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即时更新的《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时间排行榜》显示，截至7月25日，98个中央部门中，有83个部门公布了本部门2010年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三项经费（“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情况。这项工作现在已接近完成。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社会舆论多有诟病。每年全国的“三公”消费到底花了多少钱，在行政支出中占有多大比例，“三公”经费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支出，又有多少是不合理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支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让人们感到无比纠结。最近两年，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努力压缩“三公”经费，收到了实际的成效，但由于信息未尽公开透明，使得公众对这些工作和成效知之甚少，对“三公”消费的疑虑难以消除。鉴于此，国务院部署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既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政府预算公开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几十个中央部门陆续公布“三公”经费，场面蔚为大观。媒体饶有兴趣地比较各部门的做法和特点，评选出了“最早公布部门”（科技部）、“最翔实易懂部门”（审计署）、“最快回应部门”（商务部）、“数额最高部门”（国税系统）、“人均最多部门”（国务院扶贫办）、“人均最少部门”（卫生部）等“‘三公’经费之最”。在一种媒体高度瞩目、网民群起围观的氛围中，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几乎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审查“三公”经费的“狂欢”，一场以“三公”经费公开推动政府预算公开改革的“预演”。就此而言，“三公”经费公开在现有水平上能走多远，意味着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监督政府预算，也意味着政府预算公开改革能走多远。
　　要判断“三公”经费公开能走多远，不妨先看“三公”经费公开是从哪里起步的。近几年来，舆论一再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但有关方面总是搬出“技术困难”，说什么“三公”消费与不同的部门和具体项目挂在一起，涉及的事项过于分散复杂，在预算编制上无法单列，无法全面准确地进行统计，无法向社会公开。这种理由显然是说不通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开展压缩“三公”经费的工作，足以说明它们对每年的“三公”经费进行了全面准确的统计，主要是在预算编制上增加一道手续，把分布在不同部门和项目下的“三公”经费单列出来，由此计算出去年比前年压缩了多少，今年又比去年压缩了多少，怎能说“三公”经费无法单列也无法统计呢？
　　由此可见，有关方面强调的所谓“技术困难”，很多时候不过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只要下决心厉行改革，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严格说来，“三公”经费公开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三公”经费既然能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向社会公开；既然能够全面、准确地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全面、翔实地向社会公开。现在，各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其实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线条”，从中只能看到某个部门在“三公”消费上花了多少钱，至于这些钱具体花在何时何地何事，花得是否合理合法，公众既无从知晓，因而也无法监督。“三公”经费公开如果止步于此，其意义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下一步，公众应当以极大的参与热情，继续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中央部门扩展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从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发展为锱铢必计的“明细账”。“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是政府“三公”消费状况的真实反映，“三公”经费目前只公开到“粗线条”的水平，说明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三公”消费的预算管理粗放而混乱，有些项目完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腐败账”，不能也不敢完整地呈现在公开的预算之中。因此，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粗线条”发展到“明细账”的过程，就是一个倒逼政府部门强化“三公”消费预算管理，把晦暗隐秘不可示人的“糊涂账”、“腐败账”，依法规范、整改成拿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的“明细账”、“阳光账”的过程。等到有一天，当中国的“三公”经费也像发达国家的部门预算那样，必须公开到类、款、項、目四级，比如一次公务宴请，从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到陪同人员、预计费用、实际支出等都要详细公开，中国的“三公”消费也就高度规范了，实行“三公”经费公开，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困难和阻力了。
　　从长远看，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实际上是推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加快预算编制改革、强化人大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扩大公众对政府预算的有序参与等多项改革的新起点。开弓没有回头箭，“三公”经费公开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政府预算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路可望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