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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影《王牌特工》在中国上映10天，票房就突破了5500万美元。美国“石板”网站认为，该片的成功得益于其“非传统间谍片”的特质。换句话说，《王牌特工》的热闹、好玩加上性感让票房滚滚而来，但缺少退休间谍在幕后“追求真实性”。这很可能是因为英国的情报圈还没有像美国同行那样，收到影视圈递来的橄榄枝。
“CAA和CIA一样重要” 这部戏的创作者和编剧韦斯伯格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到处是苏联宣传海报的屋子里，与一个扮演里根总统的演员坐在一起炮制电视剧。“当我离开中情局时，如果有人问我：‘你会去写电视剧吗？’我一定回答‘当然不会，那简直就是背叛组织’。”49岁的韦斯伯格说。如今他为创意艺术家公司（CAA）写电视剧本。“我以前从没听说过CAA，但现在它对我来说和CIA一样重要。”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称，多数CIA特工退休后有份体面的工作——在美国的情报部门担任顾问或特别雇员，在安保公司出任高管，写自传。不过也有人想换个活法，带着一身本领跳进其他行当发光发热。
好莱坞和电视台对间谍片十分饥渴。“很多从前在华盛顿工作过的人来到了好莱坞，比如像《白宫群英》那个级别的退休政客。”出品了著名间谍连续剧《国土安全》的美国Showtime有线电视网总裁大卫·内文思告诉加拿大《国家邮报》，“我还见过好几个前海豹突击队成员。现在，情报界人士也开口讲他们的故事了。”
前特工眼中的特工电影 罗伯特·贝尔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自称是邦德电影迷。但作为一名曾经的特工，贝尔最喜欢007电影的一点是，片中正义总能战胜邪恶。“他所有的任务都被干净利落地结束，坏人遭到惩罚，世界再次和平。而真正的间谍工作就没那么带劲了，现实往往混乱得多。”
贝尔在实践中学到，敌人的敌人并不总是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拿到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的资料，其中很多人在苏丹活动。当时他对卡扎菲的敌人只有模糊的印象，唯一确定的是，里根政府希望卡扎菲结束统治。
一天深夜，贝尔被步枪撞门的声音惊醒。他的两名利比亚线人躲避卡扎菲的暗杀，希望获得他的保护。当晚他们聊着利比亚、历史和安拉，到了两名线人可以安全离开的时候，贝尔已经明白，美国用以推翻卡扎菲的军事分子，会将利比亚变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偶尔，贝尔会处于与邦德相似的处境，不过结局总是没那么精彩。有一次，为了获得一条信息，CIA将他派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赌场。麻烦在他登机前就开始了：上司没给他置办燕尾服，也没给他一分钱作为筹码。不出所料，拖着乐福鞋的他刚刚进入赌场，就被保安认准是个骗子，请到一边接受“礼貌的询问”。贝尔当然没有获得需要的信息，而且他从此明白，自己不是詹姆斯·邦德。
贝尔表示，在CIA工作过的人知道当特工其实很无聊。“你要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看别人都看过的资料，希望从中找出别人忽略的蛛丝马迹，心里还惦记着厄瓜多尔使馆的三等秘书到底会不会回你的电话。再不然就是每天祈祷，下次外派别被送到乍得。”
据贝尔透露，英国军情六处（MI6）的特工状况差不多，多数时间泡在办公室看文件，而不是从直升机跳到快速行驶的火车上去。“和CIA一样，与狙击手相比，他们的特工更像人类学家。”
贝尔的回忆录《不看邪恶：来自CIA反恐老兵的真实故事》被改变成电影《辛瑞那》，由乔治·克鲁尼主演。尝到甜头后，贝尔也开始写剧本和担任制片人了。
争相进入好莱坞 从“间谍片狂热”中受益的前特工不只是韦斯伯格和贝尔。CIA前高级官员罗德尼·法拉翁和亨利·“汉克”·克兰顿是美国NBC电视台的独播剧《国家事务》的执行制片人。片中，凯瑟琳·海格尔扮演的CIA分析员每天要向总统汇报，这正是法拉翁当年的工作。只不过法拉翁当年无法直接面见总统，而是向情报主管汇报工作。
除了《国家事务》，两人还在开发其他以CIA为主角的影片，这是他们共同创办的阿德沃夫创意文化公司的日常业务。这家公司的名字也带有CIA的痕迹——情报圈的人都知道，“阿德沃夫”是紧急情况下情报分支向总部发送电报的代码。法拉翁说，在普通人眼中“CIA很性感”，而“9·11”后CIA的运作更加透明，特别是关于反恐的内容，这为艺术创作打开了大门。
2012年，克兰顿出版了回忆录《情报的艺术》，成为他进入好莱坞的契机：片商想将其改编成电影，但克兰顿担心故事被改得一塌糊涂，于是找法拉翁商量。两人决定，干脆自创公司，专注创作谍战剧。“从商业角度来说，收入会比光卖版权多得多。”法拉翁说。
他透露，《国家事务》在前特工的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我们有真材实料”。此后，有前特工带着自己的故事和点子与他们接洽，还有前同事向他们咨询：“我们该如何引起影视圈的注意？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卖点？”
发挥余热与经济效应 很多前特工用传记和回忆录搭了一座桥进入好莱坞，并且给间谍片担任顾问。瓦莱丽·普拉姆就是这样。她曾是潜伏特工，直到被媒体泄露名字，身份曝了光。电影《公平的游戏》就是根据其回忆录改编的。此后，她给《谍影迷情》当过技术顾问，如今已是华纳兄弟公司电视部门的常任顾问了。
不过贝尔认为，给影视公司当顾问是“赔本生意”，因为没有报酬，也不是创作团队的一员。“你根本不会受邀参加首映礼。”他说，“只有创作自己的剧本，你才能真正进入好莱坞。”
但约翰·麦高芬喜欢当顾问。他曾是CIA涉密行动部门的高层，近期他将在华盛顿举办一天的会议，让前同事和《国土安全》的剧作家、演员深入接触，演员可以向角色的原型现场取经。去年他也举办过同样的“联谊会”。
不过，“间谍片写手”的创造力受法律限制。法拉翁和克兰顿会将剧本详细提纲交给出版物审查委员会过目，以保证没有泄密信息。法拉翁表示，剧作家会特别注意回避可能泄露CIA资源和工作方法的桥段。“我经常说，‘把这段删了’。”“尽量不留下麻烦，这是我们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也不会刻意将CIA描绘得高大上，因为那不真实。”
韦斯伯格将《美国谍梦》每一集的剧本都交给CIA相关部门审阅，有时候对方会提出“一些容易实现的改动建议”。韦斯伯格对自己意外踏足好莱坞感到好笑。上世纪90年代，他接受测谎测试时被问到：“你加入CIA是为了了解间谍活动，以便日后将其写出来吗？”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主意不错。”
“CAA和CIA一样重要” 这部戏的创作者和编剧韦斯伯格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到处是苏联宣传海报的屋子里，与一个扮演里根总统的演员坐在一起炮制电视剧。“当我离开中情局时，如果有人问我：‘你会去写电视剧吗？’我一定回答‘当然不会，那简直就是背叛组织’。”49岁的韦斯伯格说。如今他为创意艺术家公司（CAA）写电视剧本。“我以前从没听说过CAA，但现在它对我来说和CIA一样重要。”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称，多数CIA特工退休后有份体面的工作——在美国的情报部门担任顾问或特别雇员，在安保公司出任高管，写自传。不过也有人想换个活法，带着一身本领跳进其他行当发光发热。
好莱坞和电视台对间谍片十分饥渴。“很多从前在华盛顿工作过的人来到了好莱坞，比如像《白宫群英》那个级别的退休政客。”出品了著名间谍连续剧《国土安全》的美国Showtime有线电视网总裁大卫·内文思告诉加拿大《国家邮报》，“我还见过好几个前海豹突击队成员。现在，情报界人士也开口讲他们的故事了。”
前特工眼中的特工电影 罗伯特·贝尔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自称是邦德电影迷。但作为一名曾经的特工，贝尔最喜欢007电影的一点是，片中正义总能战胜邪恶。“他所有的任务都被干净利落地结束，坏人遭到惩罚，世界再次和平。而真正的间谍工作就没那么带劲了，现实往往混乱得多。”
贝尔在实践中学到，敌人的敌人并不总是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拿到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的资料，其中很多人在苏丹活动。当时他对卡扎菲的敌人只有模糊的印象，唯一确定的是，里根政府希望卡扎菲结束统治。
一天深夜，贝尔被步枪撞门的声音惊醒。他的两名利比亚线人躲避卡扎菲的暗杀，希望获得他的保护。当晚他们聊着利比亚、历史和安拉，到了两名线人可以安全离开的时候，贝尔已经明白，美国用以推翻卡扎菲的军事分子，会将利比亚变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偶尔，贝尔会处于与邦德相似的处境，不过结局总是没那么精彩。有一次，为了获得一条信息，CIA将他派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赌场。麻烦在他登机前就开始了：上司没给他置办燕尾服，也没给他一分钱作为筹码。不出所料，拖着乐福鞋的他刚刚进入赌场，就被保安认准是个骗子，请到一边接受“礼貌的询问”。贝尔当然没有获得需要的信息，而且他从此明白，自己不是詹姆斯·邦德。
贝尔表示，在CIA工作过的人知道当特工其实很无聊。“你要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看别人都看过的资料，希望从中找出别人忽略的蛛丝马迹，心里还惦记着厄瓜多尔使馆的三等秘书到底会不会回你的电话。再不然就是每天祈祷，下次外派别被送到乍得。”
据贝尔透露，英国军情六处（MI6）的特工状况差不多，多数时间泡在办公室看文件，而不是从直升机跳到快速行驶的火车上去。“和CIA一样，与狙击手相比，他们的特工更像人类学家。”
贝尔的回忆录《不看邪恶：来自CIA反恐老兵的真实故事》被改变成电影《辛瑞那》，由乔治·克鲁尼主演。尝到甜头后，贝尔也开始写剧本和担任制片人了。
争相进入好莱坞 从“间谍片狂热”中受益的前特工不只是韦斯伯格和贝尔。CIA前高级官员罗德尼·法拉翁和亨利·“汉克”·克兰顿是美国NBC电视台的独播剧《国家事务》的执行制片人。片中，凯瑟琳·海格尔扮演的CIA分析员每天要向总统汇报，这正是法拉翁当年的工作。只不过法拉翁当年无法直接面见总统，而是向情报主管汇报工作。
除了《国家事务》，两人还在开发其他以CIA为主角的影片，这是他们共同创办的阿德沃夫创意文化公司的日常业务。这家公司的名字也带有CIA的痕迹——情报圈的人都知道，“阿德沃夫”是紧急情况下情报分支向总部发送电报的代码。法拉翁说，在普通人眼中“CIA很性感”，而“9·11”后CIA的运作更加透明，特别是关于反恐的内容，这为艺术创作打开了大门。
2012年，克兰顿出版了回忆录《情报的艺术》，成为他进入好莱坞的契机：片商想将其改编成电影，但克兰顿担心故事被改得一塌糊涂，于是找法拉翁商量。两人决定，干脆自创公司，专注创作谍战剧。“从商业角度来说，收入会比光卖版权多得多。”法拉翁说。
他透露，《国家事务》在前特工的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我们有真材实料”。此后，有前特工带着自己的故事和点子与他们接洽，还有前同事向他们咨询：“我们该如何引起影视圈的注意？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卖点？”
发挥余热与经济效应 很多前特工用传记和回忆录搭了一座桥进入好莱坞，并且给间谍片担任顾问。瓦莱丽·普拉姆就是这样。她曾是潜伏特工，直到被媒体泄露名字，身份曝了光。电影《公平的游戏》就是根据其回忆录改编的。此后，她给《谍影迷情》当过技术顾问，如今已是华纳兄弟公司电视部门的常任顾问了。
不过贝尔认为，给影视公司当顾问是“赔本生意”，因为没有报酬，也不是创作团队的一员。“你根本不会受邀参加首映礼。”他说，“只有创作自己的剧本，你才能真正进入好莱坞。”
但约翰·麦高芬喜欢当顾问。他曾是CIA涉密行动部门的高层，近期他将在华盛顿举办一天的会议，让前同事和《国土安全》的剧作家、演员深入接触，演员可以向角色的原型现场取经。去年他也举办过同样的“联谊会”。
不过，“间谍片写手”的创造力受法律限制。法拉翁和克兰顿会将剧本详细提纲交给出版物审查委员会过目，以保证没有泄密信息。法拉翁表示，剧作家会特别注意回避可能泄露CIA资源和工作方法的桥段。“我经常说，‘把这段删了’。”“尽量不留下麻烦，这是我们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也不会刻意将CIA描绘得高大上，因为那不真实。”
韦斯伯格将《美国谍梦》每一集的剧本都交给CIA相关部门审阅，有时候对方会提出“一些容易实现的改动建议”。韦斯伯格对自己意外踏足好莱坞感到好笑。上世纪90年代，他接受测谎测试时被问到：“你加入CIA是为了了解间谍活动，以便日后将其写出来吗？”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