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责任意识？医生冯东川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他本是一位普通的儿科医生，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他本来可以像很多人一样选择沉默，却选择了“捅破窗户纸”。
　　很多人赞誉冯东川是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第一人，可他却说自己仅仅是在尽一位医生的责任。2008年已然过去，可是冯东川的名字却被人们记忆在历史的深处。
　　
　　冯东川，这位普通的儿科医生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缘于2008年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从2008年7月开始，冯东川所在的医院——徐州儿童医院连续收治了7名双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并肾功能衰竭的患儿，巧合的是他们吃的都是国产三鹿奶粉。当越来越多的病例放到冯东川的桌上时，他开始敏感地感觉到，孩子吃的奶粉会不会有问题？
　　
　　来自一位儿科医生的疑问
　　
　　面对越来越多的结石患儿，冯东川心里的疑团愈来愈重了。这时，他想到了求助于中华小儿泌尿外科的创始人黄澄茹教授。记者找到了他写给黄教授的那封信。
　　黄教授:
　　您好!我们从7月份开始,连续收治7名双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并肾功能衰竭的患儿。而过去10余年，我们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这7例患儿年龄在四个月至一岁左右。我们通过切开取石和放置Double Pigtails，患儿肾功能均已经正常。其中一例开了三次刀。7例中的6例为人工喂养，巧合的是他们吃的都是国产某著名品牌奶粉。开始我只认为是个巧合。可昨日有人告诉我湖南省儿童医院近几月也有类似情况，而且有16名这个品牌奶粉喂养的患儿已经向当地工商局投诉了，尚无结果。同样的事情出现在南京儿童医院，详见附件。
　　不知道北京那边及其它地区是否还有类似情况。我个人认为和饮食可能关系较大。不知道您对种现象有何看法。
　　奶粉会不会有问题呢？小儿泌尿外科学会能不能做些工作呢？
　　 冯东川
　　在求助信发出后的等待中，冯东川的思维陷入了一种暂时的混乱中。他是一位医生，当如此多的婴儿罹患同一种病症，而病因根据自己的判断又坚定地指向了国产著名品牌奶粉——三鹿奶粉时，冯东川急切地想努力做些什么。但是，做些什么呢？
　　冯东川在日志里如此记载。
　　“我自己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也向领导汇报了。可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今天又出现了两位双肾结石的患儿，一例仅仅是尿出了结石，虽然有双肾结石，但是没有特别症状；另一例则出现了无尿、肾功能不全，已经定于今晚急诊手术。我马上要出发去医院了。今天问了南京儿童医院的朋友，他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某品牌配方奶粉很值得怀疑。我该再做些什么？除了告诉患儿家长最好不吃SL奶粉，我还该做什么？”
　　此时的冯东川犹如行走在孤独的山路中，夜幕笼罩，他急切想寻找到真相的突破口，然而却只能在黑暗中继续摸索。
　　发给黄教授的信函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应，而自己又显然不能够作壁上观。冯东川决定先尽量阻止病人继续服用自己怀疑的“SL奶粉”，继续搜集证据，并积极和同行联系验证自己的判断。
　　冯东川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昨晚和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下，他们居然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也在短短几个月内手术治疗了十几例肾结石、肾衰的病人，而且这些病人几乎都是吃SL奶粉的。现在我劝我所有的病人不要吃SL奶粉了，我希望大家为了孩子的健康，暂时不要给孩子吃SL奶粉。”
　　冯东川一边等待着黄教授的回信，希望引起她的关注，并用严谨的科学测试验证自己的猜测，同时他也在尽力诊治医院里的结石患儿，并劝阻其父母不要再给孩子服用三鹿奶粉。有一次，他努力说服了一位“结石宝宝”的父母，不再让孩子服用三鹿奶粉。在走出病房时，他随手将那几袋奶粉放到了护士站，护士看到后还问前来就诊的家长：“谁家小孩的奶粉忘到这儿了？”直到此时，人们还不知道，三鹿奶粉就是致命的结石源头。
　　前来就诊的“结石宝宝”越来越多了，这让他焦虑不已，他写道：“又是婴幼儿，又是肾功能不全，又是人工喂养。今天上午又做了一例，从左侧肾盂输尿管交界处取出花生米大小的结石，右边以后再取。希望不会有更多的病人。”
　　然而，病人还是越来越多了。就在此时，冯东川终于等来了黄教授的回信。“肾功能衰竭的患儿一般都收到内科，我问内科医生，他说来内科找他的也不少，大概有10多例。有些经腹膜透析、有些经膀胱镜可看到输尿管口喷小碎石，有些则经插输尿管导管排下碎石，没有做‘开刀’的，很快就都好了。我对他说了你们的病例，他说以后再见到类似病例，问问喂养情况，这些小儿都在一岁左右，家境比较差。”
　　显然，自己的发现已经引起黄教授的注意，接着肯定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那么，怎么才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尽快做一个权威性的调查分析呢？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师——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孙宁。在电话中，孙宁一方面对冯东川的治疗方案表示了赞同，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并告诉他将会做一些正式调查。
　　
　　“历史原来离自己这么近”
　　
　　2008年7月25日，调查终于开始了。孙宁委派了他的研究生来到徐州儿童医院开始实地调查。其实，冯东川本打算寄给孙教授自己搜集的样本，然而孙教授却认为实地调查会更好，这种严谨求实的作风让冯东川佩服不已。而北京儿童医院的朋友也反馈来信息，在他们那里肾结石肾衰的患儿也都是吃的三鹿奶粉。
　　进一步调查随后进行。
　　送走了前来调查的研究生，冯东川又重新恢复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就在当周，他在两例双肾结石的患儿在手术中，当着前来调查的北京人的面取出了一枚瓜子大小的结石，而他们也都在吃那个国产著名品牌奶粉。这次共送去北京6份结石样本，冯东川急切地等待化验的结果。样本中的两份由于保管不善，破碎后损失不少，这让他有些担忧，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得到理想的分析结果。
　　截至7月26日，冯东川已经接触了18例“结石宝宝”，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猜测的正确性，他知道自己其实只是等待着一个结果。他决定在博客上记载自己的发现和初步调查，希望以此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冯东川博客中所描述的患儿症状，以及呼吁大家重视国产某著名品牌奶粉的言论也开始在网上被疯狂转载。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上留言揭露，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来揭示事情的真相。
　　冯东川的呼吁终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最初关注这一事件的《东方早报》将三鹿奶粉的名字印刷在了报纸头版上，并第一次向公众公布了三聚氰胺这一陌生的名词。三鹿、三聚氰胺、“结石宝宝”，事实真相的盖子被逐渐揭开。这让冯东川意识到事情马上就会有结果了，他在这一天的日志中写道：“我的第20例喝SL奶粉双肾结石、肾衰竭的患儿在手术后终于病情平稳了。这也是所有病人中最重的一例。近日，不断有各方面的消息提示媒体已经关注这件事，尤其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我的感觉告诉我，这件事要有结果了。希望所有为此受伤害的孩子能得到补偿，虽然伤痛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然而，就在冯东川预测将有结果的时候，一件事情让他愤怒了。他发现自己在国家质检总局关于三鹿奶粉的投诉怎么也找不到了，愤怒的他将邮箱里收到的关于当时投诉的信息反馈放在了博客上。上面是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自己的回复“您提交编号：20080724-6021-28494的问题已经回复”。他觉得似乎有什么被隐藏了，或者有人在故意推卸自己的责任。
　　随着病人的增多，冯东川的工作也越来越忙，他每天都疲惫地处理着越来越多的结石手术。此时，北京传来了好消息，冯东川苦苦等待的结石化验结果出来了，而其中的主要标本就是采用的自己选送的6块结石。在分析化验报告中，三鹿奶粉的名字赫然在目。
　　回溯揭露三鹿奶粉的日日夜夜，冯东川经历了最初的怀疑，再到确定是奶粉出了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情，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使他迥异于决定沉默的医生与知情者：他在博客上坚持公开自己所了解的真相，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网站上留言质疑，寻求对结石的权威调查，他试着通过各种途径尽快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伴随着事件的发展，冯东川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通往真相的路也许就一条，然而阻止真相曝光的路却有很多。他不但履行着医生的责任，把病人治好，同时还在履行着一个公民的责任，试图以一己之力将这件事披露出来，这犹如走钢丝，相较于把握风向和绳索平衡更难的是面对危险的无所畏惧。也正是缘于冯东川作为医生，提出了专业的证据，才给后来的媒体报道，包括卫生部的判断都提供了很大的佐证。
　　历史上有很多大人物，而真正的历史却是被无数个小人物推动的。冯东川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小人物，在揭露三鹿奶粉的那段日子里，他改变了历史的轨迹，推动了历史前行。正如同冯东川自己所说：“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原
　　来离自己这么近。”
　　
　　一切只为“结石宝宝”
　　
　　是什么支撑着冯东川坚持不懈地揭露这件事？对于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谈到自己，而是更多地谈到了那些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
　　其中最让冯东川感动的是一位“结石宝宝”的父亲。他50多岁了，从小便是孤儿，幼儿时在一年冬天由于无人照顾而冻坏了双脚。这位父亲的脚给冯东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相对完好的右脚穿着破旧的解放鞋，左脚是用泡沫板和轮胎自制的鞋子，因为左脚已经穿不下正常的鞋子了。
　　“结石宝宝”的母亲是一位智障人士，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弟弟住院期间，女儿一个人在家照顾智障的妈妈。这位父亲说：“闺女学习很好，是小队长呢。现在做饭炒菜都会。”冯东川很同情他们这一家，而这位父亲所表现的乐观，面对困难的坦然又让冯东川十分感动。
　　还有更多贫穷、普通的病人家庭让冯东川体会到一种责任的深沉，从他们眼睛里，冯东川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2008年9月21日，冯东川说这是2008年最让他感动的一天。那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就下楼了。楼下放着那位父亲送来的用装化肥的蛇皮袋装了满满一袋子的花生，带着泥土的花生。门卫说送花生的人叫老孙。
　　那一刻，冯东川突然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
　　有记者问他：“你要公开，就意味着你要触动一个非常大的利益集团，你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式，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你选择公开，就意味着把你暴露在风险当中，为什么要这么做？”
　　冯东川回答：“因为这个奶粉事件其实是不可以回避的，迟早会有第一个人站出来，把这件事情披露。”
　　冯东川勇敢地做了这第一个。相对于风险，相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冯东川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支持着他，那就是那些像老孙一样最朴素的支持者。同样让他感到支持的还有中央电视台。在三鹿奶粉曝光之后，冯东川成为了2008CCTV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
　　冯东川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很意外当选2008CCTV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第一次感觉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分子。想来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不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吗？近两天不断有同事、朋友等问我关于被提名的感想。我想我被提名大概可以反映出几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反映出奶粉事件对于奶业乃至整个中国食品业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反映出大家对我们某些工作的认可，另外也反映出普通人的普通工作也可能‘照亮中国经济’。”
　　但是，冯东川的落选也同样出人预料。很多人问他对落选有什么感言，这位一向严谨的医生套用了一句很著名的广告词，稍显戏谑地表达自己了想法：“2008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有20位，但是公益奖候选人只有三位。2008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有15位，但是公益奖得主零位。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进行了9届，但是公益奖空缺只有这一届。”
　　现在的冯东川除了正常工作，就是为那些“结石宝宝”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最近，一些信任他的人都把捐款寄到了他那里，他正积极转交这些善款，其中就有寄给那个老孙的善款。
　　冯东川在博客上细心地感谢所有通过他捐助的人，感谢他们的信任。他在一篇博客的最后表示，转交善款的收条将会在博客中发布。他总是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又有几个能真正做到这最低限度的平凡呢？
　　没有人天生懦弱，也没有人天生勇敢。每个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多数人“自利倾向”抑制了本应担当的那份责任心。冯东川只是一位普通医生，可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结石宝宝”时，这位普通医生的心颤抖了，他勇敢地做出了注定使他不再普通的决定。
　　冯东川的行为已然具备了太多的公益性。对一位医生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越位”。而这种“越位”也许正源于制度的某种缺陷，正是这种缺陷迫使他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和人体一样，当眼睛不好时，耳朵往往特别灵敏。这也许是冯东川被视为英雄的某种悲哀之处。
　　冯东川在2008年的中国无意间成为了一位诊治社会病症的医生。诚然，冯东川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