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840年至1919年长达80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封建专制压迫，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在这个阶段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资产阶级力量太小，农民起义占据了革命的中心位置。但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公开旗帜是反封建，斗争锋芒直指封建统治者，他们拒绝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但太平天国是靠“拜上帝教”起家，并以此作为农民阶级“批判的武器”，这不能不具有历史局限性，以至于在天京保卫战的危急时刻，洪秀全依然是“俱信天灵”，声称要“向天父领到天兵，保卫天京”。其结果自然没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场上的败势。另外，天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天国，只是一幅小农经济的蓝图，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的理想，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带有极大的空想性质，决定了它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义和团运动的公开旗帜是反帝，其口号是“扶清灭洋”。“扶清”虽然具有爱国、保国的含义，但实际上也表明当时义和团在主观上并不反对清政府。这个口号，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于放松警惕，后来才受骗上当。“灭洋”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的强烈愿望和将帝国主义赶出国门的坚定信心。此外，义和团有着十分浓厚的迷信色彩。义和团以鬼神迷信作为自己“批判的武器”，自然也无法改变严重失调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农民阶级在近代中国已无法胜任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然而，刚刚步人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无法担当此任。
　　康和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力图通过温和的改良，在政治上“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理想政治；在经济上“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政治理想，这代表了刚刚诞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种改良方案虽比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进步了不少，但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逾越各种障碍：他们大声呼吁变法，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方案，但又要保留皇帝的位置，实行君主立宪式体制；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武器，向封建社会挑战，而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们又担心怀疑自己的力量，希望借助皇帝之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他们又对帝国主义各国存在幻想和恐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纲领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结果，“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康梁逃亡，谭嗣同等六人被捕斩首。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
　　接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口号，要在中国彻底打倒皇权。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口号，表明了资产阶级上升期反封建的勇气。但孙中山也不可避免地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他幻想通过妥协甚至让位来换取袁世凯对共和制度的支持；他还幻想通过承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列强的支持。辛亥革命推翻了两百余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但胜利果实很快被窃取了，辛亥革命只打倒了一个皇帝，然而却跑上来众多的封建军阀。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或是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驾驭革命的航船，使之驶向胜利的彼岸。根本原因是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指导革命，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革命。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新兴的阶级及其政党。于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地就落在了继之而起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