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在外出差，今天凌晨才到北京，白天还要主持会议。”李佐军见到《经济》记者便道出了他最近异常忙碌的日程。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只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除了书架、书桌，再放不下别的“大件”。
　　摄影记者准备给他拍照，他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不爱拍照的。”
　　生活简朴得令人称奇，也仿佛还未适应社会强加给他的光环，更愿意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之中，这是怎样的一名经济学家？
　　农民大学生的尊严之战
　　李佐军出生在湖南安化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先后在村里和乡里工作，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笑着告诉记者：“小时候读书并没有压力，书嘛能读就读，大不了回家种田。别看我现在做学问，干农活我也是一把好手！”尽管如此，5个兄弟姐妹中，李佐军从小就在学业上表现得最为出色，一路读到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安化二中。那时候对于将来要去哪里读大学，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校园里出现几幅漂亮的大学校园宣传画——喻家山麓，东湖之畔，绿树葱葱，楼亭悠悠，图画中大学校园的名字“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便被他牢牢记住了。
　　1984年，李佐军顺利考入华中工学院经管系技术经济专业。
　　刚进校时，除了初入大学校园的兴奋与自由，他还感到了“自卑”：“我们班里都是很优秀的城里孩子，我的学习基础没有他们好，成绩不拔尖。另外，不像他们能歌善舞、能言善辩、兴趣广博，我除了读书、种田，别的什么都不会。”但是，“习惯”了优秀的李佐军并未服输。他相信，城里学生能做到的，农村学生也能做到。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思想、学习、学术、工作、体育、社交、艺术在内的奋斗计划，大学4年下来，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预定计划。因为所在专业“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本科期间除了学习经济学理论以外，还需要修许多包括机械制图、金属材料、计算机语言等在内的理工科课程。高中文科班出身的李佐军迎难而上，第二学年成绩突飞猛进，后来也一直名列前茅。
　　大学期间，李佐军利用寒暑假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逐渐发现经济学是真正的“致用之学”，与现实生活联系非常密切。大学时代积累的经济学认知也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时，李佐军以本科期间全班第一、所有课程平均分90以上的好成绩被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看上，免试攻读其硕士研究生。
　　恩师留下的财富
　　谈起导师张培刚，李佐军疲惫的神色一扫而空。
　　李佐军能拥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张培刚功不可没。他写的很多小文章，张培刚都会十分细致地为他修改，大到文章结构、起承转合，小到语句用词、标点符号。除了学术研究，张培刚为人的豁达也令李佐军记忆犹新：“先生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他从不被眼前的处境所迷惑，永远那么乐观豁达，看事情总是具备历史视野，见人都会亲切地微笑。”
　　“但先生教给我最多的，应该是理想。”李佐军告诉记者，硕士学习期间，张培刚时刻不忘提醒学生们做学问的目标——不是扬名立万，而是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先生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亲身体会过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蔑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有理想，那时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绝不是一句空话，再加上先生的熏陶，我感觉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始终充满激情。”
　　2011年张培刚逝世，享年98岁。李佐军缅怀道：“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终保留在我心中，那句‘要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还时常响在耳边。”
　　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李佐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硕士毕业并工作多年之后，他凭借优异的博士生考试成绩，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学生。“两位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都是极其认真严谨的，而吴先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较真’。很多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在他那里都会被质疑。吴先生这样的思维方式，促使我学会独立思考，从来不敢对任何概念‘拿来就用’。”
　　对于吴敬琏的教学理念，李佐军特别提到了“逻辑”和“文字”：“吴先生认为不论写文章还是做研究，如果逻辑思维不到位，再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吴先生从来不退缩，不为利益、不为他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一点尤其让我感佩。”
　　吴敬琏的学术态度，持续影响着李佐军做学问、写文章的习惯，生怕自己“漏掉”了逻辑。李佐军还不忘告诉记者：“不只我们做学问，你们记者写文章也要注意这一点。”
　　读博士之前，李佐军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等单位工作，读博士期间调动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2002年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潜心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李佐军还在一些高校做兼职经济学教授。谈到自己的教学方式，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在教学中也严格遵循我的导师定下的规则，两位先生是如何要求我的，我也如何要求我的学生。两位老师的人生境界，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为农民说话的经济学家
　　李佐军因“人本发展理论”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而这套方法论的由来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本科阶段，李佐军就参加了大量的社会调研，而主题大多围绕他最关心也最了解的“三农”问题，乃至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写的这一主题。一次次调研之后他发现，不论研究农业还是农村，最后的核心问题都是农民，都是人的问题。后来他开始研究工业化、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领域的问题，发现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人的问题。“只有站在人的角度，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
　　张培刚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而吴敬琏是研究改革、制度的经济学泰斗，在写博士论文时，李佐军便很想在两位导师的研究领域之间寻找结合点。经过不断地钻研、调查、请教导师之后，他终于悟出（制度）改革与发展之间的桥梁，就是人这一行为主体。
　　2000年，李佐军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问世。那时，人本发展理论已现雏形，他坦言：“自上大学以来，为9亿农民说话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2008年《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出版，按李佐军的话说：“把人本发展理论完整地阐述出来了”。此书也得到了两位导师的肯定，吴敬琏评价道：“本书研究如何把‘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具体化为一套可行的人本发展理论，对于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张培刚则评价道：“作者还用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针对国家和企业等各种主体和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体系，提出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建议，这也说明了该理论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李佐军告诉记者，自己的人本发展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能利用这个方法论提出各种政策建议。方法论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5个部分组成，构成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
　　李佐军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责任是追求真理，而他的人本发展理论，却透露出浓浓的人文关怀。李佐军说，真理与人文关怀看似矛盾，却也统一：“要追求真理，就不能只为一个群体谋福利；而人本发展理论，关注的就是绝大多数人。而这绝大多数人，在中国又往往是弱势群体。”
　　为农民说话，为绝大多数人说话，这就是李佐军。漫长光阴里笔耕不辍、潜心研究，与绝大多数民众在一起，唯此，才成就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