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8日，周恩来在北平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指1946年1月由国民党政府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政协会议，旧政协达成的协议在当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撕毁了。
　　从旧政协到新政协，正可用毛泽东的诗句“换了人间”来形容。如今70年过去了，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才发现，一个“新”字，囊括了革命先辈们流血奋斗的历史，也展现了面向未来、团结合作的期盼。

“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

　　时间回到1945年。尽管时局仍笼罩着阴云，但谁都能看出，距离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几乎是同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召开，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说的却是：“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这种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7月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飞抵延安，希望促成国共商谈。黄炎培在他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了这次会面带来的希望：“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
　　在举国期盼中，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重庆谈判。
　　这是一次复杂而艰苦的谈判，持续了整整43天。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向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在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说了几声“很公道”，并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
　　从8月30日到10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密集会见了宋庆龄、于右任、孙科、覃振、冯玉祥、戴季陶、白崇禧、陈立夫、柳亚子、吴稚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邹鲁等人士。

“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

　　重庆谈判最后达成了“双十协定”，旧政协正是基于这一协定而召开的。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国共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为了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主动让步。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原本商定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但民盟酝酿推选代表时，原本包括在民盟内的青年党却要求5个名额和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这让民盟很是为难。周恩来同各方面反复磋商，最后打开僵局，民盟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单位有5个代表。为了保持民盟的9个席位，中共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名额总数增加两个。
　　1946年1月10日，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如期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决议。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很大让步，周恩来在回答记者乌特莱女士提问时谈道：“例如通过的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颇多的出入……在改组政府上，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据边区经验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会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多数……”
　　这个政协决议在人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中国的和平、民主和建设的开始。但是，它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就在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已经在场外进行破坏。当时，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每晚邀请政协代表讲演。1月16日晚，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话时，国民党特务就在台下起哄，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17、18、19日三晚，捣乱升级，直至大打出手。26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被国民党军警宪兵搜查。政协闭幕后，2月20日上午，重庆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群众近万人，周恩来也在会场，国民党特务却突然四处喊打，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都被殴打致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 　　较场口惨案发生当天，周恩来等人就被推举为代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却飞到上海避而不见。周恩来等11名政协代表于是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没想到，国民党特务竟将装着子弹的恐吓信寄给周恩来。周恩来将信件交给《新华日报》公布。而国民党特务又组织暴徒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报社多人受伤。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会，严正声明：“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中国停止了内战就是为了求得和平民主建设，政协的一切协议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继续挑衅。4月1日，他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制宪会议”，推翻了政协决议。
　　和平的进程被反复按下暂停键。4月28日，周恩来在出席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时忍不住叹息：“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就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一天，即6月2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吴玉章告何其芳：如果时局再恶化，要设法安排疏散文化界朋友。28日，又电告中共中央：时局一旦突变，我党在外的工作者和民盟及进步分子将分批到解放区。建议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在边沿设接待站。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周旋在国共之间，希望重启谈判。中共也没有放弃恢复和平的希望——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直到这时，中共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
　　1946年10月10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赶到上海，11日面劝周恩来回南京继续谈判，周恩来没有坚决拒绝。这让梁漱溟颇为兴奋，当天晚上便搭车回南京。谁知，12日一早，车刚到南京，报纸上赫然登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张家口是斗争的中心，周恩来9日在招待报界人士时指出，只要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愿意参加谈判，在与梁漱溟交谈时也强调了这一点。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于11日下午攻占张家口。梁漱溟看到报纸，对等在车站的记者说了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这种情况下，第三方面的一些人士仍抱着一线希望，想从绝境中挽救和平。10月15日，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一同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重去南京。周恩来愤慨地把共产党对张家口问题早已提出的严重警告，以及半年多来中共所作的种种让步和委曲求全的经过，向他们说了一遍。他虽然心情激愤，但对第三方面代表的态度仍然是热情的。
　　为了不让第三方面人士失望，周恩来最终和他们同去了南京。1946年10月21日，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李璜、左舜生、曾琦、胡政之、郭沫若、陈启天、余家菊等回到南京，准备继续谈判。渴望重见和平的人们对这次南京谈判期望甚高，各报都大张旗鼓地刊载消息。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接见他们总共只有8分钟，仅仅表示由孙科做代表商谈，之后就飞去台湾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蒋的离开，让人们心里凉了大半截。而会谈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又攻占了东北解放区的安东，毫无谈判诚意。无论第三方面人士如何求和心切，谈判也是无法进行了。11月19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下令11月召开“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国大”是政治的分裂，违反政协协议，中共拒绝参加。但第三方面一些人士对国民党政府认识不清，有意愿参加。11月12日，尚在南京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出席了第三方面人士会议。周恩来说：“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现在国民党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现在有人要去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接受中共劝告，勾去参加“国大”的签名。11月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除青年党、民社党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分未参加。

民主精英由5人小组密送北上

　　1948年5月1日，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再次召开“国大”，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有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热烈响应。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通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通电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符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关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时致电毛泽东：“大计亟宜早定。” 　　这一至关重要的通电，在7月中旬由潘汉年报告中央。周恩来马上作出安排，7月31日致电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俚岛及由俚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意见。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电，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讨论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次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身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等民主党派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奔走相告。彼时，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住在92号，相隔不远，经常往来，他们力促新政协早日召开。

　　为了将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同时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西柏坡，周恩来费了很大力气。最初，他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但英当局答复不可能。于是，他选择了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的海上通道。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人包括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乘坐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为安全起见，他们行李先上船，自己只带一个小包离家，以避开国民党特务。9月12日，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启航北上，经过16天航行，在9月27日抵达朝鲜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在罗津港迎接。29日到达哈尔滨，蔡廷锴写信到香港报平安，并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快北上。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11月23日启程，从香港开赴大连。他们中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为了保密，一直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回忆录的郭沫若提前赶出一批文章交给报社，这些文章直到12月5日才刊发完，那时郭沫若离港已经10多天了。
　　送走两批人后，周恩来再次电告钱之光，提醒他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第三次行动要更加谨慎。12月27日启程的第三批人士中，有民革主席李济深。
　　在中共中央列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邀请名单中，李济深在第一位。他是当时国共双方都想争取的力量，白崇禧曾写信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这样的重要性，让港英政府在李济深寓所对面租下了一层楼，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因此，他要秘密离港，更需周密计划。中共的5人小组经过研究，决定在圣诞节次日夜间安排李济深上船。
　　12月23日，《华商报》代总编辑杨奇接到任务，负责将李济深等人护送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12月26日晚，李济深的寓所里热闹非常，正在宴客，对面的特工也放松了警惕。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就悄悄出了家门，一辆小轿车迅速开来，将他送到了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晚上9点，在岸边观察的杨奇确定安全，才通知邓文钊将李济深等人护送过来。李济深一行航行了12天，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才放心。
　　1949年元旦过后，《华商报》一则题为《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的消息，令国民党特务如梦初醒。人数众多的民主精英就这样在监视下秘密离港。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过程中，始终如一地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共同负责，充分展现了对多黨合作的诚意，使新政协成为一次由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盛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