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角度,全面透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体系中的动态变化趋势,从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两个层面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信息化因素及其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信息化密度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0.033,但是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信息技术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高达0.074,且远远高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嵌
【机 构】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330013
【基金项目】
：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会科学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浙江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模式创新及实现路径研究”(2018QN036)。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角度,全面透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体系中的动态变化趋势,从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两个层面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文章利用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信息化因素及其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信息化密度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0.033,但是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信息技术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高达0.074,且远远高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信息化密度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在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不论是在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都显著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此外,信息化密度和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非国有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其他文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在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府稳定性、行政效率和法律秩序相对不好的地区,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大幅减少,而中国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国要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
本文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变化过程,即在外资进入的头几年会对大陆企业创新产生负向效应,而到后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由负转正,亦即最终会促进大陆企业创新。同时,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更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在来源地不同的外资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港澳台资,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存在差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以2004—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企关联对企业海外扩张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政企关联与企业对外投资显著负相关;第二,在考察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时,国际化经验、制度相似性分别在与政企关联的共同作用下对企业对外投资呈现正相关和负相关,同时在企业所有制差异下,国有企业政企关联比民营企业更有利于对外投资;第三,投资到发达国家或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其政企关联对对外投资并无显著影响,相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或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其政企关联对对
为探究离岸贸易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有偏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中引入离岸活动。研究发现离岸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迫使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通过学习改善自身的技能水平,最终提升了该部门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使其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另一方面,非农业部门通过参与离岸提升了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其产出占比增加,进而放大了该部门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特征。最终在生产率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离岸使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增强。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与联合国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
本文匹配了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年数据与WIOD数据库,用多种方法测算了衡量生产分割程度的生产阶段数,探讨了政府生产补贴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提升的内在机制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生产补贴与全球生产分割及国内生产分割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而与国际生产分割为倒"U"型关系。(2)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影响通过企业"生产率效应""产品创新"以及"交易成本"发生作用,企业获得生产补贴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显著地提升了国际生产阶段数,
本文利用中国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外商引资政策中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有效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引资政策通过《产业指导目录》的精准导向,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来实现,而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渠道并未起作用,且这一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
本文采用贸易潜力指数(TPI),从收入角度测度分析了1995—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通过构建包含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等变量在内的扩展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和比较分析了沿线21个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测算出口贸易增长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亚经济带国家的农产品总体贸易潜力最大,环中亚经济带国家次之,亚欧经济带国家最小;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平均可拓展为实际出口贸易额的10.02倍。其中,2008—2016年环中亚经济带国家对
2019年WTO受到了中美之间相互博弈的影响,美国要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并决心全面改革WTO,WTO成员围绕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上诉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变化透视出在WTO和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愈加趋于强硬,也更加不顾及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回顾2019年的WTO,本文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一方面是通过传统施压迫使中国更加开放,另一方面是通过关闭部分美国市场促使美国与中国实现半脱钩。中美之间的矛盾或者战略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WTO的发展将持续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多边贸易体系的信誉和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冲击,口罩、呼吸机等必要医疗产品出现短缺和贸易限制现象。本文认为我国可以主动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本文回顾了抗疫医疗产品谈判的前期工作,提出了抗疫医疗产品谈判范围,分析了抗疫医疗产品关税和成员分布情况,客观评估了我国参与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基本路径,包括制定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行为准则、探讨开展《医药产品贸易协定》扩围谈判、启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开放式诸边谈判等。对于中国来说,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谈判成果的最终归途应是
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与中国有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往来的165个经济体的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计算出口效率,运用面板GMM实证分析了中国OFDI对出口效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出口效率,而且促进效应主要来自出口实际值提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OFDI的出口效率促进效应优于对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投资扩展边际对出口效率的促进效应优于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扩展边际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最优,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