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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拉活扯，张艾岂是同窗友
无中生有，李坟哪有十九冢
徐霞客在“湘江遇盗”时痛失了随身所带的财物，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几本难得的书籍，其中有四卷本《云南志》，这可是他西南之行不可或缺的导游书啊。这部《云南志》就是明代大理人李元阳写于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通称《万历云南通志》。徐霞客在以后的游记中还曾多处提到这位李元阳。
那么，李元阳何许人也？这得先从一则白族民间故事说起。
传说，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启蒙教师李元阳是一个具有神仙术的人,他料事如神，“知事在先”。张居正是大理城远近闻名的神童，脚底有七颗黑痣，非同凡人。在课堂上，李元阳当堂出了上联“河鹅戏白云”，张居正不假思索地立马对上：“城牙啃青天。”如此地出语不凡，使李元阳既喜又忧。要知道，在那个把皇帝当成天子的时代里，“啃青天”免不了有犯上作乱之嫌。李元阳很敏感，为使日后免遭灭十族之灾，他在苍山十九峰上各修了十九座坟茔，以乱其真。后来，不出他的所料，张居正青云直上，果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宰相(明代改称内阁首辅，相当于以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高权重，恃才傲物，荒淫无度。有一年，张居正的白族同乡艾自修千里迢迢赴京赶考，榜出时落得个倒数第一。张居正虽是宰相，却不唯不给同乡说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当着众人的面吟出一联奚落艾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自羞（修）不羞!”艾自修不知气打何处来，反唇相讥：“乌须宰相卧龙床，居正不正。”玩笑当成真，传到皇上耳中，张居正犯了辱君大罪，被斩首不说，还殃及了十族。这时李元阳已经去世多年，但因他料事在前，钦差终于未能找到他的真坟，从而逃脱了鞭尸之虞。
这自然是神化了的民间传说，与生活的真实相去甚远，颇有点张飞杀岳飞式的黑色幽默。事实上，张居正本是湖北荆州人士，绝非大理府邓川州艾自修的白族同乡。他是明万历年间显赫一时的改革家，在明王朝岌岌可危之际，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震动朝野。据史载，他城府深沉，勇敢任事，但终因所实行的改革触及了权势阶层的既得利益，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张居正的精明依然深得万历皇帝的器重。他是在公元1682年病死之后才获罪被革职的，并没有遭受斩首和灭十族之祸。虽然，艾自修确实是邓川白族，编纂了留传至今的一部《邓川州志》和与其兄艾自新合写的《二艾遗书》一书，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他中举时张居正已经死去若干年了。如此说来，张艾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李元阳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则确有其事。李元阳在荆州当太守时，曾“试诸生，得太岳张居正卷，大器之，拔为六百人之冠。时太岳年方十三，后果然。皆以先生为知人”。清朝弥渡文人师范在《滇系》中也有类似的话，说：“李元阳主持童子考试，见到张居正的试卷，给了最高分。当张居正身居高位执掌政权后，他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之情，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牢固的情谊，会使世上浮薄小人深感自愧!”
现在，我们还能在《太岳集》中，读到身为万历首辅的张居正（字太岳）给赋闲在家的李元阳写的三封信，即《答李中溪有道尊师》、《答中溪本尊师论禅》和《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在这三封情真意切的信扎上，张居正口口声声称李元阳为“恩师”，不忘“童年获奉教于门下”，并说：“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楚，然尊道之志未敢少衰也。”
至于说到李元阳的坟茔，在大理也只有崇圣寺后面的这一座真墓和苍山中和寺侧的一座衣冠冢，十九座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故事而已。
太阳入怀 无非母亲望子成龙奇梦
号曰中溪 乃是儿子志在惠民宏愿
那么，李元阳的坟墓到底又在何方?据《大理县志稿》载：“翰林李元阳墓在城西北三塔寺右。”
话说公元1968年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的“文攻武斗”正弄得酣，可怜市民居无宁日。而大理城里却相对平静一些，城里有一位中学教师闲来无教，只好不合时宜地蜗居斗室潜心大理文史研究。一日，他听说三塔寺后有一座古坟被盗墓者挖掘，便急匆匆约上另一位同好前往寻访，谁知古墓已成一派狼籍，面目全非。经询问当地农民，方知墓旁曾弃一块石碑，现被三文笔一村民收捡回家。正是“踏破外地人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二人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原来被盗的正是李元阳墓，出土石碑上有“御史李文肃公墓志”字样，正文有“公讳元阳，字仁甫，号中溪”等文字。他俩分工合作抄下了全部碑文。回家后，他们结合另一篇遗文《李中溪行状》梳理出一篇关于李元阳生平的文字。
公元1497年，离明军进入大理一百多年，李元阳出生在南诏故都大理城。据《李氏族谱》载，李家祖上原是浙江钱塘人；元代，始祖李顺被派到大理路任主事，因爱恋苍洱山水之美，遂落籍大理。李家几代人都与当地人通婚，于是融为白族。第五代叫李让，也就是李元阳的父亲；母亲董氏，祖上是白族有名望的大姓。李家在城外拥有百十亩水田，日子殷实。
不知是巧合，还是李让望子成龙心切，总之李家大儿子满月取名时，李让披露，妻子分娩前夕曾梦见一条黄龙背负红日，向她怀里撞来。于是，大家就给这初生孩子取名“元阳”。
李元阳从小天资聪慧，但文静寡言，很不合群。大凡天文地理、兵法杂书，只要能得到的，他就如痴如醉手不释书阅读。平时，他常独自离群，登临长满紫草的古城墙上，痴情地眺望着苍山洱海。
父母过高的期望，故乡山水的陶冶，唤起李元阳天真烂漫梦幻般的理想，他很自负，立志长大后清廉处世，建功立业，为此自取字为仁甫，号为中溪，自诩要仁慈做事，如古城边苍山中溪一样清澈惠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父亲一样，他也有一个吉梦：一位神灵授给他三丈锦，让他吞下去。这预兆着他日后必将文思泉涌。
20岁那年，李元阳初战告捷，被补为郡学弟子员，也就是得到参加省里乡试考前集训班的资格。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他25岁时，考中云贵乡试第二名；四年之后，他又在京城夺得梦寐以求的进士桂冠。因为优于文章书法，他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官员预备人才，进一步升迁只待时日。这一年李元阳29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之时。
翰林院是皇宫的秘书机构，虽职文学，但日近天颜，只要会逢迎，面厚心黑，仕途定然坦荡。然而，李元阳毕竟是从横断山脉飞来的一只雏鹰，具有少数民族弟兄的耿直和天真，也根深蒂固地继承了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必然难以适应京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因此，他日后并没有成为一条负日之龙，只不过像一颗微弱的星星，在夜空中挣扎了几下，终于叶落归根回归故土，“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是后话。
初出山时 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待临其境 事与意违大失所望
话说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每三年一次，固定在子、卯、午、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会试是由国家主持的全国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于京师举行；殿试是最高一级考试，“天子亲策于廷”，决定进士的名次。李元阳壬午年参加乡试中举，丙戌年参加会试和殿试，中间相差3年多。看起来两次考试相隔时间似乎不短，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人赴京赶考需长途跋涉确实紧张，务必提前两三年出发，时间才会宽裕一些。乡试后，甲申年（公元1924年）李元阳即已“客寓京师”，准备会试。
李元阳在少年时，曾立下四方之志（远大的志向）。他尤其景仰唐代的名将李靖其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建功立业，甚至捐躯也在所不惜。在京师待考，除温习功课外，闲暇有余。在瑞雪纷纷的冬日，他邀约同好一起去游北京东部密云县境内的盘山李靖舞剑台。李靖是唐初大将，曾为唐太宗开疆拓土，最后以功封卫国公，是历史上有着赫赫声望的名将。然而，盘山之行却使李元阳大失所望。当他们到达离长城只有两里路三河县的一个村庄的那天半夜，村中忽然锣噪四起，原来长城外的胡人越过长城来抢村里老百姓的猪羊。据说由于边务荒疏，类似的事件经常发生，村民惶惶无宁日。更为可悲的是，曾经极盛一时的盘山诸多名寺率多成了颓垣败宇莽无人迹的废墟。他们向几个滞留在破庙里的僧侣询问舞剑台，竟无一人知晓。为此，李元阳感慨万端，吟了一首《游蓟门李靖舞剑台》，让随行刻在石壁上，表达了他的悲愤之情：
绝顶登临舞剑台，蓟门寒望朔云开。
平沙万里孤标出，落木千山匹马来。
镌石有题人代隔，问天无语暮鸿哀。
乾坤征战何时急，青史空垂古将才。
在家乡大理时，他曾在城楼上吟过哀民生多艰的诗歌：“城头闲步屟，拨闷当登台。黄菊从人乞，空江对酒开。无衣三户在，负石几村哀。工役何时息？科金有檄来。”原本以为故乡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民不聊生犹可说也，然而如今京畿竟也如此，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是进入翰林院以后，在处人处世方面，他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比如，周围的一帮缙绅大夫经常摆着面孔，严肃得不苟言笑，就是同乡亦不敢以正目相视，冷酷无情，气氛令人压抑。于是他悄悄问一位较为知己的老同事：“为什么这些人年龄相差不大、职位也大致相当，为什么要如此道貌岸然互相设防呢?”得到的回答不得要领：“他们矜矜堂堂，因为他们是文人。”难道文人就应该如此虚假吗?这使得他大惑不解。总之，李元阳当初对京城的期望质过高，如今亲临其境，耳闻目睹使他大为困惑。这对于他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相距何其遥远!
其实这有什么奇怪呢？嘉靖年间，明王朝已由盛趋衰，皇帝居然昏庸到了30年不理朝政，任凭一帮小丑在皇宫倾轧。边防空虚，人心叵测，是意料中的事。然而，这种政治氛围对我们这位纯洁无邪的主人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钦定罪名 何患没有借口之辞
忽遭贬谪 皆因嘴巴无遮无挡
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500岁，生活在15世纪的李元阳也许能够读到死于20世纪的作家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那么他就不会对矜矜堂堂的缙绅大夫们的不苟言笑感到困惑，也就不会遭来日后的厄运。王小波在书里写道：“严酷时期的中国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做一个沉默的人。”
历史有时十分相似，在500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人们小心翼翼噤若寒蝉争做“沉默的大多数”不是没有原因。那个年头，京师正是多事之秋。那场震惊九州的“议大礼”血案刚刚平息，余波尚存。
要问什么是“议大礼”，如今的人听起来会认为是天方夜谈。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原是与明朝第十个皇帝武宗正德皇帝同祖父的堂兄弟。正德十六年，武宗去世，因缺少子息又无同胞兄弟，于是遗诏迎朱厚熜继承帝位。本来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祜杬的长子，而兴献王的驻守地在安陆（现在的湖北省广水市）。按明朝的礼法，旁系继位的皇帝应当把前任皇帝认为“太上皇”，但即位不久，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有着正统地位的皇帝，朱厚熜一心想将已故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封为“皇考”（皇帝之父的尊称），也就是改称为“太上皇”。这样，父亲的牌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在太庙里皇祖位置的下面。同时，他还要把生母蒋氏藩王妃的地位改变为“皇太后”。在当时，这被认为是违反正统礼法的行为，因此京师掀起轩然大波，弄得满城风雨。这场争议被史家称作“议礼”或“议大礼”。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争论竟然发展成为骇人听闻的“东顺门事件”。而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正是首辅杨廷和的儿子杨升庵（24岁中状元），他喊出“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口号，230名大臣集体跪在金水桥的左顺门前痛哭请愿。当两次传旨不退之后，嘉靖便命人抓了为首的8个人，包括两名大学士。一时之间，激起百官的不满，他们大哭大嚎，哭声响彻宫廷内外。嘉靖恼羞成怒，又逮捕了134人。除两名大学士免予处分之外，四品以上扣工资，五品以下遭廷杖；在朝廷之上180余人当场被脱下裤子，屁股挨大木棍的猛打。在血肉横飞之中，有17人当场被打死。杨升庵于是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遭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被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其实，皇帝争正统之名已属荒唐，而那批忠臣偏要顶真更是无聊，结果落得龙颜大怒，造成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血案。
事情虽暂时平息，朝中诸臣子个个成为哑吧，但嘉靖皇帝依旧耿耿于怀，严加防范。不识时务的李元阳年轻气盛，口无遮挡，平时在翰林院上班时不免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说三道四。在因言获罪的专制社会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他终于被贬到江西分宜县挂职，料理江西的“秋闱”，即处理每年八月例行的乡试。
一个前途似乎无量、在翰林院待补的高官，就因为耿直而口不设防，一下子被贬为下去挂职的县处级干部，落差何其大也。
在分宜的公事刚办完，李元阳突然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大理服丧。这是李元阳初出茅庐所遭遇的头一次挫伤，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序曲。
慈母病逝、仕途失意，这使踌躇满志的李元阳十分懊丧。不过十年光景，他的情绪降到了低八度，虽然他年方而立，但已心恢意懒，萌发了叶落归根的念头。于是，他向邻人购得一块隙地，辟了一座花园，名之曰“默游园”，以备日后“无择里之劳，受园居之安”。
看官也许要问，默游园曾在何方？李元阳在《默游园记》提到，大理城中文化坊石马井巷乃李氏居第，贬职回里那年，邻人以隙地来售，辟以为默游园。此文化坊今称“四碑坊”（护国路与今玉洱路交叉处），石马井巷后人讹传“石门坎”，地址在清朝考试院一带。据传前些年扩修护国路前大理电影院东尚存一堵后檐墙，人称400年不倒的李氏故居墙，后来就以有碍瞻观被折除。
喜遇知音 默游新园迎来贬谪状元
携手同游 苍洱胜境留下传世名篇
俗话说：“三十六，起房盖屋。”意思是说，人到36岁是事业有成安居乐业的关键时期。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元阳年仅31岁，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他来说“园居之安”应该是十分遥远的追求，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可见人世间这块“磨刀石”太厉害，它正磨平着年轻人锐利的棱角，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
不过，默游园落成以后，李元阳却有了一个新收获，这就是他迎来开园后的第一位难得的贵宾杨升庵。
前面已经提到，杨升庵是当朝状元（正德十二年中状元郎），嘉靖三年与其父大学士杨廷和因那场残酷的“议大礼”血案一同遭殃，被贬谪云南永昌（今保山）。杨升庵在京城时也供职于翰林院，但李元阳进去时他已遭罪，互相并无交往。由于路途遥远，嘉靖八年杨升庵才被辗转解到大理。这时，恰好李元阳守母丧闲赋在家，杨升庵从赵州（今凤仪）特地来默游园看望李元阳。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位有着相似遭遇的失意文人很快结成知己。虽然，这一年杨升庵43岁，而李元阳才32岁，但他俩一见如故。后来他们各自谈到当初的印象，李元阳说：“然观先生不饰容貌，不炫技能。即布衣野老邂逅丘亩之上，先生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他把在京师的文人与现在大理的杨升庵作了对照：“文人在庙廊，非亲昵不敢近；在草野则布衣鄙人皆得从之游。”真是“礼失求诸野”!杨升庵则说：“见中溪神貌如临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语如闻洪钟，令人顿醒。”
这是一种赤子之心啊！
两人相见恨晚，都有着满肚子的话要向对方倾诉，这在沉闷的京城是万万做不到的。尽管他们之间有年龄的差距，但忘年交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他俩都堪称智仁之士，有时就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散散心，边游边谈。这时，他们就把各自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悲愤之情寄托和释放在山水里面，这也许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中最好的生活方式吧。
对于这两位精神上的强者而官场中的弱者来说，明嘉靖九年，即公元一千五佰三十年是一个可以载入历史的年份。他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起游遍苍山洱海，放眼鸟吊奇观、泛舟西湖茈碧、涉足石宝名山。杨升庵很惬意，他说：“自念放逐以来，得此佳游，真如隔世矣!”
三月初三，他俩从龙首关出发，沿点苍山一路结伴而来，直至双廊赤文岛结束游踪。他们随时相互唱和，诗篇汇成《点苍山杂咏》一集。尤其是杨升庵的《游点苍山记》成了中国古代游记的不朽名篇，在游记的开头他写道：我是一个遭了罪的人，从京城出发，少说也走了万余里，齐鲁楚越之间，凡是号称名山胜水，没有不游过的。曾在洞庭湖泛舟，登上衡山和庐山览胜，又从贵州来到昆明，对所有的山水已经司空见怪感觉腻了。直至大理境内，“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比入龙尾关，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主卧而起作”。然后我才知道知我过去并没有见到好山水，今天所见的才算。
游罢苍洱，游兴正浓，于是他俩接着就有邓川西湖、凤羽鸟吊山和剑川石宝山之游。在剑川沙溪他们相互唱和的《兴教寺海棠》，至今仍然脍灸人口：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杨升庵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似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绝，也有题诗玉署郎。
——李元阳
他们把对现实的感慨和愤懑，对未来的信念和忧虑，在唱和中寄情于故国神游之上。他们的友情至死不变，成为白族文化史上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倘得龙剑 定使魑魅终身发愁
官虽县令 敢教倭寇日夜丧胆
杨升庵对李元阳鼓励有加，激励他学会勇敢地面对挫折。对此，李元阳没齿难忘。若干年之后，他为杨升庵的《七十行戍稿》写序时说：在杨升庵的身上有一种“不物之物”，从而使他年老而不衰弱，贫穷而不瘫下，遇到危难而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无形的人格魅力，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之被誉为不朽的原因，就是在外不因权势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在内不情绪意识的改变而改变。才30岁出头就已经未老先衰的李元阳从杨升庵身上获得了信心，他还决定东山再起，在宦海中搏它一把。
守母丧三年期满，嘉靖十一年，李元阳应召再度出山。翰林院自然是回不去了，他分得的是一块“硬骨头”，外补江阴县的县令。
江阴地处江尾海头，是当时东海要冲。这一带倭寇连年骚扰，猖獗得很。因日本古称倭奴国，因此所谓的倭寇即是指古代日本海盗，一般则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从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士、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而明嘉靖年间则是倭寇横行中国沿海最烈的时候。在那年头，那帮只会敛财“见金不见民”的官僚，谈“倭寇”色变，谁也不愿意冒着身家性命去海防地区卖死。他们“皆托病以辞，甚则宁罢免而不愿仕”。唯有李元阳这样想建功立业的人才有勇气破釜沉舟，铤而走险。
在途经江西丰城时，站在船舷上对着滔滔东逝的长江水，李元阳写下了一首《丰城水次》：
龙剑沉泥滓，光芒射斗牛。
不逢张茂先，神物徒自囚。
得入英雄手，顿令魑魅愁。
丰城一倚棹，衰飒愧前修。
他触景生情，以晋朝张华委任雷焕治理丰城的典故自勉，以挥剑宰魑魅不愧对前贤的赤子之心走马上任。“丰城剑气”典出《晋书·张华传》：传说东晋武帝司马炎灭了吴国的时候，尚书张华夜晚见一股紫气起于斗牛之间（江浙赣一带）。于是，他就去请教一个善星历卜占叫雷焕的人。雷焕对他说：“这是宝剑发出的精气。”张华就委任雷焕为丰城县令。雷焕赴任后，在丰城掘得青石函一枚，里面有雌雄二剑。雷焕还“施仁政,废霸道,谦和待百姓,廉洁抚民怨,宽厚感民心”，深受丰城百姓的敬重。在这里，李元阳用来比喻正义对邪恶的威慑。
大凡外扰皆因内患所致。明嘉靖间边务荒疏，江阴防备懈驰，倭寇必然常来骚扰。李元阳初到镇江立即组织民工加固城堡，训练水师，在短期内抵御了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的海盗。他为官的准则是“凡利可兴，弊可革，旬日之内，力为罢行”，也就是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中溪李元阳行状》是这样记述他在江阴短短两年间的德政的：“先生以廉节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举孝表墓，兴利除害。政严而有惠爱，小民以为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余里，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
升迁户部 特立不阿奏疏无忌
畅游长城 指点江山书生意气
公元1534年，即嘉靖十三年，李元阳被召回京师，被委为户部主事。户部是中央六部之一，掌握土地、户籍、财税；主事是次于员外郎的司级官员。
这时的京师，朝中各派势力争斗激烈，皇宫仿佛就像一锅粥，先是在那场血案中有功的“议礼诸臣”得势，张璁、霍韬等人先后入阁成了宠臣，他们“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后来，偏偏又来了个“性警敏，善属文”的夏言，他“善窥帝旨”，同样也取得了皇上的宠信。张璁帮与夏言帮势同水火，常相攻讦。两方相斗，互拉人马。像李元阳这样的人往往成了两方厮杀时夹缝中的漏网鱼，反而暂时相安无事。应该说，他能上调京城，与此不无关系。
单纯的李元阳仍然如同一张白纸，总是从好的方面看问题，显得过于乐观。这时，皇宫里又先后聚集了几位以杨士云为首的大理人如赵雪屏、高崶、张桂城等，有的在尚书省（部一级），有的在大理寺（高等法院），有的是御史（监察部）。公务之余，他们引觞投壶（一种饮酒游戏），以为笑乐。除此之外，李元阳在京城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知名人士，如“嘉靖八才子”中的熊过、任瀚等人。
回京这年的夏天，熊过、任翰他们一行4人一起去密云谒明陵，然后往观长城。在长城上，他们群情激昂指点江山，忘乎所以，纵论天下形势。李元阳抢先发表了有关吏治和治边的长篇阔论，他说，要治吏必先选好吏，“天下选十五人作巡抚（监察大使），三十人作方伯（省长），一百人作知府（府官），必九年而后迁”，“巡按如雷霆行于间，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贤者留，不肖者即黜”。他认为这样雷厉风行，吏治即可立马实现。殊不知，他天真得可爱，他不知道吏治之本在于制度，制度不变，治吏谈何容易。在治边方面，他也发表了宏论：“若鬻官盐法皆令输粟，则过三年斯富强矣”。因此，他提倡以输粟的方式加强边储，也就是增加对边防地区粮食供应。他说，这样对强边会有9方面的利益：一是输粟则车辆多，急时可以御武；二是车多则畜多，以粪屯田益边农；三是人畜多则带动卖刍草业，易沙场为集市；五是粟价既贵，则边农日富屯田日辟；六是来往行人多了，安边主意也就多；七是商人多了，大家都各爱其身、各护其家，边防有了中坚力量；八是边境繁荣，数百工匠聚集，修补城墙有技工；九是“百金易怀，斗米难掩，侵渔之患，不杜而自绝”。这些设想确实言之有理，大家都附和：“不图游山，而得国谋也。”然而，这仍然是书生意气，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制度，从皇帝起当权者是没有心思去管边防的。九边萧条、军士羸弱，根子就在于此。
李元阳的冲劲，夏言认为可以在争权夺利中利用。于是，一上任，夏言就派人请他吃饭，他托故婉谢了。这触怒了夏言。因此，夏言的对立面霍韬就推荐他任监察御史，还假意来征求他的意见。李元阳交了一份奏章给霍韬请转皇上。他写道：“陛下刚登基时，招纳的是君子，所以国兴；如今豢养了一批小人，这不符合周礼的传统，是很不合天意的，后患必将无穷。”这份奏章言辞尖锐，霍韬当然不会呈给皇上，宠臣们自然会对这个不识相的蛮子恨得牙齿咬作格格响,但李元阳仍然我行我素。
形势险恶，前途未卜。等待这位锋芒毕露年仅37岁李御史的将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人们为他担忧。
巡按八闽 激扬施措士林推服
选士得人 识者评为天下第一
嘉靖十五年，李元阳作为御史巡按八闽。“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福建古为闽地，在元代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明代的监察制度设都察院，其中十三道（每省为一道）有巡按（监察御史），其职责是“察纪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还监临乡、会两试等。巡按品级虽低但可与省级行政长官分庭抗礼，知府以下均奉其命，事毕还京述职。
夏言没有死心。临行前，他热情地为李元阳饯行。席间，他悄悄地将一纸名单塞进李元阳的袖内。名单上注明谁可以提拔，谁必须削除，无非是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李元阳当然不会买账。
对于李元阳整治官场的厉害，未上任时，风声已在福建官员间流传。贪官们早就打听到李元阳令人胆寒的传闻，比如在江阴时雷厉风行的判案轶事。有一次，有个被盗的人来到县衙报案，过了几天缉捕真的抓来一个犯人，此人供认不讳。李元阳认真审案时，从一些迹象中发现此案子有疑点，于是当堂就将疑犯释放了。后来，真犯终于归案，李元阳查出其中有猫腻，便毫不留情地给因私利从中作梗的污吏以严惩。另一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给皇上“眷养小人”的奏章。这一年李元阳年仅39岁，福建的贪官聚在一起议论：“好汉不吃眼前亏，到时最好悠着点，李元阳是个西南蛮的‘楞头青’，比咱们福建南蛮还要蛮，跟他硬顶划不来，‘留得青山在，哪有缺柴烧’！”
到了福建，办事顶真的李元阳不会走过场。刚到任时，他一般并不露出声色，总是细心察访，待到十拿九稳，他就表态。他利用御史所持的尚方宝剑，用足用够了御史的权力。他明查暗防，提拔了一些廉吏，处置了一批墨吏，有些民愤大的则丢下官印望风潜逃了。
然而，李元阳侧重的是立而不是破，他希望在“人文之化”上多花点功夫。按现代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软实力”方面有所建设性的树建。他来到福建后感到，虽然这里离京师遥遥数千里，但其“精术直与邹鲁相抗，或文采或过焉”，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文之化古风浓郁，人才之旺似乎盛于内地，而不是传闻中的蛮溪蜒壑之地。这不能不归功于明太祖开疆拓土变旧造新的措施。他还认为，一味行使权术，依靠小人，实施暴政，没有文明之候，国家迟早是要衰亡的。这些话，他是在一篇《福建乡试录序》中作了充分地表述。
他这次来福建，就是要实践他在长城上议论的那通主张，以御史的身份考察官员，厉行奖惩，所至风靡。同时，他还认真地竭力培植了一批后备官员。第二年乡试，他亲自主持考务，并不理睬夏言的那一套暗箱操作，秉公录取了一批颇有真才实学的无名之辈，识者评为天下第一。不仅如此，他感到当政不仅具备基本的品德，还要具备治理民生的专门的知识，他认为唐代杜佑的《通典》所包含的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等8项，内容俱全，应该成为每个官员必备的手册（“竖儒后生有能手其篇而育之，斯可以谈当世之务”）。这本书因年代久远，流传不多的书，他在福建专门请人雕刻印行，要求所有官员人手一册，细心研读。可谓用心良苦！
帝谒祖陵 狗仗人势群小丑施淫威
直言不讳 顺水推舟李中溪贬荆州
嘉靖十七年五月，李元阳完成了巡按福建的差事，返回京师。途中，他心情极佳，由当地官员的送行，游历了福建的武夷山、江西的龙虎山和安徽的皖山。
这一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的老母亲章圣皇太后一病崩逝。与“议大礼”相联系，嘉靖的生父母葬在何方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但他的生父兴献王早在他还不入主京城时的成化十四年(公元1519年)就已去世，并葬在封地湖北承天府(原为安陆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的松林山显陵，仅筑兴献陵竟耗资白银四十八万余两。待嘉靖即位且“议大礼”得胜，这帮宠臣又无所不用其极地出谋划策，取信于皇帝。
本来，按“议大礼”的思路，章圣太后死了，理所当然地葬在北京天寿山皇陵（即后来称为十三陵的地方），以示正统。嘉靖皇帝决定将父亲的灵柩迁来与母亲合葬在皇陵。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帮宠臣又出鬼主意，指使安陆州知州奏报：“年来楚国遗留下的安陆阳春台上长满芳草灵芝，白兔出于田野，垅上一麦九穗，到处都显现一些吉兆。”嘉靖皇帝览奏之后，喜形于色，自思诞生之地承天顺人，于是就将安陆州提升为承天府，封县曰“钟祥”（瑞祥所钟处），并传旨封松林山为纯德山。母亲死后，他当然要将她迢迢数百里送回安陆与父亲合葬在显陵，这将是一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举措。然而，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根本考虑不到这一切。
嘉靖十八年三月，皇上要亲自护送母亲的梓宫（指已死而未入葬的皇帝或皇后的灵柩）。刚回到北京的李元阳又伙同一些大臣上疏劝止，认为这样大造声势有点不妥。这不明明是在敏感问题上捅马蜂窝吗?据说他们的上疏惹得龙颜大怒，决定要动龙鞭了。上疏群臣人人自危，吓得夜不敢寐，独有李元阳泰然自若，酣睡达旦。也许是皇上为了避免在母亲入土之前节外生枝，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事件竟然莫名其妙地没有动静。事后，同行都暗暗称李元阳为“真御史”。
这次出巡盛况空前，据说前面是40匹报马，后面是三五千御林军，中间是銮舆华盖，两边是彪悍武卫；18面金锣开道，18对黄衣持旄，18幡旗飘扬，18双力士侍护。李元阳在《扈从幸安陆》一诗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天声幸安陆，候辇欲瞳胧。
……桥堕飞黄骏，沟余折臂翁。
室残人不住，驾过到为空。
尹被阉官缚，家因丁壮穷。
最使李元阳气愤的是，前随后拥在皇帝左右的首辅夏言和严嵩、陆炳等人，竭尽吹拍的本事，猴假虎威，拉拉扯扯，任意欺压百姓。李元阳又手痒痒地再拟了一份奏章，告发夏言拉帮结伙，扶持亲信，他说，如若不相信就请查看宫里的僚臣几乎清一色全是夏言和严嵩江西的富家子弟。奏疏递上后如石落大海，李元阳又重新递了一份。这几份奏疏全是真凭实据，当然到不了皇上手中。有一天，在途中，那伙随行宦官闲极无聊乘势肆虐，逢州过府就将各地太守召来，捆绑勒索，每人必须拿出三千两银子方得赎回。在经过荆州属下的白袱驿时，他们又召来地方官员当作玩偶取乐，随意拿铁弹子击打。地方官员纷纷抱头鼠窜，只有李元阳站着不动，宦官们心虚，不敢放肆。人们又一次称赞他为“奇男子”。
然而，李元阳暂时逃过一劫，但最终还是斗不过奸臣的暗算。到了安陆，他突然被告之去补荆州知府的缺位，还美其名曰：“荆州要地，元阳堪任。”其实，这是顺水推舟，让他远离京师，免得又来惹事生非。
秀出班行 张居正幸逢伯乐
御灾捍患 李公堤锁牢苍龙
在历史上，荆州确实是要地。三国故事大多与荆州有关，《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约有七十回涉及荆州，因此民间有“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的说法，刘备借荆州和关羽大意失荆州一直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到了明代，荆州一带却成了很难治理的地方。一是地近嘉靖帝的根基安陆，不论中央或地方，谒皇陵成为各级要员的常事，因而邻近的荆州随时遭到强权的骚扰，光应付频繁的接待任务也就苦不堪言；另外，“荆地滨于大江，古堤既圮，七州县皆为薮泽”（《荆州府志》）。同时，荆襄之间四百余里井泉少有，一遇旱情，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只好望江止渴了。据说，这之前巡抚顾璘发银八万两，责成水利部门治理，终因管理不善，花了钱成效毫无。
李元阳上任以后，身先士卒，带头捐出俸禄，带领群众开凿水井数十口，并在井边放置石槽以饮马。然后他亲自巡视，加固江堤。传说百姓感谢其恩，将这些工程命名为“李公井”、“李公堤”。据《荆州府志》载：“李元阳，大理人，嘉靖中知荆州。旧堤圮，七州县皆患水，治之无成绩；元阳身任之，再期而成。及忧归，一府皆垂泣远送之，祠祀焉。”连巡抚顾璘知道后，也不由自主地赞叹道：“李元阳办了我办不到的事，真是自大禹之后的第一个治水能人啊！”
这期间，他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功绩，就是发现并提拔了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是明朝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人们赞扬他是“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可以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提拔张居正的人后来的史书多认为是巡抚顾璘，但据现存张居正万历三年（公元1656年）《答中溪李尊师论禅》一信中，明确地写道：“正昔童年，获奉教于门下，今不意遂已五旬。”其他的信中，张居正一直称李元阳为“尊师”，语气恳切。张居正还将退隐后与李尊师在大理相会的宿愿未能实现引为终身遗恨，并称这一约会为“究竟大事矣”。万历元年，张居正知道李元阳修崇圣寺，还按佛教礼节，万里迢迢托人送上“饭僧银二十两，禅衣一具，内色纻二端”，以示敬意。李元阳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很高，80岁那年，他的女婿吴懋在京师谋事，他寄给张居正的信中说：“来滇的人士，常说您‘见滇人必问，逢滇宦必嘱’，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起居。我这八十岁的老者，常听人说起，成化、弘治两朝，长沙李东阳被颂为贤宰相，一年来百后您是第二个这样的贤人。‘周公之功，我翁有焉’。我听了之后，很高兴啊！”
张居正受李元的影响确实不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年》一书中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一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未及张居正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终因朝政日非，疙疙瘩瘩的事经常发生，李元阳实在无法忍受上下左右而来的压抑。他深深地感觉，积十来年的经验，尽管他作了多抗争，受了多少窝囊气，正气终究显得十分脆弱，麻烦事情常常发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真御史”、“奇男子”也心力交瘁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杨义龙
无中生有，李坟哪有十九冢
徐霞客在“湘江遇盗”时痛失了随身所带的财物，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几本难得的书籍，其中有四卷本《云南志》，这可是他西南之行不可或缺的导游书啊。这部《云南志》就是明代大理人李元阳写于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通称《万历云南通志》。徐霞客在以后的游记中还曾多处提到这位李元阳。
那么，李元阳何许人也？这得先从一则白族民间故事说起。
传说，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启蒙教师李元阳是一个具有神仙术的人,他料事如神，“知事在先”。张居正是大理城远近闻名的神童，脚底有七颗黑痣，非同凡人。在课堂上，李元阳当堂出了上联“河鹅戏白云”，张居正不假思索地立马对上：“城牙啃青天。”如此地出语不凡，使李元阳既喜又忧。要知道，在那个把皇帝当成天子的时代里，“啃青天”免不了有犯上作乱之嫌。李元阳很敏感，为使日后免遭灭十族之灾，他在苍山十九峰上各修了十九座坟茔，以乱其真。后来，不出他的所料，张居正青云直上，果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宰相(明代改称内阁首辅，相当于以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高权重，恃才傲物，荒淫无度。有一年，张居正的白族同乡艾自修千里迢迢赴京赶考，榜出时落得个倒数第一。张居正虽是宰相，却不唯不给同乡说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当着众人的面吟出一联奚落艾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自羞（修）不羞!”艾自修不知气打何处来，反唇相讥：“乌须宰相卧龙床，居正不正。”玩笑当成真，传到皇上耳中，张居正犯了辱君大罪，被斩首不说，还殃及了十族。这时李元阳已经去世多年，但因他料事在前，钦差终于未能找到他的真坟，从而逃脱了鞭尸之虞。
这自然是神化了的民间传说，与生活的真实相去甚远，颇有点张飞杀岳飞式的黑色幽默。事实上，张居正本是湖北荆州人士，绝非大理府邓川州艾自修的白族同乡。他是明万历年间显赫一时的改革家，在明王朝岌岌可危之际，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震动朝野。据史载，他城府深沉，勇敢任事，但终因所实行的改革触及了权势阶层的既得利益，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张居正的精明依然深得万历皇帝的器重。他是在公元1682年病死之后才获罪被革职的，并没有遭受斩首和灭十族之祸。虽然，艾自修确实是邓川白族，编纂了留传至今的一部《邓川州志》和与其兄艾自新合写的《二艾遗书》一书，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他中举时张居正已经死去若干年了。如此说来，张艾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李元阳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则确有其事。李元阳在荆州当太守时，曾“试诸生，得太岳张居正卷，大器之，拔为六百人之冠。时太岳年方十三，后果然。皆以先生为知人”。清朝弥渡文人师范在《滇系》中也有类似的话，说：“李元阳主持童子考试，见到张居正的试卷，给了最高分。当张居正身居高位执掌政权后，他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之情，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牢固的情谊，会使世上浮薄小人深感自愧!”
现在，我们还能在《太岳集》中，读到身为万历首辅的张居正（字太岳）给赋闲在家的李元阳写的三封信，即《答李中溪有道尊师》、《答中溪本尊师论禅》和《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在这三封情真意切的信扎上，张居正口口声声称李元阳为“恩师”，不忘“童年获奉教于门下”，并说：“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楚，然尊道之志未敢少衰也。”
至于说到李元阳的坟茔，在大理也只有崇圣寺后面的这一座真墓和苍山中和寺侧的一座衣冠冢，十九座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故事而已。
太阳入怀 无非母亲望子成龙奇梦
号曰中溪 乃是儿子志在惠民宏愿
那么，李元阳的坟墓到底又在何方?据《大理县志稿》载：“翰林李元阳墓在城西北三塔寺右。”
话说公元1968年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的“文攻武斗”正弄得酣，可怜市民居无宁日。而大理城里却相对平静一些，城里有一位中学教师闲来无教，只好不合时宜地蜗居斗室潜心大理文史研究。一日，他听说三塔寺后有一座古坟被盗墓者挖掘，便急匆匆约上另一位同好前往寻访，谁知古墓已成一派狼籍，面目全非。经询问当地农民，方知墓旁曾弃一块石碑，现被三文笔一村民收捡回家。正是“踏破外地人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二人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原来被盗的正是李元阳墓，出土石碑上有“御史李文肃公墓志”字样，正文有“公讳元阳，字仁甫，号中溪”等文字。他俩分工合作抄下了全部碑文。回家后，他们结合另一篇遗文《李中溪行状》梳理出一篇关于李元阳生平的文字。
公元1497年，离明军进入大理一百多年，李元阳出生在南诏故都大理城。据《李氏族谱》载，李家祖上原是浙江钱塘人；元代，始祖李顺被派到大理路任主事，因爱恋苍洱山水之美，遂落籍大理。李家几代人都与当地人通婚，于是融为白族。第五代叫李让，也就是李元阳的父亲；母亲董氏，祖上是白族有名望的大姓。李家在城外拥有百十亩水田，日子殷实。
不知是巧合，还是李让望子成龙心切，总之李家大儿子满月取名时，李让披露，妻子分娩前夕曾梦见一条黄龙背负红日，向她怀里撞来。于是，大家就给这初生孩子取名“元阳”。
李元阳从小天资聪慧，但文静寡言，很不合群。大凡天文地理、兵法杂书，只要能得到的，他就如痴如醉手不释书阅读。平时，他常独自离群，登临长满紫草的古城墙上，痴情地眺望着苍山洱海。
父母过高的期望，故乡山水的陶冶，唤起李元阳天真烂漫梦幻般的理想，他很自负，立志长大后清廉处世，建功立业，为此自取字为仁甫，号为中溪，自诩要仁慈做事，如古城边苍山中溪一样清澈惠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父亲一样，他也有一个吉梦：一位神灵授给他三丈锦，让他吞下去。这预兆着他日后必将文思泉涌。
20岁那年，李元阳初战告捷，被补为郡学弟子员，也就是得到参加省里乡试考前集训班的资格。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他25岁时，考中云贵乡试第二名；四年之后，他又在京城夺得梦寐以求的进士桂冠。因为优于文章书法，他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官员预备人才，进一步升迁只待时日。这一年李元阳29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之时。
翰林院是皇宫的秘书机构，虽职文学，但日近天颜，只要会逢迎，面厚心黑，仕途定然坦荡。然而，李元阳毕竟是从横断山脉飞来的一只雏鹰，具有少数民族弟兄的耿直和天真，也根深蒂固地继承了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必然难以适应京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因此，他日后并没有成为一条负日之龙，只不过像一颗微弱的星星，在夜空中挣扎了几下，终于叶落归根回归故土，“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是后话。
初出山时 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待临其境 事与意违大失所望
话说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每三年一次，固定在子、卯、午、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会试是由国家主持的全国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于京师举行；殿试是最高一级考试，“天子亲策于廷”，决定进士的名次。李元阳壬午年参加乡试中举，丙戌年参加会试和殿试，中间相差3年多。看起来两次考试相隔时间似乎不短，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人赴京赶考需长途跋涉确实紧张，务必提前两三年出发，时间才会宽裕一些。乡试后，甲申年（公元1924年）李元阳即已“客寓京师”，准备会试。
李元阳在少年时，曾立下四方之志（远大的志向）。他尤其景仰唐代的名将李靖其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建功立业，甚至捐躯也在所不惜。在京师待考，除温习功课外，闲暇有余。在瑞雪纷纷的冬日，他邀约同好一起去游北京东部密云县境内的盘山李靖舞剑台。李靖是唐初大将，曾为唐太宗开疆拓土，最后以功封卫国公，是历史上有着赫赫声望的名将。然而，盘山之行却使李元阳大失所望。当他们到达离长城只有两里路三河县的一个村庄的那天半夜，村中忽然锣噪四起，原来长城外的胡人越过长城来抢村里老百姓的猪羊。据说由于边务荒疏，类似的事件经常发生，村民惶惶无宁日。更为可悲的是，曾经极盛一时的盘山诸多名寺率多成了颓垣败宇莽无人迹的废墟。他们向几个滞留在破庙里的僧侣询问舞剑台，竟无一人知晓。为此，李元阳感慨万端，吟了一首《游蓟门李靖舞剑台》，让随行刻在石壁上，表达了他的悲愤之情：
绝顶登临舞剑台，蓟门寒望朔云开。
平沙万里孤标出，落木千山匹马来。
镌石有题人代隔，问天无语暮鸿哀。
乾坤征战何时急，青史空垂古将才。
在家乡大理时，他曾在城楼上吟过哀民生多艰的诗歌：“城头闲步屟，拨闷当登台。黄菊从人乞，空江对酒开。无衣三户在，负石几村哀。工役何时息？科金有檄来。”原本以为故乡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民不聊生犹可说也，然而如今京畿竟也如此，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是进入翰林院以后，在处人处世方面，他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比如，周围的一帮缙绅大夫经常摆着面孔，严肃得不苟言笑，就是同乡亦不敢以正目相视，冷酷无情，气氛令人压抑。于是他悄悄问一位较为知己的老同事：“为什么这些人年龄相差不大、职位也大致相当，为什么要如此道貌岸然互相设防呢?”得到的回答不得要领：“他们矜矜堂堂，因为他们是文人。”难道文人就应该如此虚假吗?这使得他大惑不解。总之，李元阳当初对京城的期望质过高，如今亲临其境，耳闻目睹使他大为困惑。这对于他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相距何其遥远!
其实这有什么奇怪呢？嘉靖年间，明王朝已由盛趋衰，皇帝居然昏庸到了30年不理朝政，任凭一帮小丑在皇宫倾轧。边防空虚，人心叵测，是意料中的事。然而，这种政治氛围对我们这位纯洁无邪的主人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钦定罪名 何患没有借口之辞
忽遭贬谪 皆因嘴巴无遮无挡
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500岁，生活在15世纪的李元阳也许能够读到死于20世纪的作家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那么他就不会对矜矜堂堂的缙绅大夫们的不苟言笑感到困惑，也就不会遭来日后的厄运。王小波在书里写道：“严酷时期的中国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做一个沉默的人。”
历史有时十分相似，在500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人们小心翼翼噤若寒蝉争做“沉默的大多数”不是没有原因。那个年头，京师正是多事之秋。那场震惊九州的“议大礼”血案刚刚平息，余波尚存。
要问什么是“议大礼”，如今的人听起来会认为是天方夜谈。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原是与明朝第十个皇帝武宗正德皇帝同祖父的堂兄弟。正德十六年，武宗去世，因缺少子息又无同胞兄弟，于是遗诏迎朱厚熜继承帝位。本来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祜杬的长子，而兴献王的驻守地在安陆（现在的湖北省广水市）。按明朝的礼法，旁系继位的皇帝应当把前任皇帝认为“太上皇”，但即位不久，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有着正统地位的皇帝，朱厚熜一心想将已故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封为“皇考”（皇帝之父的尊称），也就是改称为“太上皇”。这样，父亲的牌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在太庙里皇祖位置的下面。同时，他还要把生母蒋氏藩王妃的地位改变为“皇太后”。在当时，这被认为是违反正统礼法的行为，因此京师掀起轩然大波，弄得满城风雨。这场争议被史家称作“议礼”或“议大礼”。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争论竟然发展成为骇人听闻的“东顺门事件”。而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正是首辅杨廷和的儿子杨升庵（24岁中状元），他喊出“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口号，230名大臣集体跪在金水桥的左顺门前痛哭请愿。当两次传旨不退之后，嘉靖便命人抓了为首的8个人，包括两名大学士。一时之间，激起百官的不满，他们大哭大嚎，哭声响彻宫廷内外。嘉靖恼羞成怒，又逮捕了134人。除两名大学士免予处分之外，四品以上扣工资，五品以下遭廷杖；在朝廷之上180余人当场被脱下裤子，屁股挨大木棍的猛打。在血肉横飞之中，有17人当场被打死。杨升庵于是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遭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被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其实，皇帝争正统之名已属荒唐，而那批忠臣偏要顶真更是无聊，结果落得龙颜大怒，造成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血案。
事情虽暂时平息，朝中诸臣子个个成为哑吧，但嘉靖皇帝依旧耿耿于怀，严加防范。不识时务的李元阳年轻气盛，口无遮挡，平时在翰林院上班时不免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说三道四。在因言获罪的专制社会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他终于被贬到江西分宜县挂职，料理江西的“秋闱”，即处理每年八月例行的乡试。
一个前途似乎无量、在翰林院待补的高官，就因为耿直而口不设防，一下子被贬为下去挂职的县处级干部，落差何其大也。
在分宜的公事刚办完，李元阳突然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大理服丧。这是李元阳初出茅庐所遭遇的头一次挫伤，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序曲。
慈母病逝、仕途失意，这使踌躇满志的李元阳十分懊丧。不过十年光景，他的情绪降到了低八度，虽然他年方而立，但已心恢意懒，萌发了叶落归根的念头。于是，他向邻人购得一块隙地，辟了一座花园，名之曰“默游园”，以备日后“无择里之劳，受园居之安”。
看官也许要问，默游园曾在何方？李元阳在《默游园记》提到，大理城中文化坊石马井巷乃李氏居第，贬职回里那年，邻人以隙地来售，辟以为默游园。此文化坊今称“四碑坊”（护国路与今玉洱路交叉处），石马井巷后人讹传“石门坎”，地址在清朝考试院一带。据传前些年扩修护国路前大理电影院东尚存一堵后檐墙，人称400年不倒的李氏故居墙，后来就以有碍瞻观被折除。
喜遇知音 默游新园迎来贬谪状元
携手同游 苍洱胜境留下传世名篇
俗话说：“三十六，起房盖屋。”意思是说，人到36岁是事业有成安居乐业的关键时期。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元阳年仅31岁，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他来说“园居之安”应该是十分遥远的追求，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可见人世间这块“磨刀石”太厉害，它正磨平着年轻人锐利的棱角，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
不过，默游园落成以后，李元阳却有了一个新收获，这就是他迎来开园后的第一位难得的贵宾杨升庵。
前面已经提到，杨升庵是当朝状元（正德十二年中状元郎），嘉靖三年与其父大学士杨廷和因那场残酷的“议大礼”血案一同遭殃，被贬谪云南永昌（今保山）。杨升庵在京城时也供职于翰林院，但李元阳进去时他已遭罪，互相并无交往。由于路途遥远，嘉靖八年杨升庵才被辗转解到大理。这时，恰好李元阳守母丧闲赋在家，杨升庵从赵州（今凤仪）特地来默游园看望李元阳。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位有着相似遭遇的失意文人很快结成知己。虽然，这一年杨升庵43岁，而李元阳才32岁，但他俩一见如故。后来他们各自谈到当初的印象，李元阳说：“然观先生不饰容貌，不炫技能。即布衣野老邂逅丘亩之上，先生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他把在京师的文人与现在大理的杨升庵作了对照：“文人在庙廊，非亲昵不敢近；在草野则布衣鄙人皆得从之游。”真是“礼失求诸野”!杨升庵则说：“见中溪神貌如临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语如闻洪钟，令人顿醒。”
这是一种赤子之心啊！
两人相见恨晚，都有着满肚子的话要向对方倾诉，这在沉闷的京城是万万做不到的。尽管他们之间有年龄的差距，但忘年交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他俩都堪称智仁之士，有时就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散散心，边游边谈。这时，他们就把各自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悲愤之情寄托和释放在山水里面，这也许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中最好的生活方式吧。
对于这两位精神上的强者而官场中的弱者来说，明嘉靖九年，即公元一千五佰三十年是一个可以载入历史的年份。他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起游遍苍山洱海，放眼鸟吊奇观、泛舟西湖茈碧、涉足石宝名山。杨升庵很惬意，他说：“自念放逐以来，得此佳游，真如隔世矣!”
三月初三，他俩从龙首关出发，沿点苍山一路结伴而来，直至双廊赤文岛结束游踪。他们随时相互唱和，诗篇汇成《点苍山杂咏》一集。尤其是杨升庵的《游点苍山记》成了中国古代游记的不朽名篇，在游记的开头他写道：我是一个遭了罪的人，从京城出发，少说也走了万余里，齐鲁楚越之间，凡是号称名山胜水，没有不游过的。曾在洞庭湖泛舟，登上衡山和庐山览胜，又从贵州来到昆明，对所有的山水已经司空见怪感觉腻了。直至大理境内，“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比入龙尾关，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主卧而起作”。然后我才知道知我过去并没有见到好山水，今天所见的才算。
游罢苍洱，游兴正浓，于是他俩接着就有邓川西湖、凤羽鸟吊山和剑川石宝山之游。在剑川沙溪他们相互唱和的《兴教寺海棠》，至今仍然脍灸人口：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杨升庵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似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绝，也有题诗玉署郎。
——李元阳
他们把对现实的感慨和愤懑，对未来的信念和忧虑，在唱和中寄情于故国神游之上。他们的友情至死不变，成为白族文化史上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倘得龙剑 定使魑魅终身发愁
官虽县令 敢教倭寇日夜丧胆
杨升庵对李元阳鼓励有加，激励他学会勇敢地面对挫折。对此，李元阳没齿难忘。若干年之后，他为杨升庵的《七十行戍稿》写序时说：在杨升庵的身上有一种“不物之物”，从而使他年老而不衰弱，贫穷而不瘫下，遇到危难而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无形的人格魅力，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之被誉为不朽的原因，就是在外不因权势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在内不情绪意识的改变而改变。才30岁出头就已经未老先衰的李元阳从杨升庵身上获得了信心，他还决定东山再起，在宦海中搏它一把。
守母丧三年期满，嘉靖十一年，李元阳应召再度出山。翰林院自然是回不去了，他分得的是一块“硬骨头”，外补江阴县的县令。
江阴地处江尾海头，是当时东海要冲。这一带倭寇连年骚扰，猖獗得很。因日本古称倭奴国，因此所谓的倭寇即是指古代日本海盗，一般则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从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士、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而明嘉靖年间则是倭寇横行中国沿海最烈的时候。在那年头，那帮只会敛财“见金不见民”的官僚，谈“倭寇”色变，谁也不愿意冒着身家性命去海防地区卖死。他们“皆托病以辞，甚则宁罢免而不愿仕”。唯有李元阳这样想建功立业的人才有勇气破釜沉舟，铤而走险。
在途经江西丰城时，站在船舷上对着滔滔东逝的长江水，李元阳写下了一首《丰城水次》：
龙剑沉泥滓，光芒射斗牛。
不逢张茂先，神物徒自囚。
得入英雄手，顿令魑魅愁。
丰城一倚棹，衰飒愧前修。
他触景生情，以晋朝张华委任雷焕治理丰城的典故自勉，以挥剑宰魑魅不愧对前贤的赤子之心走马上任。“丰城剑气”典出《晋书·张华传》：传说东晋武帝司马炎灭了吴国的时候，尚书张华夜晚见一股紫气起于斗牛之间（江浙赣一带）。于是，他就去请教一个善星历卜占叫雷焕的人。雷焕对他说：“这是宝剑发出的精气。”张华就委任雷焕为丰城县令。雷焕赴任后，在丰城掘得青石函一枚，里面有雌雄二剑。雷焕还“施仁政,废霸道,谦和待百姓,廉洁抚民怨,宽厚感民心”，深受丰城百姓的敬重。在这里，李元阳用来比喻正义对邪恶的威慑。
大凡外扰皆因内患所致。明嘉靖间边务荒疏，江阴防备懈驰，倭寇必然常来骚扰。李元阳初到镇江立即组织民工加固城堡，训练水师，在短期内抵御了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的海盗。他为官的准则是“凡利可兴，弊可革，旬日之内，力为罢行”，也就是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中溪李元阳行状》是这样记述他在江阴短短两年间的德政的：“先生以廉节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举孝表墓，兴利除害。政严而有惠爱，小民以为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余里，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
升迁户部 特立不阿奏疏无忌
畅游长城 指点江山书生意气
公元1534年，即嘉靖十三年，李元阳被召回京师，被委为户部主事。户部是中央六部之一，掌握土地、户籍、财税；主事是次于员外郎的司级官员。
这时的京师，朝中各派势力争斗激烈，皇宫仿佛就像一锅粥，先是在那场血案中有功的“议礼诸臣”得势，张璁、霍韬等人先后入阁成了宠臣，他们“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后来，偏偏又来了个“性警敏，善属文”的夏言，他“善窥帝旨”，同样也取得了皇上的宠信。张璁帮与夏言帮势同水火，常相攻讦。两方相斗，互拉人马。像李元阳这样的人往往成了两方厮杀时夹缝中的漏网鱼，反而暂时相安无事。应该说，他能上调京城，与此不无关系。
单纯的李元阳仍然如同一张白纸，总是从好的方面看问题，显得过于乐观。这时，皇宫里又先后聚集了几位以杨士云为首的大理人如赵雪屏、高崶、张桂城等，有的在尚书省（部一级），有的在大理寺（高等法院），有的是御史（监察部）。公务之余，他们引觞投壶（一种饮酒游戏），以为笑乐。除此之外，李元阳在京城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知名人士，如“嘉靖八才子”中的熊过、任瀚等人。
回京这年的夏天，熊过、任翰他们一行4人一起去密云谒明陵，然后往观长城。在长城上，他们群情激昂指点江山，忘乎所以，纵论天下形势。李元阳抢先发表了有关吏治和治边的长篇阔论，他说，要治吏必先选好吏，“天下选十五人作巡抚（监察大使），三十人作方伯（省长），一百人作知府（府官），必九年而后迁”，“巡按如雷霆行于间，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贤者留，不肖者即黜”。他认为这样雷厉风行，吏治即可立马实现。殊不知，他天真得可爱，他不知道吏治之本在于制度，制度不变，治吏谈何容易。在治边方面，他也发表了宏论：“若鬻官盐法皆令输粟，则过三年斯富强矣”。因此，他提倡以输粟的方式加强边储，也就是增加对边防地区粮食供应。他说，这样对强边会有9方面的利益：一是输粟则车辆多，急时可以御武；二是车多则畜多，以粪屯田益边农；三是人畜多则带动卖刍草业，易沙场为集市；五是粟价既贵，则边农日富屯田日辟；六是来往行人多了，安边主意也就多；七是商人多了，大家都各爱其身、各护其家，边防有了中坚力量；八是边境繁荣，数百工匠聚集，修补城墙有技工；九是“百金易怀，斗米难掩，侵渔之患，不杜而自绝”。这些设想确实言之有理，大家都附和：“不图游山，而得国谋也。”然而，这仍然是书生意气，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制度，从皇帝起当权者是没有心思去管边防的。九边萧条、军士羸弱，根子就在于此。
李元阳的冲劲，夏言认为可以在争权夺利中利用。于是，一上任，夏言就派人请他吃饭，他托故婉谢了。这触怒了夏言。因此，夏言的对立面霍韬就推荐他任监察御史，还假意来征求他的意见。李元阳交了一份奏章给霍韬请转皇上。他写道：“陛下刚登基时，招纳的是君子，所以国兴；如今豢养了一批小人，这不符合周礼的传统，是很不合天意的，后患必将无穷。”这份奏章言辞尖锐，霍韬当然不会呈给皇上，宠臣们自然会对这个不识相的蛮子恨得牙齿咬作格格响,但李元阳仍然我行我素。
形势险恶，前途未卜。等待这位锋芒毕露年仅37岁李御史的将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人们为他担忧。
巡按八闽 激扬施措士林推服
选士得人 识者评为天下第一
嘉靖十五年，李元阳作为御史巡按八闽。“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福建古为闽地，在元代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明代的监察制度设都察院，其中十三道（每省为一道）有巡按（监察御史），其职责是“察纪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还监临乡、会两试等。巡按品级虽低但可与省级行政长官分庭抗礼，知府以下均奉其命，事毕还京述职。
夏言没有死心。临行前，他热情地为李元阳饯行。席间，他悄悄地将一纸名单塞进李元阳的袖内。名单上注明谁可以提拔，谁必须削除，无非是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李元阳当然不会买账。
对于李元阳整治官场的厉害，未上任时，风声已在福建官员间流传。贪官们早就打听到李元阳令人胆寒的传闻，比如在江阴时雷厉风行的判案轶事。有一次，有个被盗的人来到县衙报案，过了几天缉捕真的抓来一个犯人，此人供认不讳。李元阳认真审案时，从一些迹象中发现此案子有疑点，于是当堂就将疑犯释放了。后来，真犯终于归案，李元阳查出其中有猫腻，便毫不留情地给因私利从中作梗的污吏以严惩。另一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给皇上“眷养小人”的奏章。这一年李元阳年仅39岁，福建的贪官聚在一起议论：“好汉不吃眼前亏，到时最好悠着点，李元阳是个西南蛮的‘楞头青’，比咱们福建南蛮还要蛮，跟他硬顶划不来，‘留得青山在，哪有缺柴烧’！”
到了福建，办事顶真的李元阳不会走过场。刚到任时，他一般并不露出声色，总是细心察访，待到十拿九稳，他就表态。他利用御史所持的尚方宝剑，用足用够了御史的权力。他明查暗防，提拔了一些廉吏，处置了一批墨吏，有些民愤大的则丢下官印望风潜逃了。
然而，李元阳侧重的是立而不是破，他希望在“人文之化”上多花点功夫。按现代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软实力”方面有所建设性的树建。他来到福建后感到，虽然这里离京师遥遥数千里，但其“精术直与邹鲁相抗，或文采或过焉”，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文之化古风浓郁，人才之旺似乎盛于内地，而不是传闻中的蛮溪蜒壑之地。这不能不归功于明太祖开疆拓土变旧造新的措施。他还认为，一味行使权术，依靠小人，实施暴政，没有文明之候，国家迟早是要衰亡的。这些话，他是在一篇《福建乡试录序》中作了充分地表述。
他这次来福建，就是要实践他在长城上议论的那通主张，以御史的身份考察官员，厉行奖惩，所至风靡。同时，他还认真地竭力培植了一批后备官员。第二年乡试，他亲自主持考务，并不理睬夏言的那一套暗箱操作，秉公录取了一批颇有真才实学的无名之辈，识者评为天下第一。不仅如此，他感到当政不仅具备基本的品德，还要具备治理民生的专门的知识，他认为唐代杜佑的《通典》所包含的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等8项，内容俱全，应该成为每个官员必备的手册（“竖儒后生有能手其篇而育之，斯可以谈当世之务”）。这本书因年代久远，流传不多的书，他在福建专门请人雕刻印行，要求所有官员人手一册，细心研读。可谓用心良苦！
帝谒祖陵 狗仗人势群小丑施淫威
直言不讳 顺水推舟李中溪贬荆州
嘉靖十七年五月，李元阳完成了巡按福建的差事，返回京师。途中，他心情极佳，由当地官员的送行，游历了福建的武夷山、江西的龙虎山和安徽的皖山。
这一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的老母亲章圣皇太后一病崩逝。与“议大礼”相联系，嘉靖的生父母葬在何方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但他的生父兴献王早在他还不入主京城时的成化十四年(公元1519年)就已去世，并葬在封地湖北承天府(原为安陆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的松林山显陵，仅筑兴献陵竟耗资白银四十八万余两。待嘉靖即位且“议大礼”得胜，这帮宠臣又无所不用其极地出谋划策，取信于皇帝。
本来，按“议大礼”的思路，章圣太后死了，理所当然地葬在北京天寿山皇陵（即后来称为十三陵的地方），以示正统。嘉靖皇帝决定将父亲的灵柩迁来与母亲合葬在皇陵。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帮宠臣又出鬼主意，指使安陆州知州奏报：“年来楚国遗留下的安陆阳春台上长满芳草灵芝，白兔出于田野，垅上一麦九穗，到处都显现一些吉兆。”嘉靖皇帝览奏之后，喜形于色，自思诞生之地承天顺人，于是就将安陆州提升为承天府，封县曰“钟祥”（瑞祥所钟处），并传旨封松林山为纯德山。母亲死后，他当然要将她迢迢数百里送回安陆与父亲合葬在显陵，这将是一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举措。然而，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根本考虑不到这一切。
嘉靖十八年三月，皇上要亲自护送母亲的梓宫（指已死而未入葬的皇帝或皇后的灵柩）。刚回到北京的李元阳又伙同一些大臣上疏劝止，认为这样大造声势有点不妥。这不明明是在敏感问题上捅马蜂窝吗?据说他们的上疏惹得龙颜大怒，决定要动龙鞭了。上疏群臣人人自危，吓得夜不敢寐，独有李元阳泰然自若，酣睡达旦。也许是皇上为了避免在母亲入土之前节外生枝，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事件竟然莫名其妙地没有动静。事后，同行都暗暗称李元阳为“真御史”。
这次出巡盛况空前，据说前面是40匹报马，后面是三五千御林军，中间是銮舆华盖，两边是彪悍武卫；18面金锣开道，18对黄衣持旄，18幡旗飘扬，18双力士侍护。李元阳在《扈从幸安陆》一诗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天声幸安陆，候辇欲瞳胧。
……桥堕飞黄骏，沟余折臂翁。
室残人不住，驾过到为空。
尹被阉官缚，家因丁壮穷。
最使李元阳气愤的是，前随后拥在皇帝左右的首辅夏言和严嵩、陆炳等人，竭尽吹拍的本事，猴假虎威，拉拉扯扯，任意欺压百姓。李元阳又手痒痒地再拟了一份奏章，告发夏言拉帮结伙，扶持亲信，他说，如若不相信就请查看宫里的僚臣几乎清一色全是夏言和严嵩江西的富家子弟。奏疏递上后如石落大海，李元阳又重新递了一份。这几份奏疏全是真凭实据，当然到不了皇上手中。有一天，在途中，那伙随行宦官闲极无聊乘势肆虐，逢州过府就将各地太守召来，捆绑勒索，每人必须拿出三千两银子方得赎回。在经过荆州属下的白袱驿时，他们又召来地方官员当作玩偶取乐，随意拿铁弹子击打。地方官员纷纷抱头鼠窜，只有李元阳站着不动，宦官们心虚，不敢放肆。人们又一次称赞他为“奇男子”。
然而，李元阳暂时逃过一劫，但最终还是斗不过奸臣的暗算。到了安陆，他突然被告之去补荆州知府的缺位，还美其名曰：“荆州要地，元阳堪任。”其实，这是顺水推舟，让他远离京师，免得又来惹事生非。
秀出班行 张居正幸逢伯乐
御灾捍患 李公堤锁牢苍龙
在历史上，荆州确实是要地。三国故事大多与荆州有关，《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约有七十回涉及荆州，因此民间有“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的说法，刘备借荆州和关羽大意失荆州一直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到了明代，荆州一带却成了很难治理的地方。一是地近嘉靖帝的根基安陆，不论中央或地方，谒皇陵成为各级要员的常事，因而邻近的荆州随时遭到强权的骚扰，光应付频繁的接待任务也就苦不堪言；另外，“荆地滨于大江，古堤既圮，七州县皆为薮泽”（《荆州府志》）。同时，荆襄之间四百余里井泉少有，一遇旱情，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只好望江止渴了。据说，这之前巡抚顾璘发银八万两，责成水利部门治理，终因管理不善，花了钱成效毫无。
李元阳上任以后，身先士卒，带头捐出俸禄，带领群众开凿水井数十口，并在井边放置石槽以饮马。然后他亲自巡视，加固江堤。传说百姓感谢其恩，将这些工程命名为“李公井”、“李公堤”。据《荆州府志》载：“李元阳，大理人，嘉靖中知荆州。旧堤圮，七州县皆患水，治之无成绩；元阳身任之，再期而成。及忧归，一府皆垂泣远送之，祠祀焉。”连巡抚顾璘知道后，也不由自主地赞叹道：“李元阳办了我办不到的事，真是自大禹之后的第一个治水能人啊！”
这期间，他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功绩，就是发现并提拔了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是明朝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人们赞扬他是“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可以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提拔张居正的人后来的史书多认为是巡抚顾璘，但据现存张居正万历三年（公元1656年）《答中溪李尊师论禅》一信中，明确地写道：“正昔童年，获奉教于门下，今不意遂已五旬。”其他的信中，张居正一直称李元阳为“尊师”，语气恳切。张居正还将退隐后与李尊师在大理相会的宿愿未能实现引为终身遗恨，并称这一约会为“究竟大事矣”。万历元年，张居正知道李元阳修崇圣寺，还按佛教礼节，万里迢迢托人送上“饭僧银二十两，禅衣一具，内色纻二端”，以示敬意。李元阳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很高，80岁那年，他的女婿吴懋在京师谋事，他寄给张居正的信中说：“来滇的人士，常说您‘见滇人必问，逢滇宦必嘱’，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起居。我这八十岁的老者，常听人说起，成化、弘治两朝，长沙李东阳被颂为贤宰相，一年来百后您是第二个这样的贤人。‘周公之功，我翁有焉’。我听了之后，很高兴啊！”
张居正受李元的影响确实不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年》一书中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一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未及张居正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终因朝政日非，疙疙瘩瘩的事经常发生，李元阳实在无法忍受上下左右而来的压抑。他深深地感觉，积十来年的经验，尽管他作了多抗争，受了多少窝囊气，正气终究显得十分脆弱，麻烦事情常常发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真御史”、“奇男子”也心力交瘁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