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各阶层、各群体、各地方的步伐变得越来越不协调，试图保持一致性的中央真正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在群体性利益冲突日益公开化的今天，中央统摄性话语已无法说服人们让出自己的利益。以致李克强总理感慨地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有时候，再难的事也得去做。当全国性方向问题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中央领导人就得展现政治家的强硬手腕。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就不用说了，即使后来的领导人，在必要的时候仍然是很强硬的。
　　然而，在当前的局面下，中央层次的强硬没有办法应对地方层次的很多问题。地方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境不是靠中央的强硬所能解决的。地方官员变得比以前更加圆熟，知道如何与强硬的中央领导人打交道。他们在对中央的强硬话语唯唯诺诺之后，一切也许仍然在按地方的逻辑运转。即使中央的逻辑发挥了一段时间的作用，但对于长期的矛盾解决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些年的房地产央地博弈就是明證。
　　中央领导人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认为矛盾集中在基层，中央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就得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并依靠基层干部和群众提供新的经验。所以在改革年代里，县、乡、村涌现了很多改革明星，但到了地级以上，尤其是省一层次，改革明星就很寥寥。有那么几个，结局并不好。
　　当然，改革明星受到惩罚，公开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贪污腐败，违法犯罪，似乎与其改革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在老百姓和地方领导人的心中，不可能不把二者联系起来。这对于改革的消极意义在于，很难有中层领导人敢于进行系统性、创造性的改革了，政治风险的确太大。
　　然而，如果不能出现这样的中层改革者，或中层政治家，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不仅很难往前迈出重要的步伐，而且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更大。因为30多年经济发展所累积的矛盾需要有一种适度的系统性解决。基层没有办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央的系统性方案风险又太大，在中层进行相对独立的系统性设计，并进行比较大胆的探索是比较合适的。
　　中央需要在强化顶层战略的前提下，培养和容忍地方政治家进行中层改革设计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