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四十年代，密山渡的卫家人开始摆脱以往的清贫生活，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三叔公跟我回忆过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筵席，是他的爷爷去世的时候。那是40年代初。“每天吃的流水席有一百多桌，吃了三天三夜啊，这么大的场面，首先家里得有钱，而且去世的人受人尊敬。”
　　当时家里有将近三十口人吃饭。如今家住广州的姑奶跟我说起过当时吃饭的场景，“至少摆两桌，好热闹。”但这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一家，我奶奶生前说过，原本想着是嫁入了富贵人家，但每天的劳动却相当辛苦。
　　我爷爷是他那一辈人中的老大。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穿着背带裤，意气风发。他喜欢戴一块日本手表，骑一辆德国自行车。
　　但在1984年初，66岁的爷爷带着3岁多的我在通往家乡的路上，意气风发早已不再。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个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人，三叔公给我的感觉相似，那时候，他會从16里以外的密山渡挑着两大筐腐竹到县城售卖。80年代初，生意这件事情，又回到了集市上。这是30年前的卫家人熟悉的事情。这30年来，三叔公在乡下过得不容易，各种运动都少不了他，尽管他几乎时刻保持沉默，但家庭成分决定了，他即便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是有罪的。
　　对待所谓的地主家，有许多欠妥之事，公社时期，普通人杀了头猪，一半交给食品公司，自己家可以留一半，但是“我们家杀了一头猪，除了交一半给食品公司，另外一半在大队上还要分一次，最后分到自己家的就一小块”。三叔公说。
　　八叔公保留着一张密山渡革委会在1970年开的罚单。被罚款的理由是：大办酒席。当时是我三姑奶（爷爷的三妹）结婚，家里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家里穷得叮当响，怎么可能大办酒席呢？”八叔公说。被罚金额是31块2角钱，罚款都没办法凑齐，只好向别人借。
　　在密山渡生活的八叔公一直未婚。未婚的还有七叔公和九叔公，他们在适婚的年龄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人敢嫁给他们。九叔公过去的一年从密山渡去往四川成都照顾身体不好的四叔公。就在春节前几天，四叔公在四川病逝。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在四川采访完之后，去看了四叔公。今年原本打算重访灾区时，再去看他，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刚工作的时候，在南宁待了4年，有一段时间住在南宁的二叔公家，二叔公去世的时候，我从遗物里看到一封四叔公当年从甘孜寄给二叔公的信。四叔公曾经在四川藏区工作多年，他曾经兴奋地向我形容贡嘎山的壮美。他们都是从密山渡走出去的人。他们那一辈读大学的人很多。二叔公、二姑奶读的是中山大学，四叔公读的是广西大学，五叔公读的是东北工学院，六叔公读的是南京大学。同一辈人里这么多人读大学的，在密山渡，至今没有出现第二家。不要说下一代，七叔公之后的几位长辈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大年初二，我去到了密山渡村。敏燕姑姑和他的儿子陈卫，还有陈卫的女儿陈智涵也正好回到密山渡三叔公家拜年。这是四世同堂的一刻。1984年参加了敏燕姑姑的婚宴之后，这30年里，我没见过她几次。她从密山渡的江边嫁到了月城的江边。去年，月城的江边新建了码头，农事之余，她会去那里做些事情，赚些钱。乡村生活很乏味，打牌赌钱是许多人的选择。“怎么才能把赌博给禁了呢？”敏燕姑姑气愤地说。因为丈夫嗜赌成瘾，夫妻间经常吵架，他们在前些年离了婚，但离婚之后，他们仍然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带孙女。这也算是中国式离婚的一种吧。
　　敏燕姑姑一直心怀遗憾的是当初自己没有上过多少学。她在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再继续学业。“我读书的成绩不错啊。”在那几年小学的时光里，她最害怕的是去报名。“那时候报名，是要填家庭成分的，每次填那一栏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
　　大约30年的时间里，这个大家族的人都因为家庭成分而抬不起头来。大学毕业后在山西工作的五叔公有20年的时间未曾跟密山渡的家里人联系，大家甚至以为他早已过世，70年代末，他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父亲曾经是家里出差最多的人，1984年，他去山西出差时，才跟五叔公联系上。
　　六叔公今年没有回密山渡过年，因为之前九叔公到四川照顾四叔公去了，而六叔公腿脚不便，以前回乡都是九叔公照顾他。去年，我在密山渡见到六叔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加拿大过年，他没有去，他一个人回到了密山渡，和几个老弟弟过年。我第一次见六叔公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了，那是叔叔家建了新房子，好几位叔公都来了，那大概是1949年之后，几位叔公辈的人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我当时跟二叔公聊了很久，他喜欢谈国家大事，对于家族的许多问题，他回答得不多。
　　我在南宁工作的时候，跟二叔公交流挺多。他们那拨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内部传阅的小报，主要的编辑联络工作由二叔公负责。我在这份小报上看到过前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杨木、《红旗》杂志的牧惠等人写的文章，他们是二叔公的大学同学。这份小报的回忆文章写得最多的是他们当年在中山大学参与共产党地下学生组织的活动。二叔公因为闹革命，大学未毕业便逃到香港，后转往东江纵队。再后来，他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参加了土改。他为了一个新制度的建立不惜牺牲生命，但当他在外地得知自己的父亲（我的大太公）在家乡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镇压时，他感到痛苦和不解，这就是革命的后果吗？
　　二叔公很少回密山渡，如今，他是密山渡山上的一座坟头。五叔公的坟也在同一座山上。我爷爷的坟在县城的一座山上，面朝着密山渡的方向。我和爷爷最后一次一起回密山渡是参加三太公的葬礼。那也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婚丧嫁娶的事情，才让故乡的距离更近一些。
　　将近三十年前，敏燕姑姑结婚一年后，生下了陈卫。在陈卫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却先进了监狱。入狱的原因，敏燕姑姑都说不清楚。据说当时的人们传言有飞机空投钞票，有一位村民捡到了钱，陈卫的父亲觉得这些钱见者有份，跟着别人把这位村民给绑了，但也没得到钱。他以抢劫罪被判刑8年，6年后提前释放。这如今听上去简直就是一部荒诞小说的内容。陈卫人生的前6年是没有父亲的，我还记得小时候见到他的样子，小胖墩一个。大年初二，在密山渡，隔了二十多年，我才又见到了陈卫。他现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
　　家族里的人一大困惑是，卫家人是怎么走到密山渡这个村子里来的？一个不是很确切的说法是，我们这一脉卫家人是从广东东莞过来的。如今在广州生活的二姑奶告诉过我，她在中大上學时，还向东莞的同学打听过，东莞还真是有卫姓聚居的地方。
　　当这个问题悬而未绝时，许多卫家人又到广东打工了，包括东莞。我是今年年初到东莞采访篮球教练尤纳斯时，才第一次到了东莞——这个可能的故乡。开年会的时候，还在东莞住了一晚上，早上醒来时，看着窗外的山林，我的心中有种苍茫感，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家族的命运，曾经和这里有关？
　　陈卫给我讲了他在东莞打工的经历。“我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陈卫说。他很内向，说话柔和。敏燕姑姑认为这和小时候他父亲不在身边有关系。陈卫在东莞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休息两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再工作到晚上8点，过的是朝八晚八的工作。“我们就像机器一样生活。”过年这几天假是一年之中难得的闲暇时光。他会比较到底是进大厂好还是进小厂好。“我上网查过富士康的资料，40万人的厂啊，跟我们县的人口差不多。小厂有人情味。”他留在了小厂里。
　　还有许多年龄相仿的密山渡亲戚在广东打工，比如卫青（他和那位汉代大将同名），他是我的一个堂弟，在深圳打工，做苹果耳机的一个部件：灰色的圆环。陈卫的妻子做过耳机的内部零件，陈卫则做过耳机连接器的模具，他们就这样成为了世界工厂的一部分，生产出销往全世界的商品。弗里德曼说得真对：世界是平的。 　　陈智涵快5岁了，她充满活力地在村落的各户人家间奔跑，在过去的两年里，她跟着她奶奶——敏燕姑姑——生活，在县城里的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过完年后，她将跟着父母去东莞。“幼儿园找好了，离工厂不远，一个学期要五六千块钱，这已经是便宜的了。”这只是上幼儿园，但往后小学、中学呢？
　　年过六十的敏杰叔叔是三叔公的大儿子，他在广东打工多年，回到密山渡，年龄大了，工作不好找，体力也很难吃得消。他是最早那批到广东打工的人，如果我们卫家人真是从广东来，他又回到了曾经的故乡，却无法在那里停留，他又回到现在的故乡，准备就此老去。
　　更多的亲人仍像候鸟一样往返于两广之间。敏忠是三叔公的小儿子，敏忠叔叔一家之前去得最多的打工之地是广东九江。去年清明节回密山渡扫墓，中午在三叔公家吃饭，我发现用来盛啤酒的玻璃杯是“九江双蒸酒”，这是敏忠叔叔一家在九江打工时，喝了酒之后，不舍得把玻璃杯扔了，带回了密山渡。当时我拿着那杯盛着啤酒的九江双蒸玻璃杯，心情复杂。
　　喝九江双蒸是新人加盟《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仪式”。这个传统的发明者是我现在的同事方迎忠。他当年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提出让新来的同事喝九江双蒸，以示入伙。我问过方迎忠，为什么要喝九江双蒸呢？作为广东人的他说，这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岭南文化。但大多数喝九江双蒸的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文化，而是那一股轮胎味。九江双蒸成了难喝的象征。但在敏忠叔叔一家那里，九江双蒸既不是文化，也不是难喝的入伙酒，而是日常的生活。
　　大年初二，中午吃了油茶、假粽、水浸粑之后，我和三叔公、敏燕姑姑、陈卫、陈智涵去老房子门口转了转。三叔公一直想知道，这老房子能拿回来吗？他问了几十年也没有答案。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法学专家关于产权问题的讲座上，我曾经想举手，替三叔公问这个问题，但在我之前，有一位老人举了手，他问的也是他们家的地能拿回来吗？他随后出示了清朝乾隆年间的地契……我没再举手提问。
　　那座建于1936年的房子看上去还那么牢固结实。“你看，这个房间是你爷爷奶奶当年住的地方。”三叔公对我说。我在想象爷爷奶奶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他们后来到县城里生活了，再后来，县城里的房子抵了税，乡下和县城的老房子都不再属于我们家。
　　“你再看那个窗口，当年日本人来的时候，从这里爬进去，拿走了我们家的一个钟。”三叔公指着窗子说。日本人在村里待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之后幾年，三叔公说那是家里难得的好日子，吃年夜饭的家人最齐了。三叔公还记得其中一年的春联是：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年夜饭前，祭拜完祖先之后，开始燃放鞭炮，大家想着战火过去，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可是，那几年的春节过后，这一大家子人再没聚齐过。
　　午饭和晚饭之间的时间，家中的亲人在门口的空地打牌，我站在楼上看着他们，水泥地残留的水渍让他们像是坐在云中。这几代人迁徙于此也不过百年，但这一百多年来，时代仿佛一场飘渺不定的赌局，一次次洗牌，一次次重来。
　　几代人的故事，看上去也竟如同夜宴一般，来去都那么随意，难于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