的平面性。“底层”常常是指贫穷落后的农村、劳动力密集型的血汗工厂、事故频发的矿山……“底层”常常用来指“下岗”之后受生活所逼做娼妓的女工、在建筑工地累死累活却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西北贫困地区放牧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儿童……
当公共传媒变成各级行政组织的时候，公共传媒照样可以反映底层的利益诉求，还是“底层”仅仅成为文化人在权力意识上的“自我安慰”?有一种观点认为，“底层”作为假定意义上存在的主体，他们的体验、感受、看法、观点，甚至以及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是缺席的，因此对他们的描绘就会存在失真。首先说来，就当前的那些底层文学作品而言，无论在人物塑造还是环境描写方面，“底层”都存在着单一和平面化的倾向。除此之外，作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赞美底层人们的勤劳、善良、勇敢甚至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勇气直面底层的愚昧、陋习、畸形、变态、劣根性。例如：2009年6月23日，广东惠州市一公交司机向上司请假休息未得到允许，驾一辆无乘客的公交车在车流中狂奔7公里连续碰剐路面行驶车辆进行报复，结果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一个生机勃勃的底层同样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底层，一个希望所在的底层同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底层，所以我们就应该拿出鲁迅描述阿Q时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廉价的同情是容易施舍的，一个作家以“怜悯”的心态、夸张地书写所谓的“底层”生活，或许也可以博取部分读者的同情心，却掩盖不了自己创作时苍白的想象和伪善的良心。
2 “底层写作”与文学的“自主性”。“底层文学”对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传统价值失范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这些原本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探讨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让我们更公平地享受到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是去放纵仇恨、鼓吹暴力以及支持社会动乱。除此之外，“底层”有可能而目事实上也确实成为了时尚标签，“底层”有可能吸引着权力和资本，演变成为商业和权力合谋的可消费性符号。权力和资本往往是借着“底层文学”的名义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底层文学”就很难将自己同当前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写新实”区分开来，也无法将同历史上的“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划清界限，资本得到了增值，权力得到了合法认同，“底层”的利益诉求却受到了漠视，这当然是讽刺性的。
应该说，“底层文学”一直存在着这方面的焦虑，例如，“新写实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平民化的立场和写作态度，其“平民化”特别体现在“写实”这—特征上：“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底层文学”要像“新写实小说”那样成为文学创作思潮，那就应该与“新写实小说”有不同的姿态。就目前而言，“底层文学”一直在“左翼”和“工农兵文学”中寻找自己的资源以便释放合法性的焦虑，但是“左翼”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乌托邦想象，其脱离现实的政治化早已成为诟病。“底层文学”到哪里去?“底层文学”能否提供更多的创作经验?这些都是那些卓有远见的批评家对“底层文学”最直接的关切。
其实，“底层文学”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有“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这是好的，但也不要忘了文学可能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文学被当成政治“工具”使用，就证明了文学是个弱者，认真思考一下，还会发现这并不是一般的弱，当成“工具”可能比当成“奴隶”的情况还要糟糕。作为弱者的文学，并不是说要乐天知命不问世事，也不是什么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而是说，不要期望文学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文学能够拥有自己的主体性，从任何政治的愚弄中解脱出来，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当然，也总是会有人期望通过文学创作或批评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这样做要么糟蹋了文学，要么糟蹋了政治，要么糟蹋了文学和政治。
三、“底层”正义的有效范围
当“底层”概念和“底层文学”贴上了流行标签，同时又被贴上了正义标签，我们就有必要在坚持知识分子立场的基础上，对“底层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反思。反思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底层文学”产生发展历程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文学自主『生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倡导并维护公平、自由的文学创作环境。
1 “底层文学”与“底层”话语的制高点。底层并不是具有先天合法性，并不是具有更多的优越感；特别是当底层成为—个流行词，成为一个更具有政治潜在力量的代号。我们并不否认底层有着许多值得尊敬的优点，比如勤奋、忠厚、吃苦、耐劳、朴实、热情……这可能是非底层的社会群体所不具备的，但是，底层的优点再多再好，“底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作为一个“阶层”，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其他群体或者“阶层”更具正义性，毕竟，平等就是要在不分出身、种族、政治、贫富基础之上实现公平。
“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原因在于底层是一个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但是将“底层”作为政治口号达到强占话语制高点的并不是那些真正属于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是那些属于底层社会的个体，通过个人奋斗掌握了部分话语权，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言他原来特别熟悉而现在已经格外陌生的底层，这也十分令人怀疑。就目前而言，“底层”本应该获得的超强社会正义感和话语制高点已经被并不属于底层的对象挟持了，底层的凝聚力会不会成为中国20世纪那样的悲剧源动力，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来自于精英和暴民的共同支持，精英和暴民的相互吸引并得到认同，最终形成极权主义运动的奇异景观。
2 “底层文学”也应该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文学本身是弱势的，但是，那些文学的门外汉总喜欢将文学看成是政治舆论的工具，社会改革的利器。由于“文学自主性”问题一直没有受到真正重视，文学的发展也就受到了各种人为因素的钳制，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出现了不乏诗意的文学作品，但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深刻教训其实并不遥远。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惨痛的经验教训之后，个人写作刚刚得到首肯，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社会化写作”的洪流之中去呢?哪怕这种“社会化写作”再具道义感和正义性，笔者也认为应该值得警惕。有学者指出：“这种‘他者化’的‘底层’经验，原本也不过是少数几位成功人士发发名人脾气、装模作样想象出来的东西，自己都说不像，现在却要大家照着他们指定的‘底层’方向前进，这真有点儿像一度流行的强迫作家体验生活的做法。作家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生活‘或者不再是有意义的生活’ 唯有按照少数人认同的‘正确’道路，进入一种所谓的社会生活后‘作家的创作才有意义’。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学写作方式在今天有多少成功的可能，而且靠这种观念支撑起来的‘底层文学’到底有多少真正表述了社会的‘底层’经验。”
通过底层概念获得的超强社会正义感和话语制高点的“底层文学”本应该更具有包容性，尊重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权利，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不关注现实”的帽子。“底层文学”问题的焦点自然不在于“同情底层与否”，良心和道德约束也解决不了此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应该是“我们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在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一种制度和价值理念，凭着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社会结构的极度分化，并且使得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不至于对生活产生绝望。毫无疑问，建立一套价值理念并运行有效的公共管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付出绝对比廉价的同情要困难得多，但也有效得多。
3 底层文学也应该倡导公平、自由的创作规则。如今，“底层文学”似乎因获得了文坛超强的话语制高点而炙手可热，如果按照“底层文学”倡导者的定义，“底层”涉及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然而，“底层文学”在中国文坛并不是弱者，它表现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未出现过的强势。强势的“底层文学”对文坛生态构成了威胁，例如，批评家持“底层文学”的价值标准对“纯文学”观念的指责，确实气势不凡，但也容易给人专制霸道的印象。“文学应该关注现实”这样的定义，其实也并不严谨，“应该”究竟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但愿那些“底层文学”的倡导者将“应该”看成一项权利，以便预留“底层文学”的灵活阐释空间。
不同文学样式可能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趣味、价值立场，文学论争可以让不同文学样式各取所长，前提条件是，自由、理性、民主的文艺讨论氛围。文学论争应该尊重对方，容忍不同意见，双方都应该信奉和遵循理性的而非情感的、和平的而非敌对的、文学的而非派系的理念。令人遗憾的是，“底层”表现出惊人的排他性——激情取代了理智，发泄取代了反思，“底层文学”并没有站在“普遍人类”的价值立场去建构文学批评的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底层文学”不应该在自己所抨击的“纯文学”神话之后，N-J~N编织一个更具欺骗性和排他性的神话。
综全文所述，“底层文学”有必要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追求。公共知识分子的长处并不在于他比普通百姓更有同情心或是正义感，而是在于其分析事物及批判事物的能力，其运用其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知识分子阐释“被压抑的底层”，也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直接阐释者，对于沉默的“底层”在知识话语上的另一种遮蔽。
注释
1 王涣海：《底层叙事与时代诉求——读(脚手架)所想到的》，《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2期。
2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6月号(上半月)。
3 毕光明：《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4 南帆、郑国庆、刘小新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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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阎晶明：《“底层”不是文学概念》，出自2006年6月4日《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所载《当“底层写作”成为流行词》一文。
6 吴亮：《底层手稿等》，《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
7 详见《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8 [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24页。
9 杨扬：《走出“底层文学”的误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变迁，“审美”、“纯文学”、“向内转”、“主体性”等先前重要的批评范畴正逐渐被“关注现实”、“底层文学”、“底层写作”等热点词汇取代。无论对“底层文学”持有何种价值立场，我们都无法否认“底层写作”已经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思潮之一。这正如批评者已经指出的：底层叙事构成了一种时代诉求。
虽然“底层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点，但是，“底层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在精英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不同话语中，“底层文学”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色彩，对“底层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声音)，因此，研究者仍然有辨析“底层文学”及其批评范畴的必要，缜密的考察将有助于“底层文学”寻找到更为丰富的叙事资源，以及获得更多社会认同。本文希望围绕“何为底层文学?”“何为底层写作?”“底层就是正义的吗?”三个核心问题，对“底层文学”话语表述的知识谱系进行辨析。
一、“底层”概念的表述困境
“什么是底层?”“什么是底层文学?”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并非易事，不过，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将有助于我们“在同—理论层面。讨论同一问题”。争论时要多激烈有多激烈，但后来却发现双方所争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也并不是没有。当然，我们还要防范本质主义的危害，界定“底层”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在界定过程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不断推进对“底层”的深入认识。
有学者将“底层文学”定义为“主要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将“底层文学”同“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划分出界限。这样做当然确实能够划分出较为清晰的“底层文学”，但是，“底层”并不是不受任何干预的先验对象，它完全有可能，事实也确实同“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保持着复杂的暖昧关系。
首先，参与“底层文学”的主体并不是唯一的。“底层文学”可以推广“公有制为基础，从制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象而被主流意识形态默认，例如，2009年7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市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召开的曹征路小说《问苍茫》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宣部文艺局文学处处长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等人均参与讨论。据了解，长篇《问苍茫》还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办签约作品，同时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创作工程”首批签约项目。
其次，社会精英在多年的“人文精神失落”之后，通过“底层”意识启蒙重新拾回“中心”的感觉。虽然“底层文学”描写“被污辱被损害”的“底层”，被人看成是为“底层”代言的标志，而事实上“底层”正成为政客、学者和评论家们众声喧哗的舞台，你很难将他们“底层文学”唱和表现与唱和意图区分清楚。
再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底层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样是被组织、出版、流通、消费的过程。即便“底层文学”没有制造“商业卖点”的意图嫌疑，其诞生的过程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底层文学正是被商业社会不断包装之后，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之后，最终才成为当代文坛的热点和焦点。
因此，“底层文学”、“纯文学”、“通俗文学”、“主旋律文学”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类型的归纳与概括，涉及到不同的尽管这些借以表达出不同问题的当代文学批评符号所使用的分类标准不相同，但其定义也存在着相通、交错和重叠之处。例如，“纯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一贯倡导者毕光明教授，在《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表达的并不是对“底层文学”的排斥，而是“多元文学批评格局”不同文学批评范式的共同发展@。
另外一种较为广泛的“底层文学”认识是：“由底层作者撰写或其他阶层作者对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在这样的定义中，“底层经验”被看成是表述的对象，作家的“底层意识”被看成是表述的条件，“文学表述”被赋予了中心的位置。这样的定义同样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说来，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是否存在着具有普遍性的“底层经验”?是否会出现拥有“底层经验”的作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底层”对指代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底层”有时指的是政治意识极浓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时指的却是现实色彩强烈的下岗工人与进城农民，当今社会一切陷入“苦难”困境之中过着“不幸”生活的人们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底层”。
如果对“底层”作了阶层甚至是阶级的区分，那么“底层”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概念，研究者也就质疑：“‘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概念，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的整体的观照；但它也混淆了城乡问题，把城市贫民、贫苦农民以及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简单地命名为社会底层。什么叫关注底层?关注什么人群叫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其次，“底层文学”能否展示“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能否代表“底层”人们发出他们的声音?问题的核心就涉及到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其焦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吴亮的质疑尖锐却不无道理：“‘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底层声音早就不再是反抗之形式，何况底层早已经失声……底层的绝望、沉默、无力和失魂是它长期被剥夺被逐出被抹杀被遗忘的必然结果。底层中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无声无息，自生自灭，那些足以让人们注意到底层存在的必须是某种极端形式的爆发：零星的反抗，毁灭性的破坏，令人震惊的悲剧……但也很快就风平浪静，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在吴亮看来，“底层”代言显然是虚伪的，而真正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底层”则处于失语的边缘。这当然不无道理，底层由于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具备与由精英所组成的权力集团抗衡的能力，底层用他们所不熟悉的主流社会的表达方式进行博弈，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也注定会被包括底层自身在内的那个社会所忽略。
二、“底层”描写的现实悖论
如果承认“底层”的存在，那就要考察“底层文学”能否描述出这个存在，因此，“底层文学”知识谱系矛盾 分析的第二个焦点应该是：“底层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现实。有论者可能会说，绝对的客观现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但是，“绝对的客观现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不能成为以文学名义任意歪曲现实的借口。
1 “底层”现实的复杂性与“底层写作”的平面性。“底层”常常是指贫穷落后的农村、劳动力密集型的血汗工厂、事故频发的矿山……“底层”常常用来指“下岗”之后受生活所逼做娼妓的女工、在建筑工地累死累活却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西北贫困地区放牧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儿童……
当公共传媒变成各级行政组织的时候，公共传媒照样可以反映底层的利益诉求，还是“底层”仅仅成为文化人在权力意识上的“自我安慰”?有一种观点认为，“底层”作为假定意义上存在的主体，他们的体验、感受、看法、观点，甚至以及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是缺席的，因此对他们的描绘就会存在失真。首先说来，就当前的那些底层文学作品而言，无论在人物塑造还是环境描写方面，“底层”都存在着单一和平面化的倾向。除此之外，作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赞美底层人们的勤劳、善良、勇敢甚至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勇气直面底层的愚昧、陋习、畸形、变态、劣根性。例如：2009年6月23日，广东惠州市一公交司机向上司请假休息未得到允许，驾一辆无乘客的公交车在车流中狂奔7公里连续碰剐路面行驶车辆进行报复，结果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一个生机勃勃的底层同样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底层，一个希望所在的底层同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底层，所以我们就应该拿出鲁迅描述阿Q时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廉价的同情是容易施舍的，一个作家以“怜悯”的心态、夸张地书写所谓的“底层”生活，或许也可以博取部分读者的同情心，却掩盖不了自己创作时苍白的想象和伪善的良心。
2 “底层写作”与文学的“自主性”。“底层文学”对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传统价值失范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这些原本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探讨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让我们更公平地享受到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是去放纵仇恨、鼓吹暴力以及支持社会动乱。除此之外，“底层”有可能而目事实上也确实成为了时尚标签，“底层”有可能吸引着权力和资本，演变成为商业和权力合谋的可消费性符号。权力和资本往往是借着“底层文学”的名义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此，“底层文学”就很难将自己同当前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写新实”区分开来，也无法将同历史上的“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划清界限，资本得到了增值，权力得到了合法认同，“底层”的利益诉求却受到了漠视，这当然是讽刺性的。
应该说，“底层文学”一直存在着这方面的焦虑，例如，“新写实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平民化的立场和写作态度，其“平民化”特别体现在“写实”这—特征上：“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底层文学”要像“新写实小说”那样成为文学创作思潮，那就应该与“新写实小说”有不同的姿态。就目前而言，“底层文学”一直在“左翼”和“工农兵文学”中寻找自己的资源以便释放合法性的焦虑，但是“左翼”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乌托邦想象，其脱离现实的政治化早已成为诟病。“底层文学”到哪里去?“底层文学”能否提供更多的创作经验?这些都是那些卓有远见的批评家对“底层文学”最直接的关切。
其实，“底层文学”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有“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这是好的，但也不要忘了文学可能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文学被当成政治“工具”使用，就证明了文学是个弱者，认真思考一下，还会发现这并不是一般的弱，当成“工具”可能比当成“奴隶”的情况还要糟糕。作为弱者的文学，并不是说要乐天知命不问世事，也不是什么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而是说，不要期望文学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文学能够拥有自己的主体性，从任何政治的愚弄中解脱出来，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当然，也总是会有人期望通过文学创作或批评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这样做要么糟蹋了文学，要么糟蹋了政治，要么糟蹋了文学和政治。
三、“底层”正义的有效范围
当“底层”概念和“底层文学”贴上了流行标签，同时又被贴上了正义标签，我们就有必要在坚持知识分子立场的基础上，对“底层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反思。反思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底层文学”产生发展历程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文学自主『生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倡导并维护公平、自由的文学创作环境。
1 “底层文学”与“底层”话语的制高点。底层并不是具有先天合法性，并不是具有更多的优越感；特别是当底层成为—个流行词，成为一个更具有政治潜在力量的代号。我们并不否认底层有着许多值得尊敬的优点，比如勤奋、忠厚、吃苦、耐劳、朴实、热情……这可能是非底层的社会群体所不具备的，但是，底层的优点再多再好，“底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作为一个“阶层”，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其他群体或者“阶层”更具正义性，毕竟，平等就是要在不分出身、种族、政治、贫富基础之上实现公平。
“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原因在于底层是一个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但是将“底层”作为政治口号达到强占话语制高点的并不是那些真正属于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是那些属于底层社会的个体，通过个人奋斗掌握了部分话语权，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言他原来特别熟悉而现在已经格外陌生的底层，这也十分令人怀疑。就目前而言，“底层”本应该获得的超强社会正义感和话语制高点已经被并不属于底层的对象挟持了，底层的凝聚力会不会成为中国20世纪那样的悲剧源动力，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来自于精英和暴民的共同支持，精英和暴民的相互吸引并得到认同，最终形成极权主义运动的奇异景观。
2 “底层文学”也应该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文学本身是弱势的，但是，那些文学的门外汉总喜欢将文学看成是政治舆论的工具，社会改革的利器。由于“文学自主性”问题一直没有受到真正重视，文学的发展也就受到了各种人为因素的钳制，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出现了不乏诗意的文学作品，但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深刻教训其实并不遥远。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惨痛的经验教训之后，个人写作刚刚得到首肯，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社会化写作”的洪流之中去呢?哪怕这种“社会化写作”再具道义感和正义性，笔者也认为应该值得警惕。有学者指出：“这种‘他者化’的‘底层’经验，原本也不过是少数几位成功人士发发名人脾气、装模作样想象出来的东西，自己都说不像，现在却要大家照着他们指定的‘底层’方向前进，这真有点儿像一度流行的强迫作家体验生活的做法。作家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生活‘或者不再是有意义的生活’ 唯有按照少数人认同的‘正确’道路，进入一种所谓的社会生活后‘作家的创作才有意义’。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学写作方式在今天有多少成功的可能，而且靠这种观念支撑起来的‘底层文学’到底有多少真正表述了社会的‘底层’经验。”
通过底层概念获得的超强社会正义感和话语制高点的“底层文学”本应该更具有包容性，尊重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权利，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不关注现实”的帽子。“底层文学”问题的焦点自然不在于“同情底层与否”，良心和道德约束也解决不了此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应该是“我们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在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一种制度和价值理念，凭着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社会结构的极度分化，并且使得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不至于对生活产生绝望。毫无疑问，建立一套价值理念并运行有效的公共管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付出绝对比廉价的同情要困难得多，但也有效得多。
3 底层文学也应该倡导公平、自由的创作规则。如今，“底层文学”似乎因获得了文坛超强的话语制高点而炙手可热，如果按照“底层文学”倡导者的定义，“底层”涉及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然而，“底层文学”在中国文坛并不是弱者，它表现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未出现过的强势。强势的“底层文学”对文坛生态构成了威胁，例如，批评家持“底层文学”的价值标准对“纯文学”观念的指责，确实气势不凡，但也容易给人专制霸道的印象。“文学应该关注现实”这样的定义，其实也并不严谨，“应该”究竟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但愿那些“底层文学”的倡导者将“应该”看成一项权利，以便预留“底层文学”的灵活阐释空间。
不同文学样式可能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趣味、价值立场，文学论争可以让不同文学样式各取所长，前提条件是，自由、理性、民主的文艺讨论氛围。文学论争应该尊重对方，容忍不同意见，双方都应该信奉和遵循理性的而非情感的、和平的而非敌对的、文学的而非派系的理念。令人遗憾的是，“底层”表现出惊人的排他性——激情取代了理智，发泄取代了反思，“底层文学”并没有站在“普遍人类”的价值立场去建构文学批评的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底层文学”不应该在自己所抨击的“纯文学”神话之后，N-J~N编织一个更具欺骗性和排他性的神话。
综全文所述，“底层文学”有必要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追求。公共知识分子的长处并不在于他比普通百姓更有同情心或是正义感，而是在于其分析事物及批判事物的能力，其运用其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知识分子阐释“被压抑的底层”，也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直接阐释者，对于沉默的“底层”在知识话语上的另一种遮蔽。
注释
1 王涣海：《底层叙事与时代诉求——读(脚手架)所想到的》，《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2期。
2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6月号(上半月)。
3 毕光明：《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4 南帆、郑国庆、刘小新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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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阎晶明：《“底层”不是文学概念》，出自2006年6月4日《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所载《当“底层写作”成为流行词》一文。
6 吴亮：《底层手稿等》，《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
7 详见《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8 [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24页。
9 杨扬：《走出“底层文学”的误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