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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日战争；“伤兵之友”运动；新闻媒体；游艺募捐运动；荣军基本情况调查
摘要：抗战时期，伤兵问题突出。《新新新闻》、《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主流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其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新闻媒体的这些活动对于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切实推动伤兵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华民族奋起抵抗。随着战事的全面展开，中国军民特别是前线官兵的伤亡愈来愈惨重。一时间，伤兵问题凸显出来。在此时代背景下，广大爱国人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到爱护伤兵、支援抗战的时代洪流中来。“文化劳军运动”、“捐募寒衣运动”、“节约献金运动”、“伤兵之友运动”……诸如此类以支援抗战为宗旨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伤兵之友”运动正是这些民众爱国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运动之一。在此运动中，当时的新闻媒体在宣传、鼓动甚至组织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运动的顺利开展，进而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一、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
抗战初期，因伤兵医院数量不敷或者医药器材设备匮乏，从前线运送至后方的受伤官兵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妥善管理，被迫流浪街头，甚至寻衅滋事。在一些伤兵教养院里，伤兵滋事扰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时有发生。1940年9月23日，《新新新闻》登载一则消息称：“(成都)市民发现抗战负伤士兵向人估索金钱的情事……更有甚者，有些士兵，冒充伤兵，混住医院，或三五成群，骚扰地方”。伤兵不仅滋事扰民，还贩运鸦片及走私，危害社会。1943年6月19日，四川南溪县在给省政府的电文中称：“驻县第二教养院伤兵，因禁烟毒，藉故肇事，于本月18日午后纠众围攻县政府，并沿街毒打警察，酿成罢市罢课”。
对于伤兵的这种胡作非为，民众怨声载道，提起伤兵几乎是谈虎色变，尖刻地称他们为“伤老爷”。一些地方还流传着诸如“伤兵是害群之马”和“伤兵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的说法。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军民关系形同水火。“有三位荣誉同志赴四川路过蔡家乡时，缺乏膳宿。向该乡公所恳求膳宿等费。乡队副口出大言，甚至与荣军搏斗”。同年，《新华日报》又报道了两个荣誉同志因看戏门票的事情与守门人发生冲突的事情：“……为了他们没钱购买戏券，和该院守门的发生口角”。
伤兵问题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不少伤兵自身思想素质不高，文化素质偏低，又缺乏必要的教养，这是伤兵滋事扰民的原因之一。而各级政府的善后措施不到位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力，则是伤兵问题形成的另一个因素。对此，新闻媒体呼吁民众尊重伤兵，关心伤兵。在新闻媒体看来，伤兵是因抗战保卫国家而受伤，是国家民族的功臣，给予他们尊敬和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作用。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客观地解剖伤兵问题的出现根源，旨在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抗战三日刊》1938年就发表了分析伤兵问题出现原因的文章。他们认为，“伤亡数量的增加与救护人员之不济和医疗设备之匮乏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后方人民群众对伤兵的爱护也不够”。同时，不少热心人士纷纷发表关于解决伤兵问题的建议和看法。一署名为“戈泰”的人士在1940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建议加强伤兵的输送和救护工作：“如果能把战地的民众动员与组织起来，担负火线伤兵的担架工作，不但重伤的可以运送后方，而轻伤的也可以及时救护了”。
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外，对伤兵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与安慰也是十分重要的。1939年3月，通俗读物编刊社巡回工作团亲到抗战前线了解情况后，向社会发出呼吁：“伤兵急需精神食粮”。抗战中不少官兵因伤致残，这给他们的婚姻也带来极大的障碍。对此，1941年《西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伤兵婚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一、实行奖励婚姻的政策……二、实行强制婚姻政策”。为提倡全社会尊重伤残官兵，《党军日报》和《建国日报》都提出倡议：“将‘残废’字样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每逢节假日，媒体都会发出倡议，以各种形式慰劳荣誉军人及抗属。1939年春节来临之际，《大公报》告知各界，“大家不要忘记勇敢杀敌之伤兵，在除夕那日，每一个人都要亲去慰劳为国杀敌之伤兵”。1941年元旦，《协导》还发表了对荣誉军人及抗属的慰问辞：“……兹值元旦，举国同庆，眷念功绩，无任感奋，特电慰问，敬祝健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对伤兵问题所做的大量报道，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伤兵问题。同时，新闻媒体也十分注重引导民众舆论，在协调军民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
前文已提及，受伤官兵送到后方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妥善管理，伤兵的不满情绪愈来愈强烈，伤兵寻衅滋事的事件也愈来愈多。一时间，伤兵与民众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为此，新闻媒体不仅积极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而且大力鼓动民众踊跃参与“伤兵之友”运动，争做伤兵的朋友。
“伤兵之友”运动1938年11月滥觞于湖南衡阳，是一些热心救亡的人士“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发起的一场旨在爱护伤兵支援抗战的爱国运动。在其发轫阶段，新闻媒体就鼎力支持，大力宣传和鼓动，为运动的开展大造声势。
1940年2月18日即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日，《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关于发起“伤兵之友”运动的演词：“……希望各位同胞要一致响应，热烈参加，直接报答受伤将士的功绩，间接就可提高前线作战的勇气”。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亲任“伤友”总社社长，他在19日的广播演讲中也强调民族精神是“对外奠定御侮图存的基础”。时隔三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发动伤兵之友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在后方的同胞，本自己的热忱，来加倍爱护那些在前线受伤英勇将士”。《新运导报》也积极呼吁社会各界：“这(伤兵之友运动)不但是为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应该如此；为了抗建大业的责任感，更应该如此”。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国民公报》及《时事新报》等都相继发表社论或者短评，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
在热心人士的组织下，在政府要员的领导支持下，在新闻媒体的鼓动下，“伤兵之友”运动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蓬勃开展。“民众方面，皓首黄儿，皆踊跃争做伤兵之友。在乡间，妇女幼童争先加入愿 做伤兵之友，热烈情绪，不亚于都市”。
在重庆“伤兵之友”运动总社成立后几年间，国内外各地分社也纷纷成立。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国内共成立分社151处，遍及大江南北。孔祥熙在一次广播中就此事讲到：“当时只希望各大都市成立分社，……谁知在短短的时间，超过预算的6倍至8倍”。渝市伤友社自发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以来，成绩十分突出，发动之后第四天，第一次征求结果揭晓时，伤兵之友人数就达4万余，募款2l万余元。在成都“伤兵之友”社成立过程中，新闻媒体也起到了舆论监督甚至催生的作用。1940年1月15日，《新新新闻》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小铁锤”的文章，大声疾呼成立伤友社：“试问，我们对他们(指伤兵)曾尽过什么义务了?直到现在，四川的伤兵之友社还不曾正式展开。现在新运会既扩大发动，我们希望大家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外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巴达维亚的《天声日报》因屡次发表反日文字，被当地政府限令停版八日。但在停版期间，正值新运总会发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该报当即首先响应，全体员工举行扩大征求伤友运动，三日之间，共征得社友一百七十八人，社费计国币两万五千余元。1942年7月《时事新报》报道了时任港督的罗富国响应“伤兵之友”运动的情形：“港督罗富国，……特发表告本港居民书，吁请市民踊跃输将”。
在西南边陲的西康省，省会的“伤兵之友”运动独具特色——举办游艺大会募捐。《西康新闻》积极协助西康省会的“伤兵之友”运动，1940年4月6—9日每晚6时至9时，在颐康大剧院分别上演杂剧、川剧、平剧等节目等。此次游艺大会募捐成绩显著，为此《西康新闻》曾特刊登启事以鸣谢：“承蒙各界人士鼎力赞助，暨康师省小县小及幼稚园师生、三余票社、卫乐演职员，热忱赞襄，得以演出而获此硕果”。随后4月7日的《西康新闻》又发表社论《伤兵之友运动举行募捐意义》：“此次省会伤兵之友运动，关于征集社员，本已得到各方踊跃之参加，日来举行之游艺募捐，盖亦扩大此项运动，以多收效用之意。故虽以游艺为号召，实则不过应用方式之一，而纯为娱乐之成份则甚少。……诚使配合抗战意义，其激发民气，且非浅鲜”。
抗战期间，《大公报》曾发起号召并代收为救护伤兵捐献的医药捐款。1938年4月5日，《大公报》就收到伤兵医药捐款600余元；截至4月16日，该报收到救护伤兵捐款超过两万余元。收到捐款后，《大公报》除将读者的捐款数目每日均公布于报端之外，还刊登了不少读者的来信。一河北流浪至武汉的家庭致信《大公报》主笔说：“我们是由河北流浪到武汉来的一个家庭，深感亡乡之痛。日前看到贵报呼吁受伤将士，此乃当务之急，尤为后方民众之责任。现在我们捐银60元，以资提倡”。《大公报》还刊登了救助伤兵的标语，诸如：“我们若不救助受伤战士，是最大的罪孽!!”“救命是人生大事，出钱是最小牺牲”。其它如《新华日报》、《新新新闻》等也曾刊登过热心读者来信，代收读者的捐款。媒体此种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运动发展。
“伤兵之友”运动的成功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和受伤官兵的士气，不少伤愈官兵争相重上前线。在此项运动中，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伤兵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
抗战期间，伤愈官兵或重返疆场杀敌，或解甲归田。然而对于那些重伤致残的官兵而言，帮助他们谋求一份职业，使其自食其力，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时代背景下，“虽残不废”运动(注：“虽残不废”运动是“伤兵之友”运动的第二阶段)便应运而生。
为促进荣军就业问题的解决，荣军职业协导会1940年5月1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协导会成立后就提出了“虽残不废”和“自力更生”的口号，其业务分为七项：调查荣军基本情况、训练荣誉军人服务精神及技能、介绍指导荣誉军人服务及办理荣军服务事业等等。
为了掌握荣军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培训荣军和便利用人单位选用荣军，《协导》积极协助协导会对荣军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荣誉军人的伤残种类及等级、教育程度和固有技能。伤残等级分为一二三等，比如有两目皆盲或失去一手或一足以上等情况者为一等残；有一手失去拇食二指或三指以上或两耳俱聋等情况者为二等残。根据《协导》的调查结果，协导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对荣军的职业训练，其中雨伞制作、雕刻、竹工等培训项目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双手健全或一手失去拇指的伤兵。
经过协导会训练毕业或是具有相当能力自愿服务的荣军，协导会就设法为其介绍职业。具体方式有：由各报登载求职消息或由各报分函及派员向各机关团体介绍征用毕业学员。“根据1940年到1944年统计，经介绍而就业的荣军共一千四百零四人，分布八省，所任职务，亦有十八种之多”。例如1940年11月27日《协导》就做了一个统计：“本会介绍到社会服务的荣誉军人，计七十四人中，担任工作的分类如下：科员三人；教员十八人；编辑一人；会计一人……待遇最高的为百零五元，最低的为十二元五角，普通都在四十元左右”；同年12月18日《协导》上也刊登了荣军服务的消息：贺少林同志在本会服务；萧中武同志介绍到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办事处服务。
“荣誉军人屯垦”运动也是解决荣军职业的重要渠道之一。“荣垦运动”肇始于湘西靖县，后相继在四川、云南和陕西展开。短短几年时间内，此运动就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一方面，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不少荣誉军人得到了安置，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这项运动在当时颇受社会关注。1941年8月26日《西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讨论“荣垦运动”的文章。作者首先以我国古代“寓兵于农”为先例，期以借古鉴今，然后结合当前的实际指出屯垦运动的伟大意义：“盖荣誉军人屯垦，负有大时代之使命，始于抗战，终于建国，以国防为体，以安置伤残增厚生产为用”。1942年1月在这家报纸上又刊登了时任第九战区荣管处处长赵凌霄的文章《荣军生产与抗战》，为此项运动的开展大造声势。其他媒体，诸如《残不废月刊》、《新华日报》、《时事新报》等，都曾密切关注此项运动的开展。
无论是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开展的荣军基本情况调查，或为伤兵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还是荣誉军人的屯垦运动，都为促进荣誉军人安置问题的解决，保证抗战大后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一文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活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 是集体的组织者”。在这场以爱护伤兵支援抗战为旨归的“伤兵之友”运动中，新闻媒体正是起到了“运动喉舌”、“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到这场运动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新新闻》、《大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党军日报》、《新中国日报》(成都版)、《新蜀报》、《建国日报》(成都版)、《时事月报》、《西康新闻》、《天声日报》等，约计12家；杂志有《伤兵之友》、《现代华侨》、《新运导报》、《抗战》、《协导》、《残不废月刊》等，约计10家；广播主要是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从参与运动的新闻媒体数量上讲，不可不谓众多；从地域分布上看，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闻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伤兵之友”运动主要在国统区展开)：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抗战》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和进步的新闻事业单位；持中立立场的民营报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及《新民报》等；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单位，如《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及中央通讯社等。不同的新闻媒体在这场运动中的参与度是不相同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在其发刊词中就有这么一句话：“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事实上，《新华日报》严格地践履了自己的创刊宗旨，忠实地服务于抗战事业。该报对“伤兵之友”运动的鼓动、宣传作用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抗战》三日刊是1937年8月19日创刊的，邹韬奋作为主编，在创刊号上表明其“内容力求符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抗战初期，《抗战》密切关注伤兵问题，对人民群众了解进而正确认识伤兵问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持中立立场的民营报纸，也能较为积极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如《大公报》，在运动中发表了不少社论，报道运动进展情况，代收热心读者的捐款，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单位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担心全国人民的热情发动起来以后于己不利，因此对此项运动的报道有所保留。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求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像《新华日报》、《全民抗战》那样竭尽全力于“伤兵之友”运动，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伤兵之友”运动的全过程，从关注伤兵问题开始到运动发轫阶段的宣传和鼓动，再到促进运动步步深入甚至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爱护伤兵支援抗战高潮以及处理荣誉军人的善后问题，无处不见新闻媒体的身影，他们的“运动喉舌”、“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作用在这一运动中彰显无遗。
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是全国人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鼎力支援抗战最为伟大的壮举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的新闻媒体可谓厥功至伟，如果没有他们的宣传、鼓动以及组织，“伤兵之友”运动或许不会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
摘要：抗战时期，伤兵问题突出。《新新新闻》、《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主流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其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新闻媒体的这些活动对于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切实推动伤兵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华民族奋起抵抗。随着战事的全面展开，中国军民特别是前线官兵的伤亡愈来愈惨重。一时间，伤兵问题凸显出来。在此时代背景下，广大爱国人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到爱护伤兵、支援抗战的时代洪流中来。“文化劳军运动”、“捐募寒衣运动”、“节约献金运动”、“伤兵之友运动”……诸如此类以支援抗战为宗旨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伤兵之友”运动正是这些民众爱国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运动之一。在此运动中，当时的新闻媒体在宣传、鼓动甚至组织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运动的顺利开展，进而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一、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
抗战初期，因伤兵医院数量不敷或者医药器材设备匮乏，从前线运送至后方的受伤官兵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妥善管理，被迫流浪街头，甚至寻衅滋事。在一些伤兵教养院里，伤兵滋事扰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时有发生。1940年9月23日，《新新新闻》登载一则消息称：“(成都)市民发现抗战负伤士兵向人估索金钱的情事……更有甚者，有些士兵，冒充伤兵，混住医院，或三五成群，骚扰地方”。伤兵不仅滋事扰民，还贩运鸦片及走私，危害社会。1943年6月19日，四川南溪县在给省政府的电文中称：“驻县第二教养院伤兵，因禁烟毒，藉故肇事，于本月18日午后纠众围攻县政府，并沿街毒打警察，酿成罢市罢课”。
对于伤兵的这种胡作非为，民众怨声载道，提起伤兵几乎是谈虎色变，尖刻地称他们为“伤老爷”。一些地方还流传着诸如“伤兵是害群之马”和“伤兵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的说法。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军民关系形同水火。“有三位荣誉同志赴四川路过蔡家乡时，缺乏膳宿。向该乡公所恳求膳宿等费。乡队副口出大言，甚至与荣军搏斗”。同年，《新华日报》又报道了两个荣誉同志因看戏门票的事情与守门人发生冲突的事情：“……为了他们没钱购买戏券，和该院守门的发生口角”。
伤兵问题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不少伤兵自身思想素质不高，文化素质偏低，又缺乏必要的教养，这是伤兵滋事扰民的原因之一。而各级政府的善后措施不到位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力，则是伤兵问题形成的另一个因素。对此，新闻媒体呼吁民众尊重伤兵，关心伤兵。在新闻媒体看来，伤兵是因抗战保卫国家而受伤，是国家民族的功臣，给予他们尊敬和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作用。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客观地解剖伤兵问题的出现根源，旨在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抗战三日刊》1938年就发表了分析伤兵问题出现原因的文章。他们认为，“伤亡数量的增加与救护人员之不济和医疗设备之匮乏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后方人民群众对伤兵的爱护也不够”。同时，不少热心人士纷纷发表关于解决伤兵问题的建议和看法。一署名为“戈泰”的人士在1940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建议加强伤兵的输送和救护工作：“如果能把战地的民众动员与组织起来，担负火线伤兵的担架工作，不但重伤的可以运送后方，而轻伤的也可以及时救护了”。
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外，对伤兵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与安慰也是十分重要的。1939年3月，通俗读物编刊社巡回工作团亲到抗战前线了解情况后，向社会发出呼吁：“伤兵急需精神食粮”。抗战中不少官兵因伤致残，这给他们的婚姻也带来极大的障碍。对此，1941年《西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伤兵婚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一、实行奖励婚姻的政策……二、实行强制婚姻政策”。为提倡全社会尊重伤残官兵，《党军日报》和《建国日报》都提出倡议：“将‘残废’字样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每逢节假日，媒体都会发出倡议，以各种形式慰劳荣誉军人及抗属。1939年春节来临之际，《大公报》告知各界，“大家不要忘记勇敢杀敌之伤兵，在除夕那日，每一个人都要亲去慰劳为国杀敌之伤兵”。1941年元旦，《协导》还发表了对荣誉军人及抗属的慰问辞：“……兹值元旦，举国同庆，眷念功绩，无任感奋，特电慰问，敬祝健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对伤兵问题所做的大量报道，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伤兵问题。同时，新闻媒体也十分注重引导民众舆论，在协调军民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
前文已提及，受伤官兵送到后方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妥善管理，伤兵的不满情绪愈来愈强烈，伤兵寻衅滋事的事件也愈来愈多。一时间，伤兵与民众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为此，新闻媒体不仅积极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而且大力鼓动民众踊跃参与“伤兵之友”运动，争做伤兵的朋友。
“伤兵之友”运动1938年11月滥觞于湖南衡阳，是一些热心救亡的人士“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发起的一场旨在爱护伤兵支援抗战的爱国运动。在其发轫阶段，新闻媒体就鼎力支持，大力宣传和鼓动，为运动的开展大造声势。
1940年2月18日即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日，《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关于发起“伤兵之友”运动的演词：“……希望各位同胞要一致响应，热烈参加，直接报答受伤将士的功绩，间接就可提高前线作战的勇气”。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亲任“伤友”总社社长，他在19日的广播演讲中也强调民族精神是“对外奠定御侮图存的基础”。时隔三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发动伤兵之友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在后方的同胞，本自己的热忱，来加倍爱护那些在前线受伤英勇将士”。《新运导报》也积极呼吁社会各界：“这(伤兵之友运动)不但是为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应该如此；为了抗建大业的责任感，更应该如此”。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国民公报》及《时事新报》等都相继发表社论或者短评，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
在热心人士的组织下，在政府要员的领导支持下，在新闻媒体的鼓动下，“伤兵之友”运动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蓬勃开展。“民众方面，皓首黄儿，皆踊跃争做伤兵之友。在乡间，妇女幼童争先加入愿 做伤兵之友，热烈情绪，不亚于都市”。
在重庆“伤兵之友”运动总社成立后几年间，国内外各地分社也纷纷成立。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国内共成立分社151处，遍及大江南北。孔祥熙在一次广播中就此事讲到：“当时只希望各大都市成立分社，……谁知在短短的时间，超过预算的6倍至8倍”。渝市伤友社自发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以来，成绩十分突出，发动之后第四天，第一次征求结果揭晓时，伤兵之友人数就达4万余，募款2l万余元。在成都“伤兵之友”社成立过程中，新闻媒体也起到了舆论监督甚至催生的作用。1940年1月15日，《新新新闻》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小铁锤”的文章，大声疾呼成立伤友社：“试问，我们对他们(指伤兵)曾尽过什么义务了?直到现在，四川的伤兵之友社还不曾正式展开。现在新运会既扩大发动，我们希望大家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外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巴达维亚的《天声日报》因屡次发表反日文字，被当地政府限令停版八日。但在停版期间，正值新运总会发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该报当即首先响应，全体员工举行扩大征求伤友运动，三日之间，共征得社友一百七十八人，社费计国币两万五千余元。1942年7月《时事新报》报道了时任港督的罗富国响应“伤兵之友”运动的情形：“港督罗富国，……特发表告本港居民书，吁请市民踊跃输将”。
在西南边陲的西康省，省会的“伤兵之友”运动独具特色——举办游艺大会募捐。《西康新闻》积极协助西康省会的“伤兵之友”运动，1940年4月6—9日每晚6时至9时，在颐康大剧院分别上演杂剧、川剧、平剧等节目等。此次游艺大会募捐成绩显著，为此《西康新闻》曾特刊登启事以鸣谢：“承蒙各界人士鼎力赞助，暨康师省小县小及幼稚园师生、三余票社、卫乐演职员，热忱赞襄，得以演出而获此硕果”。随后4月7日的《西康新闻》又发表社论《伤兵之友运动举行募捐意义》：“此次省会伤兵之友运动，关于征集社员，本已得到各方踊跃之参加，日来举行之游艺募捐，盖亦扩大此项运动，以多收效用之意。故虽以游艺为号召，实则不过应用方式之一，而纯为娱乐之成份则甚少。……诚使配合抗战意义，其激发民气，且非浅鲜”。
抗战期间，《大公报》曾发起号召并代收为救护伤兵捐献的医药捐款。1938年4月5日，《大公报》就收到伤兵医药捐款600余元；截至4月16日，该报收到救护伤兵捐款超过两万余元。收到捐款后，《大公报》除将读者的捐款数目每日均公布于报端之外，还刊登了不少读者的来信。一河北流浪至武汉的家庭致信《大公报》主笔说：“我们是由河北流浪到武汉来的一个家庭，深感亡乡之痛。日前看到贵报呼吁受伤将士，此乃当务之急，尤为后方民众之责任。现在我们捐银60元，以资提倡”。《大公报》还刊登了救助伤兵的标语，诸如：“我们若不救助受伤战士，是最大的罪孽!!”“救命是人生大事，出钱是最小牺牲”。其它如《新华日报》、《新新新闻》等也曾刊登过热心读者来信，代收读者的捐款。媒体此种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运动发展。
“伤兵之友”运动的成功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和受伤官兵的士气，不少伤愈官兵争相重上前线。在此项运动中，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伤兵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
抗战期间，伤愈官兵或重返疆场杀敌，或解甲归田。然而对于那些重伤致残的官兵而言，帮助他们谋求一份职业，使其自食其力，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时代背景下，“虽残不废”运动(注：“虽残不废”运动是“伤兵之友”运动的第二阶段)便应运而生。
为促进荣军就业问题的解决，荣军职业协导会1940年5月1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协导会成立后就提出了“虽残不废”和“自力更生”的口号，其业务分为七项：调查荣军基本情况、训练荣誉军人服务精神及技能、介绍指导荣誉军人服务及办理荣军服务事业等等。
为了掌握荣军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培训荣军和便利用人单位选用荣军，《协导》积极协助协导会对荣军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荣誉军人的伤残种类及等级、教育程度和固有技能。伤残等级分为一二三等，比如有两目皆盲或失去一手或一足以上等情况者为一等残；有一手失去拇食二指或三指以上或两耳俱聋等情况者为二等残。根据《协导》的调查结果，协导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对荣军的职业训练，其中雨伞制作、雕刻、竹工等培训项目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双手健全或一手失去拇指的伤兵。
经过协导会训练毕业或是具有相当能力自愿服务的荣军，协导会就设法为其介绍职业。具体方式有：由各报登载求职消息或由各报分函及派员向各机关团体介绍征用毕业学员。“根据1940年到1944年统计，经介绍而就业的荣军共一千四百零四人，分布八省，所任职务，亦有十八种之多”。例如1940年11月27日《协导》就做了一个统计：“本会介绍到社会服务的荣誉军人，计七十四人中，担任工作的分类如下：科员三人；教员十八人；编辑一人；会计一人……待遇最高的为百零五元，最低的为十二元五角，普通都在四十元左右”；同年12月18日《协导》上也刊登了荣军服务的消息：贺少林同志在本会服务；萧中武同志介绍到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办事处服务。
“荣誉军人屯垦”运动也是解决荣军职业的重要渠道之一。“荣垦运动”肇始于湘西靖县，后相继在四川、云南和陕西展开。短短几年时间内，此运动就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一方面，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不少荣誉军人得到了安置，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这项运动在当时颇受社会关注。1941年8月26日《西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讨论“荣垦运动”的文章。作者首先以我国古代“寓兵于农”为先例，期以借古鉴今，然后结合当前的实际指出屯垦运动的伟大意义：“盖荣誉军人屯垦，负有大时代之使命，始于抗战，终于建国，以国防为体，以安置伤残增厚生产为用”。1942年1月在这家报纸上又刊登了时任第九战区荣管处处长赵凌霄的文章《荣军生产与抗战》，为此项运动的开展大造声势。其他媒体，诸如《残不废月刊》、《新华日报》、《时事新报》等，都曾密切关注此项运动的开展。
无论是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开展的荣军基本情况调查，或为伤兵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还是荣誉军人的屯垦运动，都为促进荣誉军人安置问题的解决，保证抗战大后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一文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活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 是集体的组织者”。在这场以爱护伤兵支援抗战为旨归的“伤兵之友”运动中，新闻媒体正是起到了“运动喉舌”、“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到这场运动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新新闻》、《大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党军日报》、《新中国日报》(成都版)、《新蜀报》、《建国日报》(成都版)、《时事月报》、《西康新闻》、《天声日报》等，约计12家；杂志有《伤兵之友》、《现代华侨》、《新运导报》、《抗战》、《协导》、《残不废月刊》等，约计10家；广播主要是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从参与运动的新闻媒体数量上讲，不可不谓众多；从地域分布上看，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闻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伤兵之友”运动主要在国统区展开)：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抗战》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和进步的新闻事业单位；持中立立场的民营报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及《新民报》等；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单位，如《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及中央通讯社等。不同的新闻媒体在这场运动中的参与度是不相同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在其发刊词中就有这么一句话：“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事实上，《新华日报》严格地践履了自己的创刊宗旨，忠实地服务于抗战事业。该报对“伤兵之友”运动的鼓动、宣传作用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抗战》三日刊是1937年8月19日创刊的，邹韬奋作为主编，在创刊号上表明其“内容力求符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抗战初期，《抗战》密切关注伤兵问题，对人民群众了解进而正确认识伤兵问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持中立立场的民营报纸，也能较为积极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如《大公报》，在运动中发表了不少社论，报道运动进展情况，代收热心读者的捐款，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单位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担心全国人民的热情发动起来以后于己不利，因此对此项运动的报道有所保留。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求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像《新华日报》、《全民抗战》那样竭尽全力于“伤兵之友”运动，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伤兵之友”运动的全过程，从关注伤兵问题开始到运动发轫阶段的宣传和鼓动，再到促进运动步步深入甚至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爱护伤兵支援抗战高潮以及处理荣誉军人的善后问题，无处不见新闻媒体的身影，他们的“运动喉舌”、“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作用在这一运动中彰显无遗。
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是全国人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鼎力支援抗战最为伟大的壮举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的新闻媒体可谓厥功至伟，如果没有他们的宣传、鼓动以及组织，“伤兵之友”运动或许不会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