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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强悍 江 乙
与朋友座谈《色·戒》，焦点集中在真还是假上。经过一番推敲琢磨，大家一致认为九成九是真的。座中一位年过30的女士突然面泛潮红，眼射精光，喃喃道：汤唯好幸福噢!梁朝伟!梁朝伟!!梁朝伟啊!!!优质“白骨精”生生向“肉骨皮”滑去。
60年代，摇滚大行其道，总有一群女孩环绕在摇滚歌星周围。她们青春貌美，新潮叛逆，终日与摇滚歌星厮混在一起，穿州过省巡回演出，同吃同住同玩同吸毒。有人将她们形象地称为“肉骨皮”(groupie)。简单地称“肉骨皮”是摇滚歌星的性伙伴，显然侮辱了她们，“肉骨皮”更注重精神交流、意气相投，有些人成为歌星的创作灵感，甚至直接参与到创作和演出中去。但称“肉骨皮”为歌星的工作伙伴，事情又不那么单纯。
随着摇滚越来越与毒品、幻觉纠葛不清，“肉骨皮”也与早期的追求精神解放渐行渐远，痴醉于瞬间快感。如今，明星可能出现的任何场合，永远徘徊着一群节省布料、彻夜等待的少女，有人将这类“钢丝”也冠之以“肉骨皮”。然而，摇滚不再是那个摇滚，“肉骨皮”也不再是那个“肉骨皮”。
相较女性粉丝如海般包裹，男性粉丝更多表现为索求与占有。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余派老生孟小冬，人称“冬皇”。她与梅兰芳一个女扮男装，一个男扮女装，在合作中渐生隋愫，当时梅已有妻室，另辟外室给孟小冬居住。然而不久，发生了一桩震惊京城的血案。孟小冬的戏迷王惟深听说孟被梅“抢了去”，一时想不开，携枪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梅兰芳正和几个“梅党”在家吃午饭，《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自告奋勇，先出去看看有什么事，被王惟深一枪打死。梅兰芳等人慌忙从后门走避。王惟深被赶来的警察击毙，人头挂在大栅栏附近的电线杆上示众。经此一事，梅兰芳受惊匪浅，竟至慢慢疏离孟小冬。虽然不能说两人因此分手，但无疑是导火索之一。孟小冬深以为恨，发愿一定要找个比梅兰芳更叫得响的男子，日后果然给她寻到一位——杜月笙，上海滩头号戏迷。
南宋时，有一位怀孕的妇人某夜梦到自己的偶像，前朝词人秦观——秦少游。她认为这是吉兆，预示腹中胎儿将来会像秦观一样文采斐然，名满天下。不久，这名妇人产下一子，她便以秦的字为儿子取名“游”，以秦的名为儿子的字“务观”。不用说，这家人自然是姓陆。陆游他妈的创意认真强悍，虽然我见不到你，不能与你亲近，但我可以再造一个你，从此，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妈妈。
我有单位了 安 宁
我终于大学毕业，有了单位了。
我们是负责整个企业的宣传工作的，相对于其他部门，或许少了些拿奖金的机会，但却是轻闲。诺大的办公室，分出四个小间来，我和三个前辈，一人守着一个，关起门来，彼此相安无事，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在与逍遥。
叫周主任的算是我们的领导，每日我只需从脚步声里，就可以判断他的到来。他走路永远是急速的，像是半夜行军，安静里听见了，反而更让人心慌。他学历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低的，但却是升迁最快的一个，这足可窥见他的努力是与脚步的频率成正比的。哪怕是去领导那里拿份不怎么重要的通知，他都是一路小跑地去，又飞一般地返回。他人倒是谦和，我写的稿子，他总是在修改得面目全非之后，依然不会忘了夸我几句。
被我叫做文姐的是个34岁的女子，据说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美女，嫁给企业某位领导后，便从车间调入此轻闲部门，以养容颜。作为惟一的女同事，她有着极强的优越感，我们也都出于女士优先的原则，很绅士地主动承担了她的那份工作。
另外一位陈姓同事，接近30岁依然单身。他的生活，便有了一份单身汉的落魄和潇洒。不必有已婚男人的拖累和疲惫，下班后不需匆匆地赶回家去，甚至有时候淘到了好的碟片，会简单吃点泡面，就在办公室里看个通宵。所以我一般不喜欢去他那里闲逛，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被皮鞋袜子毛毯衣服碗筷……充塞了的晦暗空间。而他自己，却似乎乐在其中。每每看到他在单位旁边的体育场上，练完了太极拳，而后骑了破旧的单车，去小摊上吃碗热气腾腾的米线，一脸大汗地再赶往办公室看碟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生活有种无力逃脱般的琐屑和世俗。
偶有一天，跟文姐闲聊，说起周主任真是勤奋呢，文姐淡淡一笑，说，他不拼命行么，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背景；不过懂得给领导拍马，倒也是一大能耐呢。我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脸上的表情，尴尬，冷淡，或是微笑，似乎在这样的情境里，都不合适。我最终还是谦卑地“哦”一声，便讪讪走开了。
几天后在书店里，碰到陈，在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考研的资料。我随后问道，陈兄怎么突然想继续深造呢?陈沉默片刻，才喟然道，或许过不了几年，你也会与我有一样的心思，谁能在看到与自己一起毕业的人，做了自己的领导，随意对你发号施令的时候，没有一点挫败和失落感呢?
我在毕业一年，慢慢将自己融入到单位的平淡和闲散中的时候，突然地一转身，看到它尴尬的一面。原来每个其中的人，并不尽然像办公室的那两盆绿竹一样，活得青葱又恬淡自由。只有你无意中将花盆搬离了原先的位置，才会发现那盆的下面，因为时日的长久，早已是生了密麻的爬虫。
非主流爱好者 韩浩月
手机可以当MP3用后，偶尔会有人问到“你手机里存什么歌?”我通常的回答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但在被要求试听时，我就会变得犹犹豫豫起来。犹豫并非是因为把所听的歌曲内容当成了隐私，而是事实并不是我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有”，手机里的那些歌适合对方听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所以在每次有人要听我手机里的音乐之前，都会提前友好地告诫一句，“你不会喜欢的”。结果大多如我所言，听者听了之后脸上便露出茫然之色，快速地关闭，快速地向下找歌，快速地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就是用古怪的眼神看我——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交流得很好，是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在此之后，我们仿佛有了某种隔阂——这隔阂来得莫明其妙，估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因此得名的。
如果我也在手机里存满刀郎、庞龙、SHE、花儿等人的歌，也许就主流了，圆满了。我也多么乐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主流的人啊，在工作单位笑容可掬，在家庭里勤快贤良，在酒场饭局礼貌周到，然后得到社会签发的一个综合评价：此人甚好。属于可以放心使用放心托付放心交往的。可一个人得到如此评价，基本和残废差不多了，从此人民群众不但关心你的表现是否一贯正常，而且会综合考察你在细节方面的表现是否符合主流人士的完美形象。可——主流人士他也是人啊，就不允许他有点非主流的爱好?
还是说说我手机里的这些音乐吧，它们要么是我从网络某个角落里发现的，要么是无数个非主流人士口碑相传、再经我 百般挑剔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歌在大街上问100个人，恐怕没有一个会知道。这些歌的演唱者要么长得巨难看，要么唱得很暴烈狂躁，而我居然会从里面发现一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小忧伤出来。这个调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总有它的理由。反正我喜欢它的原由并非是它的与众不同，也非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可能内心深处是想寻找一种释放的渠道——哪怕这渠道狭窄得有时根本不够那些浮躁的情绪汹涌而出。
音乐、电影、图书、设计……各类文艺作品都会分蘖出来很多的非主流爱好者，这些人合聚在一起也是个庞大的群体。只是这群人个性十足，缺乏彼此交流沟通的耐心，往往认为自己觉得好的就是最好的，这也是他们不足以和主流对抗的原因。社会的宽容使得非主流爱好者们都能获得理解和得其所需，甚至会因此赢得一些尊重，但做一个顺主流而行的非主流爱好者，恐怕还是很多习惯了活在传统中的人士的最佳选择——这和点心不能当饭吃是一个道理。
太监的自由裁量权 李开周
清朝有位戴熙先生，工书善画，能诗擅词，一度纵横于书坛画坛和文坛，文艺圈里有头有脸。仕途也顺利，道光十二年中进士，道光十八年出任广东学政，道光二十八年官拜兵部侍郎。照这进度下去，用不了几年，就能做到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至不济也能派驻地方做总督，过一把封疆大吏的瘾。然而很不幸，到了道光二十九年，戴熙兵部侍郎的位置还没暖热，就被劝退了。正史上说，道光让他写对联，他写错了字，所以“罢其人值”，“降三品京堂休致”。所谓“休致”就是退休，就是卷铺盖走人。
戴熙那么大学问，总不会连个对联都不会写，偶尔写错，也是笔下误。再说对联是书法作品，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我们能理解铁凝主席写错字，也该理解戴熙写错字。伟大领袖如康熙，号称“文才武略，千古一帝”，批阅奏章还错别字连篇呢。如果道光为一错字就罢人的官，似乎有些不通人情。
后来扔掉正史，再读野史，才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戴熙确实写错了字，道光看了，让太监传话给他：“某字错了，你得重写。”太监找到戴熙，先要红包，戴熙不给，那太监就说：“皇上让你重写。”却不提错字的事儿。戴熙重写一遍，交了上去。道光一瞧：“嘿，让你改个错字都不听，故意气我，撤你的职!”就撤了戴熙的职。
清朝还有位武将，姓王，名字待考，同治年间在广东做官，有一年，向上司进贡广橘，被同治尝到了，同治说：“真好吃，让姓王的再送一篓。”王将军诚惶诚恐，装了一大船广橘，亲自押运到北京，要送到宫里去。负责交接的太监问他要红包，他不给，那太监就挑了几个最烂的橘子，作为样品交给同治，同治很生气，对王将军不满意起来。
这两个故事的教训是：如果您在清朝做官，别忘了给太监送钱。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您希望有人给您送钱，不妨自宫了去做太监。我可不是开玩笑，事实上，做太监不仅能捞钱，而且捞钱的时候还没什么风险。譬如那位奉命传话的太监，他故意不把话说全，万一戴熙上诉到道光那里，他可以辩解道：“我就是按皇上旨意说的嘛，你说我没把旨意说完，有什么凭据?”戴熙当然找不到凭据。还有那位奉命交接的太监，他故意挑烂橘子，万一那王将军上诉到同治那里，他也可以辩解道：“我是随机挑选的，既可能挑到好橘子，也可能挑到烂橘子。”
与朋友座谈《色·戒》，焦点集中在真还是假上。经过一番推敲琢磨，大家一致认为九成九是真的。座中一位年过30的女士突然面泛潮红，眼射精光，喃喃道：汤唯好幸福噢!梁朝伟!梁朝伟!!梁朝伟啊!!!优质“白骨精”生生向“肉骨皮”滑去。
60年代，摇滚大行其道，总有一群女孩环绕在摇滚歌星周围。她们青春貌美，新潮叛逆，终日与摇滚歌星厮混在一起，穿州过省巡回演出，同吃同住同玩同吸毒。有人将她们形象地称为“肉骨皮”(groupie)。简单地称“肉骨皮”是摇滚歌星的性伙伴，显然侮辱了她们，“肉骨皮”更注重精神交流、意气相投，有些人成为歌星的创作灵感，甚至直接参与到创作和演出中去。但称“肉骨皮”为歌星的工作伙伴，事情又不那么单纯。
随着摇滚越来越与毒品、幻觉纠葛不清，“肉骨皮”也与早期的追求精神解放渐行渐远，痴醉于瞬间快感。如今，明星可能出现的任何场合，永远徘徊着一群节省布料、彻夜等待的少女，有人将这类“钢丝”也冠之以“肉骨皮”。然而，摇滚不再是那个摇滚，“肉骨皮”也不再是那个“肉骨皮”。
相较女性粉丝如海般包裹，男性粉丝更多表现为索求与占有。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余派老生孟小冬，人称“冬皇”。她与梅兰芳一个女扮男装，一个男扮女装，在合作中渐生隋愫，当时梅已有妻室，另辟外室给孟小冬居住。然而不久，发生了一桩震惊京城的血案。孟小冬的戏迷王惟深听说孟被梅“抢了去”，一时想不开，携枪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梅兰芳正和几个“梅党”在家吃午饭，《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自告奋勇，先出去看看有什么事，被王惟深一枪打死。梅兰芳等人慌忙从后门走避。王惟深被赶来的警察击毙，人头挂在大栅栏附近的电线杆上示众。经此一事，梅兰芳受惊匪浅，竟至慢慢疏离孟小冬。虽然不能说两人因此分手，但无疑是导火索之一。孟小冬深以为恨，发愿一定要找个比梅兰芳更叫得响的男子，日后果然给她寻到一位——杜月笙，上海滩头号戏迷。
南宋时，有一位怀孕的妇人某夜梦到自己的偶像，前朝词人秦观——秦少游。她认为这是吉兆，预示腹中胎儿将来会像秦观一样文采斐然，名满天下。不久，这名妇人产下一子，她便以秦的字为儿子取名“游”，以秦的名为儿子的字“务观”。不用说，这家人自然是姓陆。陆游他妈的创意认真强悍，虽然我见不到你，不能与你亲近，但我可以再造一个你，从此，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妈妈。
我有单位了 安 宁
我终于大学毕业，有了单位了。
我们是负责整个企业的宣传工作的，相对于其他部门，或许少了些拿奖金的机会，但却是轻闲。诺大的办公室，分出四个小间来，我和三个前辈，一人守着一个，关起门来，彼此相安无事，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在与逍遥。
叫周主任的算是我们的领导，每日我只需从脚步声里，就可以判断他的到来。他走路永远是急速的，像是半夜行军，安静里听见了，反而更让人心慌。他学历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低的，但却是升迁最快的一个，这足可窥见他的努力是与脚步的频率成正比的。哪怕是去领导那里拿份不怎么重要的通知，他都是一路小跑地去，又飞一般地返回。他人倒是谦和，我写的稿子，他总是在修改得面目全非之后，依然不会忘了夸我几句。
被我叫做文姐的是个34岁的女子，据说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美女，嫁给企业某位领导后，便从车间调入此轻闲部门，以养容颜。作为惟一的女同事，她有着极强的优越感，我们也都出于女士优先的原则，很绅士地主动承担了她的那份工作。
另外一位陈姓同事，接近30岁依然单身。他的生活，便有了一份单身汉的落魄和潇洒。不必有已婚男人的拖累和疲惫，下班后不需匆匆地赶回家去，甚至有时候淘到了好的碟片，会简单吃点泡面，就在办公室里看个通宵。所以我一般不喜欢去他那里闲逛，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被皮鞋袜子毛毯衣服碗筷……充塞了的晦暗空间。而他自己，却似乎乐在其中。每每看到他在单位旁边的体育场上，练完了太极拳，而后骑了破旧的单车，去小摊上吃碗热气腾腾的米线，一脸大汗地再赶往办公室看碟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生活有种无力逃脱般的琐屑和世俗。
偶有一天，跟文姐闲聊，说起周主任真是勤奋呢，文姐淡淡一笑，说，他不拼命行么，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背景；不过懂得给领导拍马，倒也是一大能耐呢。我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脸上的表情，尴尬，冷淡，或是微笑，似乎在这样的情境里，都不合适。我最终还是谦卑地“哦”一声，便讪讪走开了。
几天后在书店里，碰到陈，在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考研的资料。我随后问道，陈兄怎么突然想继续深造呢?陈沉默片刻，才喟然道，或许过不了几年，你也会与我有一样的心思，谁能在看到与自己一起毕业的人，做了自己的领导，随意对你发号施令的时候，没有一点挫败和失落感呢?
我在毕业一年，慢慢将自己融入到单位的平淡和闲散中的时候，突然地一转身，看到它尴尬的一面。原来每个其中的人，并不尽然像办公室的那两盆绿竹一样，活得青葱又恬淡自由。只有你无意中将花盆搬离了原先的位置，才会发现那盆的下面，因为时日的长久，早已是生了密麻的爬虫。
非主流爱好者 韩浩月
手机可以当MP3用后，偶尔会有人问到“你手机里存什么歌?”我通常的回答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但在被要求试听时，我就会变得犹犹豫豫起来。犹豫并非是因为把所听的歌曲内容当成了隐私，而是事实并不是我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有”，手机里的那些歌适合对方听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所以在每次有人要听我手机里的音乐之前，都会提前友好地告诫一句，“你不会喜欢的”。结果大多如我所言，听者听了之后脸上便露出茫然之色，快速地关闭，快速地向下找歌，快速地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就是用古怪的眼神看我——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交流得很好，是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在此之后，我们仿佛有了某种隔阂——这隔阂来得莫明其妙，估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因此得名的。
如果我也在手机里存满刀郎、庞龙、SHE、花儿等人的歌，也许就主流了，圆满了。我也多么乐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主流的人啊，在工作单位笑容可掬，在家庭里勤快贤良，在酒场饭局礼貌周到，然后得到社会签发的一个综合评价：此人甚好。属于可以放心使用放心托付放心交往的。可一个人得到如此评价，基本和残废差不多了，从此人民群众不但关心你的表现是否一贯正常，而且会综合考察你在细节方面的表现是否符合主流人士的完美形象。可——主流人士他也是人啊，就不允许他有点非主流的爱好?
还是说说我手机里的这些音乐吧，它们要么是我从网络某个角落里发现的，要么是无数个非主流人士口碑相传、再经我 百般挑剔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歌在大街上问100个人，恐怕没有一个会知道。这些歌的演唱者要么长得巨难看，要么唱得很暴烈狂躁，而我居然会从里面发现一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小忧伤出来。这个调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总有它的理由。反正我喜欢它的原由并非是它的与众不同，也非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可能内心深处是想寻找一种释放的渠道——哪怕这渠道狭窄得有时根本不够那些浮躁的情绪汹涌而出。
音乐、电影、图书、设计……各类文艺作品都会分蘖出来很多的非主流爱好者，这些人合聚在一起也是个庞大的群体。只是这群人个性十足，缺乏彼此交流沟通的耐心，往往认为自己觉得好的就是最好的，这也是他们不足以和主流对抗的原因。社会的宽容使得非主流爱好者们都能获得理解和得其所需，甚至会因此赢得一些尊重，但做一个顺主流而行的非主流爱好者，恐怕还是很多习惯了活在传统中的人士的最佳选择——这和点心不能当饭吃是一个道理。
太监的自由裁量权 李开周
清朝有位戴熙先生，工书善画，能诗擅词，一度纵横于书坛画坛和文坛，文艺圈里有头有脸。仕途也顺利，道光十二年中进士，道光十八年出任广东学政，道光二十八年官拜兵部侍郎。照这进度下去，用不了几年，就能做到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至不济也能派驻地方做总督，过一把封疆大吏的瘾。然而很不幸，到了道光二十九年，戴熙兵部侍郎的位置还没暖热，就被劝退了。正史上说，道光让他写对联，他写错了字，所以“罢其人值”，“降三品京堂休致”。所谓“休致”就是退休，就是卷铺盖走人。
戴熙那么大学问，总不会连个对联都不会写，偶尔写错，也是笔下误。再说对联是书法作品，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我们能理解铁凝主席写错字，也该理解戴熙写错字。伟大领袖如康熙，号称“文才武略，千古一帝”，批阅奏章还错别字连篇呢。如果道光为一错字就罢人的官，似乎有些不通人情。
后来扔掉正史，再读野史，才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戴熙确实写错了字，道光看了，让太监传话给他：“某字错了，你得重写。”太监找到戴熙，先要红包，戴熙不给，那太监就说：“皇上让你重写。”却不提错字的事儿。戴熙重写一遍，交了上去。道光一瞧：“嘿，让你改个错字都不听，故意气我，撤你的职!”就撤了戴熙的职。
清朝还有位武将，姓王，名字待考，同治年间在广东做官，有一年，向上司进贡广橘，被同治尝到了，同治说：“真好吃，让姓王的再送一篓。”王将军诚惶诚恐，装了一大船广橘，亲自押运到北京，要送到宫里去。负责交接的太监问他要红包，他不给，那太监就挑了几个最烂的橘子，作为样品交给同治，同治很生气，对王将军不满意起来。
这两个故事的教训是：如果您在清朝做官，别忘了给太监送钱。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您希望有人给您送钱，不妨自宫了去做太监。我可不是开玩笑，事实上，做太监不仅能捞钱，而且捞钱的时候还没什么风险。譬如那位奉命传话的太监，他故意不把话说全，万一戴熙上诉到道光那里，他可以辩解道：“我就是按皇上旨意说的嘛，你说我没把旨意说完，有什么凭据?”戴熙当然找不到凭据。还有那位奉命交接的太监，他故意挑烂橘子，万一那王将军上诉到同治那里，他也可以辩解道：“我是随机挑选的，既可能挑到好橘子，也可能挑到烂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