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甘肃省教育厅公布甘肃今年将代课教师招考年龄限制放宽至60岁，有400多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其中年龄最大的54岁。这一举措不仅满足了几百名代课教师数十年的期待，也为解决甘肃教师紧缺问题打开了一扇切合实际的大门。
　　 在全国不可能制定统一招聘代课教师新政策的时候，甘肃这一政策值得嘉许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左顾右盼，而是依据甘肃的实际，及时地做了他们该做且能做的事。
　　 各地的省情、民情差别较大，不存在适合全国所有地区的标准答案，也不存在一个文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越多的人等待就会有越多的问题积累，而长期积累就成为大问题，就会贻误时机，积重难返。从小处看，这损害了个人和局部的基本权利，从大处看，则损害了国家整体的发展机遇。
　　 所以，有必要系统思考，将解决教育问题的决策权下放给一定范围的教育当事人，缩短问题与决策之间的距离，形成迅速及时的反馈和决策机制，降低问题解决的成本，避免信息失真，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出现当前的困境，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在体制上需要解决权责分明的问题，要把解决众多问题的决策权下放。要把更多的决策权交给当事人，由当事人协商达成共识后解决，并对因未能有效决策造成问题扩大的当事人进行问责。
　　 广义地说，每个与教育相关的人都是教育当事人，事实上不少家长、学生、教师面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疲倦，有些人只好无奈选择用脚投票。面对众多的教育问题，“等靠要”不是解决之道。对于那些理所当然、力所能及应该解决的问题，就应该拿出点“义不容辞”的精神来，一刻也不能等。政府主管部门要真正把事情担起来，敢于“闯改创”，为各地的教育事业办好一件一件实事。当然，这道理，又岂是只适用于教育领域？（储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