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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人性化等问题日益受到学校管理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与思考。“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因此，学校决策问题已成为探索学校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当前来看，学校决策民主化是我国学校管理改革中亟待加强的内容。学校决策民主化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丰富的，其中参与决策是核心。在学校决策过程中，参与的主体是比较多的。其中，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又是学校各项决策的最直接实施者，因此，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可以优化学校的组织气氛、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改善教师和领导的关系，也可以提高学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程度，有利于学校决策更好地贯彻实施。因此，加强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对于提高我国高校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_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方式
第一，在学校决策过程中，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手中，教师基本上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一般来说，属于这种情况的学校通常没有教代会或虽设有教代会但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学校的重大决策基本上由书记、校长或以其为首的校领导班子作出，教师基本不参与学校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参与水平是最低的，他们往往没有参与决策权，也没有正式的、明确的途径参与学校决策，只是被动地接受学校领导作出的决策。这既与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不符，也与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相违背。
第二，在学校决策过程中，教师有一部分参与决策权，他们主要通过教代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这种情况在我国当前的学校管理实践中较为常见。不少学校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在学校内部确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设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教代会本身的主要职责并不在于保障教师参与学校决策，而且教代会召开的次数有限，因此，教师通过教代会参与学校决策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三，教师可以通过教代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也可以通过学校设立的专项工作委员会等形式，对学校某方面工作进行决策。这种情况下，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有所扩大，参与决策的途径也有所扩展。学校的教代会可以为教师提供参与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一些生活方面问题的决策的机会，而专项工作委员会则可以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为教师提供参与学校一些重要决策的机会。在我国当前的学校管理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是，部分高校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教师参与决策的方式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学校决策的质量，对于学校管理效能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
上述三种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方式在我国当前的高校管理实践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学校决策中教师参与水平较低，这种状况已经对我国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强教师对学校决策的参与，提高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进而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和教育质量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
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管理学者韦尼·霍伊(WayneK.Hoy)和约翰·泰特(JohnC.Tarter)于1995年提出的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系统地阐述了下属参与决策的有关问题，此模式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霍伊和泰特认为，管理者经常被告诫要让下属参与决策，但问题是：何时应请下属参与决策?如何参与?“可接受区”是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可接受区”状态下，下属会简单地接受管理者决策而不必参与。在“可接受区”之外，则要求下属参与决策。如何确定下属是否处在“可接受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下面两个问题来寻求答案：第一，下属是否与决策的结果有利益关系?第二，下属是否有对决策作出贡献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属于“可接受区”之外，意味着将要求下属参与，他们的参与会提高决策的质量。在确定“可接受区”状态的同时，管理者还必须关注下属人员与组织的目标一致性问题，因为这也将决定下属参与决策的质量。所谓目标一致性问题，就是指能否确定下属会从整个组织的最优利益出发参与决策?如果一致，要取得“最优决策”就应让下属参与。如果有冲突，下属的参与应该受到限制。如果下属只与决策有利益关系而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参与应是受限制的偶尔参与。这种情况下的参与是为了减少对立，教育参与者。如果有过多的参与，他们会感到被操纵而有疏远感，因为他们的真实愿望可能未被满足。如果下属有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没有利益关系，当管理者想通过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提高决策水平时，下属的参与也应是受限制的偶尔参与。因为参与者如果没有利益相关，他们的热情很快会消退。他们会抱怨“这不是我的工作”，从而降低决策质量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下属既没有利益关系又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为决策作贡献，如仍被程序性要求参与决策，管理者反而会自设羁绊。为什么让一个既不关心又不能提供帮助的人参与决策呢?
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基本思路
通过对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模式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同时也可以为推动学校决策中的教师参与提供具体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尝试以该模式为基础，结合院系民主管理实践，摸索总结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基本思路：
第一，高校在决策过程中，并不是每项决策都一定需要教师的参与。依照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的观点，对于教师来说，都有一个决策的“可接受区”，当学校某项决策既与教师的个人利益无关，又与教师专业知识无关时，教师可能对此项决策漠不关心，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学校领导的决策。北航为实现学校的战略发展远景目标，正在全力推动学校的外语教学改革。新一代的外语教学改革，是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技术，较大幅度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转变为以教师答疑解惑为主，同时重点抓好尖子生和后进生的培养。由于改革是以信息网络平台为基础的，因此涉及大量的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的采购。设备采购对于教师来说，既与个人利益无关，又不具有专业知识，如果一定要让教师参与决策，可能会引起教师的反感。此类决策，最好是由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来完成，决策作出后告知教师即可。
第二，当学校某项决策处于教师的“可接受区”之外，学校领导要分析此项决策的性质，再决定是否请教师参与、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等问题。如果决策与教师的教学 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但与教师的个人利益不一定有密切联系，也应当请教师参与。在北航的外语教学改革中，网络平台的建设非常关键，该平台突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管理和信息反馈，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管理过程数字化，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师进行教学管理。此项工作与教师个人利益没有联系，但教师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教师的参与，最后设计出来的网络技术平台很有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导致教学改革的失败。在类似的决策问题上，教师拥有“专业权威”，他们的意见对于决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参与是必要的。
第三，如果学校的某项决策与教师的切身利益有关，但教师不一定有相关的决策知识和技能，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请教师参与。如果这类问题的决策由少数人作出，教师会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会怀疑决策的公正性而产生对立情绪，进而影响到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也会影响到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北航为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全校推行了关键业绩指标(KH)绩效管理改革。对此绝大多数教师并不具有相关的决策知识和背景，但考虑到绩效管理改革与教师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学校在决策过程中通过教代会、教授会、中层干部联席会、教师座谈会等方式让尽可能多的教师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参与决策。
第四，教师对学校决策的参与程度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依据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是分不同层次的。在决策过程中教师应参与到何种程度，是全体参与，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是向多数教师或少数教师征求意见，然后由学校领导作出决定，还是教师完全不参与，由校领导单方面作出决定后通知教师，并没有唯一合适的选择。北航在推行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教师的参与程度，但由于存在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中所说的目标一致性问题，教师无法从学校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问题，因此绩效改革方案还是由学校最终确定。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大教师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北航有效地向教师宣讲了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得到了教师的理解和支持。
第五，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方式应具体分析。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可以通过座谈会、讨论会等方式对决策产生影响。对于一些重大的专业问题的决策，学校可以组织成立由部分教师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有关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委员会的构成教师是有充分决策权的。对于关系到学校整体工作的决策，学校应通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教职工大会让教师充分地参与决策。北航在推行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方式让教师参与决策。更高层次的教师参与是学校成立学校董事会，教师代表占有一定比例，凡有关学校的重大决策，教师代表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当然，这种形式在我国目前的高校管理实际中暂时没有普遍实施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有效的学校决策方式，可以在小范围内加以尝试。
第六，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过程中，学校领导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对学校领导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学校领导者首先要有民主意识，尊重教师参与决策的权利和专业权威；其次要为教师有效地参与学校决策创造一定的条件。在面临特定的问题情境时，学校领导要分析问题的性质，确定由谁来参与、如何参与等事项，同时要对整个决策过程进行设计和安排。在具体的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学校领导者在不同的教师参与情况下，其角色也应各不相同，有可能是整体协调者，也有可能是游说者、教导者、指挥者。学校领导应如何正确引导、组织教师参与决策要取决于实际情况。“十一五”期间，北航对学校定位、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战略调整，先后召开了各个层级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同时，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及其他校领导带队赴各个院系调研，充分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最终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
随着高校管理改革的不断发展，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性化已成为高校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加强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作为学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高校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
第一，在学校决策过程中，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手中，教师基本上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一般来说，属于这种情况的学校通常没有教代会或虽设有教代会但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学校的重大决策基本上由书记、校长或以其为首的校领导班子作出，教师基本不参与学校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参与水平是最低的，他们往往没有参与决策权，也没有正式的、明确的途径参与学校决策，只是被动地接受学校领导作出的决策。这既与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不符，也与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相违背。
第二，在学校决策过程中，教师有一部分参与决策权，他们主要通过教代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这种情况在我国当前的学校管理实践中较为常见。不少学校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在学校内部确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设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教代会本身的主要职责并不在于保障教师参与学校决策，而且教代会召开的次数有限，因此，教师通过教代会参与学校决策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三，教师可以通过教代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也可以通过学校设立的专项工作委员会等形式，对学校某方面工作进行决策。这种情况下，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有所扩大，参与决策的途径也有所扩展。学校的教代会可以为教师提供参与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一些生活方面问题的决策的机会，而专项工作委员会则可以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为教师提供参与学校一些重要决策的机会。在我国当前的学校管理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是，部分高校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教师参与决策的方式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学校决策的质量，对于学校管理效能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
上述三种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方式在我国当前的高校管理实践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学校决策中教师参与水平较低，这种状况已经对我国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强教师对学校决策的参与，提高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进而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和教育质量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
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管理学者韦尼·霍伊(WayneK.Hoy)和约翰·泰特(JohnC.Tarter)于1995年提出的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系统地阐述了下属参与决策的有关问题，此模式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霍伊和泰特认为，管理者经常被告诫要让下属参与决策，但问题是：何时应请下属参与决策?如何参与?“可接受区”是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可接受区”状态下，下属会简单地接受管理者决策而不必参与。在“可接受区”之外，则要求下属参与决策。如何确定下属是否处在“可接受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下面两个问题来寻求答案：第一，下属是否与决策的结果有利益关系?第二，下属是否有对决策作出贡献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属于“可接受区”之外，意味着将要求下属参与，他们的参与会提高决策的质量。在确定“可接受区”状态的同时，管理者还必须关注下属人员与组织的目标一致性问题，因为这也将决定下属参与决策的质量。所谓目标一致性问题，就是指能否确定下属会从整个组织的最优利益出发参与决策?如果一致，要取得“最优决策”就应让下属参与。如果有冲突，下属的参与应该受到限制。如果下属只与决策有利益关系而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参与应是受限制的偶尔参与。这种情况下的参与是为了减少对立，教育参与者。如果有过多的参与，他们会感到被操纵而有疏远感，因为他们的真实愿望可能未被满足。如果下属有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没有利益关系，当管理者想通过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提高决策水平时，下属的参与也应是受限制的偶尔参与。因为参与者如果没有利益相关，他们的热情很快会消退。他们会抱怨“这不是我的工作”，从而降低决策质量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下属既没有利益关系又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为决策作贡献，如仍被程序性要求参与决策，管理者反而会自设羁绊。为什么让一个既不关心又不能提供帮助的人参与决策呢?
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基本思路
通过对霍伊－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模式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同时也可以为推动学校决策中的教师参与提供具体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尝试以该模式为基础，结合院系民主管理实践，摸索总结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基本思路：
第一，高校在决策过程中，并不是每项决策都一定需要教师的参与。依照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的观点，对于教师来说，都有一个决策的“可接受区”，当学校某项决策既与教师的个人利益无关，又与教师专业知识无关时，教师可能对此项决策漠不关心，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学校领导的决策。北航为实现学校的战略发展远景目标，正在全力推动学校的外语教学改革。新一代的外语教学改革，是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技术，较大幅度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转变为以教师答疑解惑为主，同时重点抓好尖子生和后进生的培养。由于改革是以信息网络平台为基础的，因此涉及大量的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的采购。设备采购对于教师来说，既与个人利益无关，又不具有专业知识，如果一定要让教师参与决策，可能会引起教师的反感。此类决策，最好是由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来完成，决策作出后告知教师即可。
第二，当学校某项决策处于教师的“可接受区”之外，学校领导要分析此项决策的性质，再决定是否请教师参与、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等问题。如果决策与教师的教学 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但与教师的个人利益不一定有密切联系，也应当请教师参与。在北航的外语教学改革中，网络平台的建设非常关键，该平台突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管理和信息反馈，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管理过程数字化，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师进行教学管理。此项工作与教师个人利益没有联系，但教师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教师的参与，最后设计出来的网络技术平台很有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导致教学改革的失败。在类似的决策问题上，教师拥有“专业权威”，他们的意见对于决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参与是必要的。
第三，如果学校的某项决策与教师的切身利益有关，但教师不一定有相关的决策知识和技能，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请教师参与。如果这类问题的决策由少数人作出，教师会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会怀疑决策的公正性而产生对立情绪，进而影响到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也会影响到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北航为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全校推行了关键业绩指标(KH)绩效管理改革。对此绝大多数教师并不具有相关的决策知识和背景，但考虑到绩效管理改革与教师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学校在决策过程中通过教代会、教授会、中层干部联席会、教师座谈会等方式让尽可能多的教师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参与决策。
第四，教师对学校决策的参与程度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依据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是分不同层次的。在决策过程中教师应参与到何种程度，是全体参与，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是向多数教师或少数教师征求意见，然后由学校领导作出决定，还是教师完全不参与，由校领导单方面作出决定后通知教师，并没有唯一合适的选择。北航在推行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教师的参与程度，但由于存在霍伊一泰特参与决策模式中所说的目标一致性问题，教师无法从学校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问题，因此绩效改革方案还是由学校最终确定。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大教师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北航有效地向教师宣讲了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得到了教师的理解和支持。
第五，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方式应具体分析。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可以通过座谈会、讨论会等方式对决策产生影响。对于一些重大的专业问题的决策，学校可以组织成立由部分教师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有关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委员会的构成教师是有充分决策权的。对于关系到学校整体工作的决策，学校应通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教职工大会让教师充分地参与决策。北航在推行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方式让教师参与决策。更高层次的教师参与是学校成立学校董事会，教师代表占有一定比例，凡有关学校的重大决策，教师代表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当然，这种形式在我国目前的高校管理实际中暂时没有普遍实施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有效的学校决策方式，可以在小范围内加以尝试。
第六，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过程中，学校领导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对学校领导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学校领导者首先要有民主意识，尊重教师参与决策的权利和专业权威；其次要为教师有效地参与学校决策创造一定的条件。在面临特定的问题情境时，学校领导要分析问题的性质，确定由谁来参与、如何参与等事项，同时要对整个决策过程进行设计和安排。在具体的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学校领导者在不同的教师参与情况下，其角色也应各不相同，有可能是整体协调者，也有可能是游说者、教导者、指挥者。学校领导应如何正确引导、组织教师参与决策要取决于实际情况。“十一五”期间，北航对学校定位、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战略调整，先后召开了各个层级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同时，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及其他校领导带队赴各个院系调研，充分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最终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
随着高校管理改革的不断发展，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性化已成为高校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加强高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作为学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高校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