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人能统计重组家庭中有多少对又选择了分手，更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的婚姻质量。虽然物质世界的灾后重建看起来成效斐然，但在情感的国度中却不见得如此。不论新房子修得如何漂亮，无论有多少人投来真挚的关切，但北川人的心，还有寒冷的感觉
现在的四川川北，知了还没有开始鸣叫，阳光刚刚有些灼人，北川新县城里的时髦女子们已经换上了漂亮的裙子和丝袜，脚上一丝不苟地搭配着细细的高跟鞋，鞋跟踩在新修的道路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只有黄勤，还穿着挺厚的紫色风衣，里面是鲜红色镶着亮片的T恤，拎的皮包也是鲜红的，长长的卷发有些干枯了，但看得出来曾经是一种很漂亮的栗色，“还是前年做的颜色，这两年一直没来得及重新去染”。
跟上身的精致相比，她下面只穿着一条过于朴素的黑色长裤，以及一双圆头的黑色平底皮鞋，裤子有点长，裤脚拖在了地上，让人忍不住想提醒她如果换双高跟鞋更能突出修长的双腿。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长裤之下掩藏的，是她僵硬的假肢。
只想把女儿带大
如果靠得很近，可以看到黄勤的大眼睛还是很美，只是眼下有明显的阴影，脸上没有化妆，皮肤显得粗糙，又长出不少雀斑。
这三年太苦了。
地震的时候黄勤被压在废墟下，黑暗中她一直摸着身边的两个女人，摸着她们本来温热的身体慢慢变得冰凉，然后忽然听到有人在外面扯着嗓子喊：“黄勤，黄勤……”她用尽全身力气回应了那个仿佛来自天堂的声音，然后光就出现了，一个男人把她从废墟拉了出来，又背着她去了安全的地方。男人叫王清亮，是北川的一个社区主任，后来她才知道，当时他叫的人是“王勤”，那是他儿子的女友，他在废墟上寻找的人，并不是她。地震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黄勤觉得自己撑不过去了，王清亮一直喂盐开水给她，她紧紧抓住他的手，就像这是末日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并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浪漫情节上演，没有人有这个心情。
再后来，她知道自己没有了丈夫，而他没有了妻子。她截了肢，他来病房看她，陪情绪低落的她说话。她出了院，也买了点水果和糖去板房感谢他。黄勤想不起来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好上的，有媒体打出煽情的大标题“女子嫁恩人”，“不是这么回事”，黄勤小声地说，她也排斥媒体的采访，谈话只能零零散散地进行，“不想再想这些了”。
但是生活这场电影并不能以“幸福快乐地从此生活在一起”结尾，她不喜欢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她以“还是可以”统一回答，在四川话中，这句话透出一点难以言说的无奈。在漂亮的像积木搭成的北川新县城里，他们各自以6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房子，他住在她这套里，房子有102平方米，她上高一的女儿平时住校，问她“女儿和他处得来吗？”她还是这句回答：还是可以。跟提到王清亮时的平淡相比，她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用甜蜜得像要化掉的声音说：“幺儿你好久回来呢？这个星期妈妈可以好好陪你了。”挂了电话她似乎是自言自语：我现在只想把女儿带大。
她跟王清亮一起生活了快两年，一直没有去领结婚证，两个人还是各花各的钱，“反正两个人都没有钱”，有人说是因为女儿反对他们才没有领证，黄勤又小声地辩驳：“不是这么简单。”过了一会儿又补充：有各种原因。但是她的嘴就这么闭上了，再也不肯透露哪怕一个字，而王清亮，则坚决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始终没有露面。但黄勤说，他们“应该”还是会共同生活下去，虽然两个人偶尔也会吵架，“谁家里不吵架呢，我们心情又都不好”。心情不好，生活太难，这是她反复提到的字眼，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她那天，黄勤刚刚竞拍下了一个店面，准备重新做服装生意，她对着记者算账：起码要二十万才能办起来，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生活太难。
只有在提到死去的丈夫时，黄勤一直焦躁低沉的声音才会突然高起来：以前我就守着个店面卖衣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他对我太好了。黄勤顿了一下，用了一个成语：百依百顺。她说，三年里自己总是梦到他，戴着眼镜，沉默着站在那里，她很着急地跟他说：我到处找你，你去哪里了呢？但是梦里的他，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无法融入的家庭
当黄勤正在北川新县城里为自己的店面奋力竞标时，顾发清则坐在二十公里外的擂鼓镇板房里无所事事。板房大概有十平方米，用木板勉强隔出了“卧室”和“客厅”，客厅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破旧的康佳彩电，一个划破的矿泉水瓶被钉在墙上，里面插着牙刷，墙壁上还挂着一对黑乎乎的蹄子，“别人送的牦牛蹄”，顾发清说，“找不到地方煮，就一直没有吃。”公用的厨房在隔壁，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公用厕所在另外一边，要用水得拎着桶去老远的地方接。四川漫长闷热的天气才刚刚开始，板房内的温度就已经让人冒汗，让人担心盛夏时候如何入睡。以前的房子在地震中没有倒，反而在去年10月被政府拆掉了，因为灾后得“统一建设”。顾发清还要在这里住上起码一年。
2009年的时候顾发清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那个时候他和同样在地震中丧偶的乔玉英刚刚好上，两个人很快住在了一起，好上的时间里，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人有时候也会牵着手出门，但他当时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到我们闭眼那天，重组才能算圆满，一天没有闭眼，一切都还是问号。”一语成谶，去年年底，房子被挖，这对情侣只能分开住在不同的板房里，因为这不到一千米、步行也就二十分钟的距离，他俩分了。分手的过程很平淡，就像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没有任何电视剧里哭哭啼啼的场面，顾发清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分就分嘛。
“么法（没法子）”，这似乎是顾发清的口头禅，“我有个残疾的哥哥要照顾，她也要照顾怀了孩子的儿媳妇，她不上来住，我也不下去，她衣服都不给我洗一件，么法，我就跟她说，算了。”但其实矛盾在这之前就已经陆续爆发，乔玉英没有工作，顾发清是个很久没有揽到生意的包工头，生活的不如意让两人总吵架。虽然一直说自己没钱，但他显然还是保留着一点以前当包工头时的气派，拿出烟熟练地点上，那是十二块一包的“娇子”。
他说当时跟乔玉英好上也有赌气因素，“我是村干部，地震后别的人都说，你看，就是他坑老百姓坑惨了，别人不死婆娘，就他死了”。周围人都觉得53岁的顾发清找不到老婆了，他为了证明这句话是错的，就找上了乔玉英。他们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顾发清说，自己总觉得迟早要分，两个人都各自有子女，都不接受父母的新感情，跟乔玉英在一起的时候，儿子跟自己相对疏远，这也让很在乎传宗接代的顾发清在意，怕儿媳妇生了孙子自己抱不上。他俩也并没有真正融入对方的家庭，清明的时候去祭拜，“我拜我的，她拜她的，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
最开始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因为政府有些补助。后来这些补助没有了，顾发清开始感觉到生活艰难，何况他也说不出自己对这个“女朋友”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觉得她不可能跟以前的老婆相比，“做饭味道可是比我前头那个差远了”。这似乎也是周围人的共识，开杂货店的隔壁大妈偷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个乔女子，懒得很。但是顾发清也实事求是地说：“她对我哥哥还是可以。”他哥哥穿着一双残破的凉鞋站在门口听我们说话，残疾的右手缩在衣袖里。
说了分手后，乔玉英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婉转提出了想和好的要求，原因是“别的人都要看我笑话”，顾发清拒绝了，他觉得自己负担太重，不该再找女人了，但是他也觉得寂寞，“屋里说个话的人都没得”。
擂鼓镇太小，他和乔玉英走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两个人略微尴尬地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地震后像他们这样好了又分了的人不少，面临的闲言碎语并不像地震前那样多。看到和好无望之后，乔玉英又打电话过来说，“我跟你好了两年多，你总要表示点。”顾发清知道，其实是向他要钱，他说，自己现在没有钱，如果挣到了，还是“多少要给点，人家也不容易”。
“不会再融化的冰”
北川县妇联主席贾娅绞尽脑汁地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到底有哪对重组家庭可能愿意接受采访，旁边的一个副主席说：“我们北川人都不想说这些，真的，太痛苦了，不想提了，老提都没法过日子了。”贾娅后来悄悄说：“她的老公就是地震的时候死了，她现在都一个人带着孩子。”
北川妇联有四个人，两个人死了丈夫，两个人死了孩子，死丈夫的都还没有再找。有人说，妇联的重建工作做得太差，自己就没有解决好。
北川县工商联主席尚兴琼曾在地震后那一年兼任了妇联主席，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丧偶的妇女再嫁出去，但事实上她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她很快找了一个，地震中对方的老婆孩子都没有了，以前是一个茶厂的老总，但是后来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大家觉得他们不匹配，“朋友们都很吃惊，觉得我怎么找了他，但是我当时只想找个人回家能说说话，这是最低要求，也是唯一要求”。
当时刚刚搬到安昌去住的时候，救灾时候繁忙的工作陡然轻松不少，下班后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凳子，她和另外一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副局长每晚都在一起哭，两个人都觉得撑不下去了，都想到了自杀，但两个人又都想到了在读大学的孩子，还是放弃了。
身边的人，有人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媒体熟悉的冯翔和董云飞以前都是她的好友，当时北川最后一位被救出的幸存者李明翠的女儿是她亲戚，尚兴琼最近才知道，她在2009年就已经自杀了，“北川人现在都不说这些，自杀的人也就默默死了，还有些丧偶的人疯了”。董云飞的妻子接连失去了孩子和丈夫，尚兴琼一度下决心要给她介绍个好男人，“有个绵阳中学的老师，知道她的事情，对她很有好感，但是她连面都不愿意去见。她说，要不是有父母，早就不活了。”
丧偶的男人们大部分都找到了新人，有些在这三年中已经换了好几个。“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太畅销了”，贾娅说，北川有个长得挺帅的副书记，被媒体报道后接到了全国各地的情书，有些直接写到妇联来寻求帮助，最后他找了一个同样丧偶的北川女人，“大家经历差不多，容易沟通”。
但剩下来的女人们不少，贾娅说，大概只有四成的丧偶女性再婚。尤其是在城镇中有工作有社会地位的那些，“年纪大了，女人的选择余地比男人小很多，在哪里都是这样”，尚兴琼很理性地分析，但她也说，这也是因为女人们感性，很难从以前的感情中走出来，一个刚刚介入生活的新人，不可能跟相濡以沫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亲人相比。她自认为已经算是当中心态最好、最能拥抱当前生活的一个，但提到以前的老公，也忍不住擦了擦眼睛，然后叹着气感慨：人生没有意义。
三年了，没有人能统计重组家庭中有多少对又选择了分手，更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的婚姻质量，尚兴琼只能凭自己的观察说：“两个人有共同孩子的，感情会好很多，毕竟有一个情感纽带在。但是那些以前各自有孩子，又各自有父母的人，就会很艰难，很多重组家庭要赡养八个老人。”她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这在北川是绝对的高收入，但即使如此，想到家里那么多老人，她还是对未来感觉恐惧。
物质世界的灾后重建看起来成效斐然，但在情感的国度中却不见得如此。尚兴琼说，她总觉得地震之后的北川人对过去太怀念，又看不到未来，“新房子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周围应该都是暖暖的，但是我们北川人的心，好像还是有一块不会再融化的冰。”★
现在的四川川北，知了还没有开始鸣叫，阳光刚刚有些灼人，北川新县城里的时髦女子们已经换上了漂亮的裙子和丝袜，脚上一丝不苟地搭配着细细的高跟鞋，鞋跟踩在新修的道路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只有黄勤，还穿着挺厚的紫色风衣，里面是鲜红色镶着亮片的T恤，拎的皮包也是鲜红的，长长的卷发有些干枯了，但看得出来曾经是一种很漂亮的栗色，“还是前年做的颜色，这两年一直没来得及重新去染”。
跟上身的精致相比，她下面只穿着一条过于朴素的黑色长裤，以及一双圆头的黑色平底皮鞋，裤子有点长，裤脚拖在了地上，让人忍不住想提醒她如果换双高跟鞋更能突出修长的双腿。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长裤之下掩藏的，是她僵硬的假肢。
只想把女儿带大
如果靠得很近，可以看到黄勤的大眼睛还是很美，只是眼下有明显的阴影，脸上没有化妆，皮肤显得粗糙，又长出不少雀斑。
这三年太苦了。
地震的时候黄勤被压在废墟下，黑暗中她一直摸着身边的两个女人，摸着她们本来温热的身体慢慢变得冰凉，然后忽然听到有人在外面扯着嗓子喊：“黄勤，黄勤……”她用尽全身力气回应了那个仿佛来自天堂的声音，然后光就出现了，一个男人把她从废墟拉了出来，又背着她去了安全的地方。男人叫王清亮，是北川的一个社区主任，后来她才知道，当时他叫的人是“王勤”，那是他儿子的女友，他在废墟上寻找的人，并不是她。地震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黄勤觉得自己撑不过去了，王清亮一直喂盐开水给她，她紧紧抓住他的手，就像这是末日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并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浪漫情节上演，没有人有这个心情。
再后来，她知道自己没有了丈夫，而他没有了妻子。她截了肢，他来病房看她，陪情绪低落的她说话。她出了院，也买了点水果和糖去板房感谢他。黄勤想不起来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好上的，有媒体打出煽情的大标题“女子嫁恩人”，“不是这么回事”，黄勤小声地说，她也排斥媒体的采访，谈话只能零零散散地进行，“不想再想这些了”。
但是生活这场电影并不能以“幸福快乐地从此生活在一起”结尾，她不喜欢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她以“还是可以”统一回答，在四川话中，这句话透出一点难以言说的无奈。在漂亮的像积木搭成的北川新县城里，他们各自以6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房子，他住在她这套里，房子有102平方米，她上高一的女儿平时住校，问她“女儿和他处得来吗？”她还是这句回答：还是可以。跟提到王清亮时的平淡相比，她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用甜蜜得像要化掉的声音说：“幺儿你好久回来呢？这个星期妈妈可以好好陪你了。”挂了电话她似乎是自言自语：我现在只想把女儿带大。
她跟王清亮一起生活了快两年，一直没有去领结婚证，两个人还是各花各的钱，“反正两个人都没有钱”，有人说是因为女儿反对他们才没有领证，黄勤又小声地辩驳：“不是这么简单。”过了一会儿又补充：有各种原因。但是她的嘴就这么闭上了，再也不肯透露哪怕一个字，而王清亮，则坚决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始终没有露面。但黄勤说，他们“应该”还是会共同生活下去，虽然两个人偶尔也会吵架，“谁家里不吵架呢，我们心情又都不好”。心情不好，生活太难，这是她反复提到的字眼，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她那天，黄勤刚刚竞拍下了一个店面，准备重新做服装生意，她对着记者算账：起码要二十万才能办起来，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生活太难。
只有在提到死去的丈夫时，黄勤一直焦躁低沉的声音才会突然高起来：以前我就守着个店面卖衣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他对我太好了。黄勤顿了一下，用了一个成语：百依百顺。她说，三年里自己总是梦到他，戴着眼镜，沉默着站在那里，她很着急地跟他说：我到处找你，你去哪里了呢？但是梦里的他，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无法融入的家庭
当黄勤正在北川新县城里为自己的店面奋力竞标时，顾发清则坐在二十公里外的擂鼓镇板房里无所事事。板房大概有十平方米，用木板勉强隔出了“卧室”和“客厅”，客厅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破旧的康佳彩电，一个划破的矿泉水瓶被钉在墙上，里面插着牙刷，墙壁上还挂着一对黑乎乎的蹄子，“别人送的牦牛蹄”，顾发清说，“找不到地方煮，就一直没有吃。”公用的厨房在隔壁，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公用厕所在另外一边，要用水得拎着桶去老远的地方接。四川漫长闷热的天气才刚刚开始，板房内的温度就已经让人冒汗，让人担心盛夏时候如何入睡。以前的房子在地震中没有倒，反而在去年10月被政府拆掉了，因为灾后得“统一建设”。顾发清还要在这里住上起码一年。
2009年的时候顾发清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那个时候他和同样在地震中丧偶的乔玉英刚刚好上，两个人很快住在了一起，好上的时间里，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人有时候也会牵着手出门，但他当时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到我们闭眼那天，重组才能算圆满，一天没有闭眼，一切都还是问号。”一语成谶，去年年底，房子被挖，这对情侣只能分开住在不同的板房里，因为这不到一千米、步行也就二十分钟的距离，他俩分了。分手的过程很平淡，就像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没有任何电视剧里哭哭啼啼的场面，顾发清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分就分嘛。
“么法（没法子）”，这似乎是顾发清的口头禅，“我有个残疾的哥哥要照顾，她也要照顾怀了孩子的儿媳妇，她不上来住，我也不下去，她衣服都不给我洗一件，么法，我就跟她说，算了。”但其实矛盾在这之前就已经陆续爆发，乔玉英没有工作，顾发清是个很久没有揽到生意的包工头，生活的不如意让两人总吵架。虽然一直说自己没钱，但他显然还是保留着一点以前当包工头时的气派，拿出烟熟练地点上，那是十二块一包的“娇子”。
他说当时跟乔玉英好上也有赌气因素，“我是村干部，地震后别的人都说，你看，就是他坑老百姓坑惨了，别人不死婆娘，就他死了”。周围人都觉得53岁的顾发清找不到老婆了，他为了证明这句话是错的，就找上了乔玉英。他们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顾发清说，自己总觉得迟早要分，两个人都各自有子女，都不接受父母的新感情，跟乔玉英在一起的时候，儿子跟自己相对疏远，这也让很在乎传宗接代的顾发清在意，怕儿媳妇生了孙子自己抱不上。他俩也并没有真正融入对方的家庭，清明的时候去祭拜，“我拜我的，她拜她的，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
最开始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因为政府有些补助。后来这些补助没有了，顾发清开始感觉到生活艰难，何况他也说不出自己对这个“女朋友”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觉得她不可能跟以前的老婆相比，“做饭味道可是比我前头那个差远了”。这似乎也是周围人的共识，开杂货店的隔壁大妈偷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个乔女子，懒得很。但是顾发清也实事求是地说：“她对我哥哥还是可以。”他哥哥穿着一双残破的凉鞋站在门口听我们说话，残疾的右手缩在衣袖里。
说了分手后，乔玉英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婉转提出了想和好的要求，原因是“别的人都要看我笑话”，顾发清拒绝了，他觉得自己负担太重，不该再找女人了，但是他也觉得寂寞，“屋里说个话的人都没得”。
擂鼓镇太小，他和乔玉英走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两个人略微尴尬地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地震后像他们这样好了又分了的人不少，面临的闲言碎语并不像地震前那样多。看到和好无望之后，乔玉英又打电话过来说，“我跟你好了两年多，你总要表示点。”顾发清知道，其实是向他要钱，他说，自己现在没有钱，如果挣到了，还是“多少要给点，人家也不容易”。
“不会再融化的冰”
北川县妇联主席贾娅绞尽脑汁地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到底有哪对重组家庭可能愿意接受采访，旁边的一个副主席说：“我们北川人都不想说这些，真的，太痛苦了，不想提了，老提都没法过日子了。”贾娅后来悄悄说：“她的老公就是地震的时候死了，她现在都一个人带着孩子。”
北川妇联有四个人，两个人死了丈夫，两个人死了孩子，死丈夫的都还没有再找。有人说，妇联的重建工作做得太差，自己就没有解决好。
北川县工商联主席尚兴琼曾在地震后那一年兼任了妇联主席，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丧偶的妇女再嫁出去，但事实上她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她很快找了一个，地震中对方的老婆孩子都没有了，以前是一个茶厂的老总，但是后来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大家觉得他们不匹配，“朋友们都很吃惊，觉得我怎么找了他，但是我当时只想找个人回家能说说话，这是最低要求，也是唯一要求”。
当时刚刚搬到安昌去住的时候，救灾时候繁忙的工作陡然轻松不少，下班后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凳子，她和另外一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副局长每晚都在一起哭，两个人都觉得撑不下去了，都想到了自杀，但两个人又都想到了在读大学的孩子，还是放弃了。
身边的人，有人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媒体熟悉的冯翔和董云飞以前都是她的好友，当时北川最后一位被救出的幸存者李明翠的女儿是她亲戚，尚兴琼最近才知道，她在2009年就已经自杀了，“北川人现在都不说这些，自杀的人也就默默死了，还有些丧偶的人疯了”。董云飞的妻子接连失去了孩子和丈夫，尚兴琼一度下决心要给她介绍个好男人，“有个绵阳中学的老师，知道她的事情，对她很有好感，但是她连面都不愿意去见。她说，要不是有父母，早就不活了。”
丧偶的男人们大部分都找到了新人，有些在这三年中已经换了好几个。“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太畅销了”，贾娅说，北川有个长得挺帅的副书记，被媒体报道后接到了全国各地的情书，有些直接写到妇联来寻求帮助，最后他找了一个同样丧偶的北川女人，“大家经历差不多，容易沟通”。
但剩下来的女人们不少，贾娅说，大概只有四成的丧偶女性再婚。尤其是在城镇中有工作有社会地位的那些，“年纪大了，女人的选择余地比男人小很多，在哪里都是这样”，尚兴琼很理性地分析，但她也说，这也是因为女人们感性，很难从以前的感情中走出来，一个刚刚介入生活的新人，不可能跟相濡以沫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亲人相比。她自认为已经算是当中心态最好、最能拥抱当前生活的一个，但提到以前的老公，也忍不住擦了擦眼睛，然后叹着气感慨：人生没有意义。
三年了，没有人能统计重组家庭中有多少对又选择了分手，更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的婚姻质量，尚兴琼只能凭自己的观察说：“两个人有共同孩子的，感情会好很多，毕竟有一个情感纽带在。但是那些以前各自有孩子，又各自有父母的人，就会很艰难，很多重组家庭要赡养八个老人。”她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这在北川是绝对的高收入，但即使如此，想到家里那么多老人，她还是对未来感觉恐惧。
物质世界的灾后重建看起来成效斐然，但在情感的国度中却不见得如此。尚兴琼说，她总觉得地震之后的北川人对过去太怀念，又看不到未来，“新房子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周围应该都是暖暖的，但是我们北川人的心，好像还是有一块不会再融化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