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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社会的制度和关系呈现着复杂、偶然和分裂的特点。为了扭转社会治理的窘境，重建社会共识成为必由之路。作为不同利益群体“公约”的法律，成为建立社会共识的最佳切入点。基于凝聚社会共识的诉求，新闻媒体成为履行这一职能的不二选择。依照传播效果发生的三个阶段，笔者提出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即议程设置机制、新闻框架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倒逼制度机制。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共识 法治共识
一、“风险社会”与社会共识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语中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总适用于每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大时代。伴着“经济奇迹”的中国，正进入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间，社会冲突、民意啸聚时有发生。这恰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描述的“风险社会”，即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社会规范和价值庞杂的当今社会，其背后是整个社会共识的缺失。“社会共识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某个目标、某种价值观、某种判断的认同。从宏观上看社会共识是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达成的；从微观上看是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达成的。社会共识虽然也包含感性因素，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的结果。”①社会共识在转型的阵痛中土崩瓦解，政府却不能有效地重新搭建起公共话语平台，最终导致了各个社会族群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般的沟通促成了现在的窘境。因此，扭转“风险社会”窘境的必由之路就是社会共识的重新建立。
二、法治共识与媒体功能
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共识的建构是一个庞杂而巨大的工程。碎片化带来断裂的社会族群之间是“不通约”的。因此，社会共识的重建必须以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公约”为切入点。笔者认为，此“公约”非法律莫属。以法为公约，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治国。因此，法治对当今中国意义深远。照此逻辑，法治共识的建立就成为社会共识建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共识建立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如何凝聚社会的法治共识呢？在传统社会，上传下达的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主要源自现代社会舆论场域的格局特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争夺制度高位或权力资本，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在现实的社会话语场域中，舆论场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目前中国社会话语场域中，由于目前社会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民众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形成了以官方话语场域为主，各种边缘话语场域并行不悖的舆论场域循环流动的整体性格局。”②面对如此复杂的舆论格局，媒体是凝聚法治共识的不二之选。
三、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
基于上传下达的任务需要和媒体的自身属性功能，媒体成为凝聚法治共识的必要工具之一。继而，我们要探求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也就是媒体究竟如何凝聚法治共识。总体说来，法治共识的达成是一种传播效果。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可分为三个层面：环境认知效果、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社会行为示范效果。媒体就是依照这样的顺序而设置机制，从而实现预设的种种效果。在此，笔者选取了2013年初引人关注的“李双江之子强奸案”为研究案例，以说明媒体达成法治共识的机制。
1、议程设置机制
现代社会中，媒体达成法治共识的第一步就是在环境认知上引导受众，即议程设置机制。
在李某事件中，依旧遵循着“微博率先爆料—传统媒体不断跟进—各方议题互动—形成舆论热潮”的模式。作为事件发端的微博爆料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并对关注者进行了设置议程。随后，传统媒体嗅到了这条新闻的爆炸性效果。“李双江”、“星二代”、“轮奸案”、“未成年”……一个个吸引人眼球的标签构成了其新闻价值。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也突破了娱乐新闻的惯例，而是进一步扩展为社会新闻、法治新闻，并辅以评论文章等报道方式。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之下，受众不得不关注此事，并在潜移默化之间加入了对事件的讨论。从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场和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之间开始互动，一个嘈杂的意见自由市场形成。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媒体成功地吸引了受众的目光，事件也成为媒体进一步报道的靶子。
2、新闻框架机制
“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③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则称为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机制在法治新闻报道中的应用，有助于法治共识的形成，体现媒体的态度与责任。如《南方周末》刊发的《少年L、L某、L姓男子 现在不管怎么叫，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说的是谁》。首先，媒体对文章的定位和处理体现出了《南方周末》的一贯立场，犀利而深刻，将着眼点放在了媒体操作中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漠视，文中对于当前媒体的失范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反思。其次，该文在具体操作中，将台湾、香港、英国、法国等地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媒体操作惯例详细列出，如文中写道“依据台湾地区和香港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发布了可以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就可能受到处罚。在台湾，罚款幅度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以下。香港的规定是，一万港元的罚款加六个月监禁。”④文章仅用一句“举目世界，法治先进之区的罚则分明”便表明了态度。如此一来，稿件在凝聚未成年人保护这一法律常识上，阐明了法治共识在这一点上的缺乏。
3、舆论引导机制
在价值的形成与维护阶段，媒体除了利用新闻框架机制报道新闻，还可以利用舆论引导机制引导舆论走向。总体说来，“大众传媒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客观上起着形成与维护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出来的，它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形成新的规范和价值，又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维护既有的规范和价值。”⑤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共识 法治共识
一、“风险社会”与社会共识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语中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总适用于每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大时代。伴着“经济奇迹”的中国，正进入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间，社会冲突、民意啸聚时有发生。这恰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描述的“风险社会”，即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社会规范和价值庞杂的当今社会，其背后是整个社会共识的缺失。“社会共识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某个目标、某种价值观、某种判断的认同。从宏观上看社会共识是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达成的；从微观上看是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达成的。社会共识虽然也包含感性因素，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的结果。”①社会共识在转型的阵痛中土崩瓦解，政府却不能有效地重新搭建起公共话语平台，最终导致了各个社会族群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般的沟通促成了现在的窘境。因此，扭转“风险社会”窘境的必由之路就是社会共识的重新建立。
二、法治共识与媒体功能
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共识的建构是一个庞杂而巨大的工程。碎片化带来断裂的社会族群之间是“不通约”的。因此，社会共识的重建必须以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公约”为切入点。笔者认为，此“公约”非法律莫属。以法为公约，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治国。因此，法治对当今中国意义深远。照此逻辑，法治共识的建立就成为社会共识建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共识建立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如何凝聚社会的法治共识呢？在传统社会，上传下达的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主要源自现代社会舆论场域的格局特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争夺制度高位或权力资本，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在现实的社会话语场域中，舆论场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目前中国社会话语场域中，由于目前社会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民众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形成了以官方话语场域为主，各种边缘话语场域并行不悖的舆论场域循环流动的整体性格局。”②面对如此复杂的舆论格局，媒体是凝聚法治共识的不二之选。
三、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
基于上传下达的任务需要和媒体的自身属性功能，媒体成为凝聚法治共识的必要工具之一。继而，我们要探求媒体凝聚法治共识的一般机制，也就是媒体究竟如何凝聚法治共识。总体说来，法治共识的达成是一种传播效果。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可分为三个层面：环境认知效果、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社会行为示范效果。媒体就是依照这样的顺序而设置机制，从而实现预设的种种效果。在此，笔者选取了2013年初引人关注的“李双江之子强奸案”为研究案例，以说明媒体达成法治共识的机制。
1、议程设置机制
现代社会中，媒体达成法治共识的第一步就是在环境认知上引导受众，即议程设置机制。
在李某事件中，依旧遵循着“微博率先爆料—传统媒体不断跟进—各方议题互动—形成舆论热潮”的模式。作为事件发端的微博爆料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并对关注者进行了设置议程。随后，传统媒体嗅到了这条新闻的爆炸性效果。“李双江”、“星二代”、“轮奸案”、“未成年”……一个个吸引人眼球的标签构成了其新闻价值。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也突破了娱乐新闻的惯例，而是进一步扩展为社会新闻、法治新闻，并辅以评论文章等报道方式。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之下，受众不得不关注此事，并在潜移默化之间加入了对事件的讨论。从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场和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之间开始互动，一个嘈杂的意见自由市场形成。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媒体成功地吸引了受众的目光，事件也成为媒体进一步报道的靶子。
2、新闻框架机制
“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③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则称为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机制在法治新闻报道中的应用，有助于法治共识的形成，体现媒体的态度与责任。如《南方周末》刊发的《少年L、L某、L姓男子 现在不管怎么叫，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说的是谁》。首先，媒体对文章的定位和处理体现出了《南方周末》的一贯立场，犀利而深刻，将着眼点放在了媒体操作中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漠视，文中对于当前媒体的失范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反思。其次，该文在具体操作中，将台湾、香港、英国、法国等地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媒体操作惯例详细列出，如文中写道“依据台湾地区和香港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发布了可以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就可能受到处罚。在台湾，罚款幅度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以下。香港的规定是，一万港元的罚款加六个月监禁。”④文章仅用一句“举目世界，法治先进之区的罚则分明”便表明了态度。如此一来，稿件在凝聚未成年人保护这一法律常识上，阐明了法治共识在这一点上的缺乏。
3、舆论引导机制
在价值的形成与维护阶段，媒体除了利用新闻框架机制报道新闻，还可以利用舆论引导机制引导舆论走向。总体说来，“大众传媒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客观上起着形成与维护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出来的，它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形成新的规范和价值，又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维护既有的规范和价值。”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