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曲艺艺术接近一辈子了，这个行界许多人来过我家。退休多年，原在任上时虽无多大权力，但参与评定职称、奖项之类的事情比较多，则家里不乏登门求“鱼”吃的。退休后我专心写作了，除了个别“念旧情”的来家之外，客人渐渐稀少，日子趋向平静、真实。由此，孙铭泽则成为非同寻常的“另类”，他是安徽合肥市曲艺团的青年演员，住在与我居住的山东并不搭界的合肥，来济南即使乘高铁也有数小时的行程。记忆中，近两年他似乎特意来我家三次，而三次目的皆与“吃鱼”毫无关系，他是为学习、讨教、交流“打渔法”而来。他把我视为当下曲坛有些创作经验与见识的“老渔公”，这让我在满足受宠若惊的得意过后，不得不对这位姓孙名铭泽的曲坛新人刮目相看。
　　不久前，曾参加过一个关于相声发展问题的座谈，我提出“新相声呼唤新相声人”的观点。本来我在论文里曾专门解释，“新相声人”是为了在论述中，与那些持“相声历史上本来就是逗乐”观点的人区分，而不得已采用的“说法”。因篇幅受限，这段话在编发过程中被删除。于是“新相声人”成了某些专家批评我“概念模糊”的凭据。其实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坚守“做新时代之新曲艺人”的观点。自打结识了孙铭泽，愈发觉得“新曲艺人”并非是我与一些曲艺前辈追寻的虚无缥缈之梦想，即使当今曲艺界为数不多，但诸如孙铭泽这样具备“新曲艺人”潜质者的存在仍是一种客观事实。庆幸在孙铭泽这样的年轻曲艺人身上，闪烁着我们期盼、追求很多年的“希望之光”。
　　热爱不是叶公好龙。在从事曲艺的40余载的经历中，业内许多人都以“热爱”“痴迷”自称，实话实说，给我的最终印象大多皆是“叶公好龙”。为什么？多数人经不住时间的历练。“没有20年，出不来一个曲艺好演员”，这是中国曲协老主席陶钝先生活着时发自心底的一句感慨。所谓20年，并非是“久等”，而是指曲艺演员需要长时间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尤其与它的观众耳鬓厮磨地交流、沟通。当急功近利、一夜爆红成为当下年轻艺人们的普遍向往、追求的时候，什么才是检验其热爱及其真假虚实的试金石？我的理解或许极端：只有耐得住寂寞、矢志不渝坚持的时间长度。当孙铭泽第三次按响我家门铃，见到他的我反而有些愕然与紧张，因为此前与他的两次交流，我有限的“曲艺常识”已经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那天，他依然面对我坐在沙发前，毕恭毕敬、非常虔诚而略有些腼腆地聆听我“胡侃”一通。对了，其间他说已在网上自订了距离我家不远处适宜、舒服的连锁酒店，似乎是在暗示我要沉下心、沉住气、慢慢道来。天哪，那一瞬间，忽然意识到人到啥时候都不能有“踌躇满志”“生不逢时”的念头；否则真遇到“孙铭泽”，会觉得一肚子的“故事”其实根本说不到俩钟头。那晚送走孙铭泽过后第一时间，我就翻阅扬州评话王少堂的《宋江》，真不晓得曲艺前辈是如何将《水浒》中一个人物，繁衍成引人入胜的一部长篇大书的。由孙铭泽的三次到家来访，我不仅对教学相长有了愈发深刻的体验，亦对后生可畏有了更加清醒的理解。孙铭泽可畏亦可爱。他用行动“纠正”了我对行界年轻人的“偏见”，亦充实了我对“新曲艺人”的“判断”：他们把民族曲艺及其优秀传统视同于信仰。因为只有如此才具备三击我家房门的胸襟，而我顶多就是一个热爱、关注曲艺发展，略有些思考的退休老头而已。
　　素养应靠综合体现。若按《辞典》解释，素养大概就是指人的素质及其修养。但在我认知并积极推广、传播的“新曲艺人”概念中，它的内涵更加宽泛，即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也要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在熟悉艺术的共性规律的前提下，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体现曲艺艺术的独有特征，用科学、先进的曲艺理论丰富头脑和指导舞台实践，不仅台上能演，台下也会创作作品。记得那天我说到此处时，孙铭泽立即应和我说：“李润杰先生生前说过，曲艺演员不会创作如同短了一条腿。”记忆中，孙铭泽与其搭档周玉峰合作的数来宝《第三者》，曾经荣获过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文学奖，可见他们俩皆是“两条腿”一般长的曲艺人。我当年在现场看过他们哥俩的演出，《第三者》是一段剧场效果强烈、时代特点鲜明，反映“人与手机”之间博弈、争斗而最终“难以自拔”的精彩故事。当时看过后，它给予我很多联想：曲艺这种最接地气、最受大众百姓喜爱的艺术形式，其作品故事内容也不可缺失或缺少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人间烟火，否则必定日渐式微。《第三者》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它紧随时代，且用一则最贴近百姓的“手机故事”，非常巧妙、独特、适时反映了当今时代高科技与大众生活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当然不敢断言，孙铭泽便是我所呼唤、期待的“新曲艺人”，但是通过看他与搭档周玉峰自创自演的《第三者》，却让我看到了“新曲艺人”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品质。显然，他们的自创自演，让他哥俩才艺的“独有性”得到最大可能的展示。曲艺艺谚有“演谁像谁不是谁”之说，难得孙铭泽、周玉峰用自己的表演与作品非常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它。
　　审美决定才艺高度。新曲艺人之素养的最终呈现，当然是其审美的高度。我觉得具体到每个演员演绎的每一个作品，是在充分展示形式美感的同时，塑造、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言至于此，必须澄清或者说强调，“新曲艺人”绝不是要与优秀的曲艺传统割裂，而恰恰是要更好地继承与弘扬它。巧妙、独特地“塑造人物”，是马三立、侯宝林、苏文茂、李润杰、高英培、马季、姜昆、侯耀文、刘俊杰等一大批曲艺名家之所以“深得众心”的重要理由，也是绵延数百年的优秀曲艺文化传统。刘俊杰老师曾对我说，很多传统相声作品如《夸住宅》等，仅看文字似乎没有典型的“小人物”，但是马三立等老先生却通过表演，把一个轻浮的“小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都满足于“唱段子”，而很少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倘若忽略“塑造形象”这一重要的曲艺美学特征，很多表演自然走入“就事说事”的平淡与乏味。多年之前，在马街书会看过孙铭泽表演的一段快板书《杨志卖刀》，当时留下的印象极深。之后曾扫听过许多快板书演员，这位孙铭泽出自哪方？诸位众口一词回答，“他是李少杰先生的弟子，《杨志卖刀》是其‘看家活’，在圈内有‘活牛二’之称。”我当时便感叹：“此人不可小觑，难得他年龄不大便有塑造、刻画人物形象的意识。”后来，在许多中国曲协主办的活动报道中，见到孙铭泽便倍感亲切，甚至说过：“‘眼高手低’本是一个相对概念，从本质上说，‘眼多高、手便多高’，眼界决定其追求的境界。孙铭泽的表演印证了我的这种人才鉴定观。”
　　求知理当陪伴终生。学无止境、艺无止境这话人人会说，但真正认识到“非学无以广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的道理，尤其将它们付诸于生活与实践中的年轻人着实不多。一切事业起于人止于人，曲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理想中的“新曲艺人”，与年龄大小并无本质性的联系与关系，因为离开“侯宝林、马三立、高元钧、李润杰、马季、苏文茂、高英培”等这些过世老先生的名字及其代表作，“新曲艺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曲艺名家赵连甲先生在马季老师过世后，曾嘱咐其子马东说：千方百计一定要寻找到你父亲的那些小本子，因为他走到哪，听到哪，学到哪，用它记到哪呀。在思考“新曲艺人”话题的时候，孙铭泽之所以很自然地闪现在眼前，说到家并非他取得了多大成就，无非是他三次来访的过程令我有所感慨与感动。因为从事曲艺，过程对成就作品极其重要。马季先生倘若没有“小本子”及其记录的過程，或许其一生休想创作出300余段受人欢迎、尊敬的相声作品。今天“新曲艺人”的条件得到改善，手机、电脑、照相机、录像机等先进设备已不是什么稀缺之物，但是比较马季的“小本子”，我们的心灵、情感却距离时代、生活、大众百姓“疏远”“落伍”了许多。马季生前一直用“新作”证明着自己的成长，所以“孙铭泽们”惟有用新时代的新作品为“新曲艺人”的名分验明正身。倘若没有《第三者》与《杨志卖刀》，我只能感叹孙铭泽是一个富有学习力的曲坛年轻人，而有了它们我的表达便有了一些的底气、活力与自信。但愿他能用新作品、好作品证明到我家三次的“不虚此行”。
　　文字写到这儿，家里的门铃响起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对老伴儿说：快开门儿，或许是“孙铭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