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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