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江渭清担任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江苏恢复建省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等职，是江苏省委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第一书记。“文革”后期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82年9月任中顾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江渭清大多时间在江苏工作和生活，但他曾三次回到故乡湖南平江，改革开放前后三回平江感受的巨大反差，令江渭清终生难忘。
　　1950年秋天，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经济恢复工作正在全国展开。这时，党中央决定，让部分几十年南征北战、走过万水千山，与家乡断绝音讯的负责干部回乡探望，寻找亲人。这些老战士回到故乡后，要把党对老区人民的怀念带回去，感谢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向老区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政策，以扩大党在老区的影响。红军时代参加过平江起义，1930年参加过第一次打长沙，并屡建功勋的江渭清当时担任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他离开家乡已经22年，中央决定将他列为第一批回故乡探望的干部之一。江渭清的故乡是湖南平江县时丰村秀水大屯。党中央通知他回故乡探亲，他心情万分激动。在回程的路上，少年时代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不断在他眼前浮现。平江暴动后离开故乡时母亲牵手送别的情景历历在目，眷恋之情沸腾在心，泪水一直在他的眼眶里转动。如今，不知父母兄妹是否还在人间，还有那些支援平江暴动的乡亲、为革命奔走的同学是否还活着。他又想起当年参加平江暴动的同志都已牺牲在战场上，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回来，而且身上挂了八次花，腿部已经伤残，他是从牺牲的战友们的尸体里爬出来的人。
　　江渭清突然回到故乡，轰动了全屯，许多年纪大的人惊讶地说：是渭清吗？他活着回来了！一时，全屯的人都来看他。乡亲们对他都很热情，对共产党一片称赞声。回到家里，他见到离别20多年的母亲，母亲拉着江渭清的手说：“你总算回来了，和你一起走的都回来了吗？”为不使母亲伤心，江渭清含着泪说：“都回来了。”“那就好！”母亲深情地看着江渭清，一直拉着儿子的手。
　　1950年，湖南刚刚解放不久，群众生活还很苦，但乡亲们没有一点儿怨言，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干部艰苦奋斗，清廉务实。他们感到生活会有希望的，对解放了他们的共产党充满了信任，都相信好日子定会
　　到来。
　　江渭清在家住了7天，他一面向群众讲解党的政策，一面慰问为革命献出亲人的乡亲们。当时，江渭清的家乡已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这是盼望了多少世代的大事情。人民群众对党的热爱之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男女老少都说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当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年轻人，没有白闹。群众都说自古以来没见过毛泽东领导的这样好的军队，红军爱民如子、亲民如家人。总之，对共产党歌功颂德、赞声不断。因为不论是秋收起义，还是平江起义，都是从湖南发起的，湖南子弟大都跟着共产党走了，20多年，家乡人民盼共产党回来，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家乡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是从心里发出的。
　　1959年，江渭清已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这时的形势和1950年已经完全不同，江渭清所在的江苏也是政治风云迭起。恰恰就在这年9月底，他接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三封加急电报，电称：“你母病危，速归。”于是江渭清请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允他回乡看望母亲。假很快批下来了，他立即动身，先乘飞机到武汉，后乘火车到长沙，再坐汽车到平江，于当天晚上赶到家里。他来到母亲病榻前时，母亲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次日凌晨，老太太摸着江渭清的头，确信儿子已经回来，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离世了。母亲去世后，江渭清将兄弟姐妹等人召集到一起，提出丧事从简，一不请和尚道士，二不请吹打弹拉，三不请人吃饭，只开个简朴的追悼会。江渭清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口：“勤俭建国，节约治丧。”当时中国经济面临极端困难，农村生活异常贫苦，许多人都生了浮肿病。七里八村知道江渭清这个大干部回来都赶来诉苦，询问为什么办公共食堂，为什么不许搞副业，为什么要搞“大跃进”。群众说：搞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是很好吗？但这时江渭清并不了解乡间群众的情况，他还宣传人民公社好，群众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这已经不是江渭清第一次回来时的眼光了。安葬这天，江渭清家请乡亲们吃了一顿饭。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从几十里外的乡下买了一口只有40多斤重的小猪杀了。小猪瘦得可怜，没有多少肉，煮了一锅汤。后来，江渭清叫秘书想了许多办法买了100斤大米、几百斤山芋，买了50斤黄豆做豆腐，没有几天就吃光了。江渭清很心酸。他后来心情沉重地说：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当时深感内疚。对不起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牺牲，革命胜利后又过着这么苦日子的老区人民。江渭清知道，这些都是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思潮导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但当时庐山会议刚开过，“左”的形势异常严重，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渭清在家只住了三天，将母亲提前安葬后，便回到了南京。
　　江渭清二次回乡感触很深。回到南京后，一次毛泽东在浙江要他汇报江苏情况，他如实汇报了江苏的情况和回湖南家乡的情况和感受。并向毛泽东建议：“共产风”要纠正，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浪费太大，家庭副业不能全搞光。第二次回故乡，由于江渭清看到农村的实际情况，他的脑子不再发热，实事求是成为他工作遵守的座右铭。
　　江渭清1959年第二次回故乡到1984年第三次回故乡，中间相隔23年。
　　1982年，江渭清从一线退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10月，他第三次回到故乡。这次回乡他住的时间较长，还深入到乡里进行调查研究。这时，他的家乡简直是另一番天地。乡下喜气洋洋，许多乡亲又来看他。这次不是来讨饭吃了，也不是来诉苦，是来告诉江渭清他的家乡每人每年平均可收获900斤粮食，年终分红，每户还能拿到1000元，甚至更多一点。副业发展也很兴旺，98%的农户杀了过年猪，公社已经盖起了宽敞的电影院，农民劳动之余可到那里看看电影。群众不再吃山芋、红薯，而是吃大米、白面。农村普遍搞起了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乡亲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生活问题，而是现行的农村政策会不会变。他曾到苏州去看邓小平，说农民担心政策再变，邓小平说，不会再变了。江渭清对改革开放仅仅几年的变化深有感触，特别是这次回去他的侄儿为他杀了一口近200斤重的大肥猪，江渭清十分感慨。想起他母亲去世时，他跑了几十里才买到一口40斤重小猪，真是今非昔比。江渭清回到南京后，激动中赋诗一首：“谁道平江路不平，乾坤奠定是人民。坚持马列春常在，遍地黄金遍地银。”
　　感触中，江渭清对他三回故乡所见到的农村不同时期的变化，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过去，我们不面对现实，喜欢搞“左”的那一套，不在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上多动脑筋，而是瞎指挥、乱折腾。当时我们有些干部存在着“三个误解”：把社会主义误解为共产主义，把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把按劳分配误解为按需分配。看不到现实情况是“三个不相适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与群众思想觉悟不相适应，与干部的管理水平不相适应。幻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的是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集中力量搞四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是我们国家35年来最正确、最充满希望的时期，这是邓小平与党中央的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
　　当时，江渭清已74岁，但他对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为实现国家“四化”竭尽余力。（编辑 潘 鹏）
　　（作者是解放日报社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