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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俄罗斯的第四天，我们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询父辈的档案，这是我们此行俄罗斯“寻档”之旅的重点。
上午8点半，我们一行人早早来到档案馆。档案馆位于莫斯科市城区闹中取静的一条小街上，大楼庄重，朴实，大楼顶部的前檐上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幅头像。进入馆内，我看到档案馆房间宽大，简朴，静谧，为查阅档案方便，一人一张桌子。档案馆的俄罗斯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已将我们父辈的档案大多准备好，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也派干部前来协助我们工作。
父亲的3162号档案袋
我们按顺序排队，听着叫档案编号，之后在借阅单上签字，领取属于自己查阅的那份档案。我相信，我们在排队领取档案时，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激动不已。
领取3162号父亲的档案袋后，我把檔案袋放在一张桌子上面，轻轻坐下，面对父亲的档案袋，我的心口怦怦在跳，我沉住气闭上眼睛，没有急于打开档案袋，心想，80 多年来这份档案可能没人动过，在当时苏联的体制下，父亲本人肯定没有看过。父亲也绝不会想到，当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走遍全国各地最终到北京，工作调换了七、八次，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会来莫斯科查阅他青年时代的档案。这份档案里会有什么秘密？又会怎样记载着父亲青年时代的足迹？
静默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份档案袋。细细看来，档案资料95%左右是俄文，我看不懂，只有5%左右是中文，档案里的文件还有蓝色、黄色、红色、浅灰色等多种色彩。我请俄文好的李先生帮我看看，档案资料大体上有哪些内容，他认真地翻阅后告诉我，档案资料内容基本上分四大块，分别为父亲手写的俄文自传，学生履历表，个人申诉信和申请书，莫斯科“东大”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校鉴定书或评价书。我和李先生一同细心地数了两遍，包括小纸条在内，父亲的这份档案资料共有147页。
我的同伴们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他们的父辈的档案资料。李先生告诉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将为我们每一个人精心复制一份父辈的档案资料。
我专注父亲的档案资料，在我能看得懂的5%的中文资料里，父亲1930年8月回国前填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履历表——在“国内工作经过”一栏中，父亲填写“1922年至1924年为陕西学生总会主席，1924年为陕西三原县团的地方书记，1925年代表陕西学生总会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组织我党三原地方支部并为该地方书记”。在“来莫的年月与所来的地域”一栏中，父亲填写“1926年七月因三原当局通缉，潜逃至上海，十月十日中央派赴东大来学习”。在“学校工作的经历”一栏中，父亲填写“在东大时，1927年上半年为教务班长，下半年为东大学生会中国班代表并兼笔译工作”。在“回国工作的方向”一栏中，父亲填写“回国后愿做党的宣传工作”，在“其他”一栏中，父亲填写“回国以后，听候党的支配，如不回时，希望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军事政治学院更好”。
在父亲的档案资料中，我的新发现且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在履历表中填写“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二军工作”，他还用俄文和中文多次向上级写信申请要求转学到军事院校学习，其中在1928年4月底刚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用中文写了一封申请信，摘录如下：
“党的支部局：
关于我要求转学军事一事，我还有以下的意见：
在今年四月间在东方大学时，我即向党部和教务处坚决请求在下半年我要转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党的书记和教务长曾口头面允；自东大中国同志合并过来后，在本月二十日由东大转过来的同志的大会上，学校秘书（名字忘记）曾询问在东大要求过要学习军事的同志，我当时举手报名，但未指出我究往何种学校比较适宜。此地关于军事对中国同志重要和我要学军事的志愿，恕不说及。现当党部还未决定前，预先应说明的，即尽可能的允许我下半年转往军事学校并且是军事政治学校……。
我希望党部能完满的允许我的要求！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克里温（俄文）（学号968）
1928年”
留苏学生不易做
父亲请求调往军事院校学习的理由之一是他曾在“国民二军做过宣传工作”，国民二军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由陕西靖国军演变而来，是冯玉祥、胡景翼领导的在陕西、河南活动的部队，当时中共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曾与胡景翼多次见面，十分重视在国民二军的工作，苏联政府曾给予国民二军重要援助，共产党员刘天章、王若飞、肖楚女等曾在国民二军工作。
有资料显示，父亲在信里所说“此地关于军事对中国同志重要和我要学军事的志愿，恕不说及”，我想应该是指1926年10月他赴苏联留学不到一年，国内便发生了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随之而来的“八一”南昌起义，这两件大事使在苏联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受到很大震动，中国留学生内部发生激烈论战；中共的留学生认识到学习军事知识和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莫斯科上级党组织经慎重考虑，没有将父亲调往军事院校学习，可能，当时迫切需要有人在“翻译班”尽快翻译出教材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苏联留学回国后，父亲最初在唐山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之后他去上海接替胡愈之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继而又成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的总编辑，终其一生，父亲大都在文化领域工作，如果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上级同意父亲的请求，调他去军事院校学习，父亲回国后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
在父亲的档案资料中，还有一个新发现且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当年的“反对派”、“托派”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为我父亲“作证”，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汉字写的还很工整、漂亮，兹摘录如下：
“清党委员会：
今天我听得有人在同志的清党会上说及克里温（俄文）同志也是一个反对派组织中的一个，这个话的来源说是李平同志说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被人家无事实的污蔑呢？！我是一个反对派组织中的一个，在我在这个组织中的时候，始终知道他不是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同时，我以前曾有几次与他的谈话，他每次都反对我的言论，批评和劝解我的错误处。在这次清党过程中，他因为过去同我谈话的经验，觉得我的观点是有托氏主义的倾向，劝我自首，批评我的一切错误，对我转回党来，他尽了很大的作用，终于使我知道我的错误而自动的回党中来了。因此我很诚意以事实的证明，担保他绝对不是加入组织者的一个……。无事实的冤枉一个同志，或者有别的用意，请委员会特别注意和调查这件事情。此致 XXX 革命的敬礼！
1930年2月11日”
这封“证明信”，是1930年2月也就是父亲从苏联回国半年前写的。自1927年联共中央逐步展开“清党运动”，这也波及到到中国留学生。如果被查出是“反对派”、“托派”分子，轻则处分，重则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父亲晚年在回忆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清党”运动时写过这样一段话，“联共不讲政治思想教育，所以也就不懂得‘整风’。他们是‘清党’。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进行‘清党’，如1921年，1929年底到1930年初。后面这一次清党运动，在‘中大’也进行了。我在‘中大’翻译班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清党’的方法是：全校成立清党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上级指定的。在清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小组开会，对本组每个党员一个个进行揭发（凡对此人有意见的，都可到会揭发），搞‘人人过关’。所有的党员都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做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予以警告处分，‘清党’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
我还知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各地来的学生之间的宗派斗争也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势力很大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等人，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1929、1930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
在父亲的档案中，父亲给清党委员会写的俄文申诉信就有四、五封之多。
看着父亲档案袋里的证明父亲不是“托派”的中文“证明”信，父亲给清党委员会写的俄文申诉信，还有如蝇头小楷般的父亲亲笔写的众多俄文资料，回首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父亲在苏联留学四年以及“清党运动”，在钦佩这位“反对派”、“托派”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为父亲“作证”、”的同时，我也感慨，当年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既不浪漫，也不潇洒；做一个坚定的且不犯错误的革命者和一名合格的留苏学生谈何容易。这就是在国内要与党外的敌人做残酷 的斗争，留学苏联后又要和党内的错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关心国内外局势的同时，还要刻苦学习外语，还要系统地学习各门知识。
钟赤兵之女没见过母亲照片
看过了父亲档案中的新发现，我自然要问“寻踪之旅”的同伴们他们有何新发现，虽然各自父辈的档案资料大部分是俄文的，至今也没有全部翻译出来，但是一小部分中文资料可能也会有些新收获。
我问陈潭秋之子陈楚三：“这次查档有什么新发现吗”，“有一点”，陈楚三不紧不慢地说，父亲是1935年去的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苏联工作。1939年回国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说：“父亲遇害时我才两岁，随即和母亲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直至1946年被中央解救”。这次查档，他发现一张过去从没有见过的父亲的照片；在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中，他看到父亲的笔迹“在国内因保密工作有失误，受到口头批评”。仅因“受到口头批评”，党的“一大”代表也要在国外的履历表上写清楚，这说明陈潭秋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我问邓发之子邓北生。他说，“有一点，但是不多，以后还要去莫斯科别的国家档案馆找”。邓北生说，“我父亲是1936年夏天去的苏联，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派我父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与陈云1935年遵义会议后即去苏联汇报工作有所不同。父亲的报告有三个要点，一是长征的问题，二是李德的问题，三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次查档，父亲和母亲的档案资料共有约100页，并不多。他向共产国际的重要报告没有看到，应该是在别的档案馆里。这次查档看到了父亲几十年前的的笔迹，也有一个新收获，就是中央要他去做江西省委书记，原因是交通联系断了，消息不畅”。
滕代远之子滕久明说，“父亲是1934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留在苏联，在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回国去的新疆。这次‘查档’，我看到了父亲的亲笔自述，他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第一次发现我父亲穿西服的照片；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在苏联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邓发写的两封信，一封信是要求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另一封信是關于在新疆星星峡和陈云一同接待西路军残部的报告。西路军残部共有407人，李先念为总负责人，大部分是干部。当时联共帮助我们组建空军，其中挑了50人适合做飞行员。”
钟赤兵之女钟安屏说，“我从小可以说对母亲没有印象。我父亲长征时负重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锯掉一条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要我父亲1936年去苏联治病和学习，他在1946年回国。母亲是1937年或1938年去的苏联，他们是在苏联认识、结婚的。父亲告诉我，母亲这个人非常善良。两年之后，母亲先回到国内，去的新疆。母亲是怀孕四个月时回国的，我还未出生时，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就再也没有母亲的音讯了。我从小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因为母亲在狱中，在我大约2岁的时候，我被人从监狱中抱走做养女。由于党组织知道我的情况，以后父亲找到了我，母亲却不明不白地去世了。这次来俄罗斯查档案，第一次在档案中看到父亲关于母亲给上级组织写的信，他说要保护我母亲，真心爱我母亲。我最渴望的是在父亲的档案中能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但是，档案里没有，我还是没看到我母亲的样子。”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从小到大，不仅对母亲没有印象，甚至没有见过母亲的照片，这样的孩子并不多。（未完待续）
上午8点半，我们一行人早早来到档案馆。档案馆位于莫斯科市城区闹中取静的一条小街上，大楼庄重，朴实，大楼顶部的前檐上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幅头像。进入馆内，我看到档案馆房间宽大，简朴，静谧，为查阅档案方便，一人一张桌子。档案馆的俄罗斯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已将我们父辈的档案大多准备好，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也派干部前来协助我们工作。
父亲的3162号档案袋
我们按顺序排队，听着叫档案编号，之后在借阅单上签字，领取属于自己查阅的那份档案。我相信，我们在排队领取档案时，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激动不已。
领取3162号父亲的档案袋后，我把檔案袋放在一张桌子上面，轻轻坐下，面对父亲的档案袋，我的心口怦怦在跳，我沉住气闭上眼睛，没有急于打开档案袋，心想，80 多年来这份档案可能没人动过，在当时苏联的体制下，父亲本人肯定没有看过。父亲也绝不会想到，当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走遍全国各地最终到北京，工作调换了七、八次，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会来莫斯科查阅他青年时代的档案。这份档案里会有什么秘密？又会怎样记载着父亲青年时代的足迹？
静默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份档案袋。细细看来，档案资料95%左右是俄文，我看不懂，只有5%左右是中文，档案里的文件还有蓝色、黄色、红色、浅灰色等多种色彩。我请俄文好的李先生帮我看看，档案资料大体上有哪些内容，他认真地翻阅后告诉我，档案资料内容基本上分四大块，分别为父亲手写的俄文自传，学生履历表，个人申诉信和申请书，莫斯科“东大”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校鉴定书或评价书。我和李先生一同细心地数了两遍，包括小纸条在内，父亲的这份档案资料共有147页。
我的同伴们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他们的父辈的档案资料。李先生告诉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将为我们每一个人精心复制一份父辈的档案资料。
我专注父亲的档案资料，在我能看得懂的5%的中文资料里，父亲1930年8月回国前填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履历表——在“国内工作经过”一栏中，父亲填写“1922年至1924年为陕西学生总会主席，1924年为陕西三原县团的地方书记，1925年代表陕西学生总会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组织我党三原地方支部并为该地方书记”。在“来莫的年月与所来的地域”一栏中，父亲填写“1926年七月因三原当局通缉，潜逃至上海，十月十日中央派赴东大来学习”。在“学校工作的经历”一栏中，父亲填写“在东大时，1927年上半年为教务班长，下半年为东大学生会中国班代表并兼笔译工作”。在“回国工作的方向”一栏中，父亲填写“回国后愿做党的宣传工作”，在“其他”一栏中，父亲填写“回国以后，听候党的支配，如不回时，希望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军事政治学院更好”。
在父亲的档案资料中，我的新发现且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在履历表中填写“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二军工作”，他还用俄文和中文多次向上级写信申请要求转学到军事院校学习，其中在1928年4月底刚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用中文写了一封申请信，摘录如下：
“党的支部局：
关于我要求转学军事一事，我还有以下的意见：
在今年四月间在东方大学时，我即向党部和教务处坚决请求在下半年我要转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党的书记和教务长曾口头面允；自东大中国同志合并过来后，在本月二十日由东大转过来的同志的大会上，学校秘书（名字忘记）曾询问在东大要求过要学习军事的同志，我当时举手报名，但未指出我究往何种学校比较适宜。此地关于军事对中国同志重要和我要学军事的志愿，恕不说及。现当党部还未决定前，预先应说明的，即尽可能的允许我下半年转往军事学校并且是军事政治学校……。
我希望党部能完满的允许我的要求！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克里温（俄文）（学号968）
1928年”
留苏学生不易做
父亲请求调往军事院校学习的理由之一是他曾在“国民二军做过宣传工作”，国民二军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由陕西靖国军演变而来，是冯玉祥、胡景翼领导的在陕西、河南活动的部队，当时中共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曾与胡景翼多次见面，十分重视在国民二军的工作，苏联政府曾给予国民二军重要援助，共产党员刘天章、王若飞、肖楚女等曾在国民二军工作。
有资料显示，父亲在信里所说“此地关于军事对中国同志重要和我要学军事的志愿，恕不说及”，我想应该是指1926年10月他赴苏联留学不到一年，国内便发生了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随之而来的“八一”南昌起义，这两件大事使在苏联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受到很大震动，中国留学生内部发生激烈论战；中共的留学生认识到学习军事知识和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莫斯科上级党组织经慎重考虑，没有将父亲调往军事院校学习，可能，当时迫切需要有人在“翻译班”尽快翻译出教材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苏联留学回国后，父亲最初在唐山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之后他去上海接替胡愈之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继而又成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的总编辑，终其一生，父亲大都在文化领域工作，如果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上级同意父亲的请求，调他去军事院校学习，父亲回国后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
在父亲的档案资料中，还有一个新发现且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当年的“反对派”、“托派”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为我父亲“作证”，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汉字写的还很工整、漂亮，兹摘录如下：
“清党委员会：
今天我听得有人在同志的清党会上说及克里温（俄文）同志也是一个反对派组织中的一个，这个话的来源说是李平同志说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被人家无事实的污蔑呢？！我是一个反对派组织中的一个，在我在这个组织中的时候，始终知道他不是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同时，我以前曾有几次与他的谈话，他每次都反对我的言论，批评和劝解我的错误处。在这次清党过程中，他因为过去同我谈话的经验，觉得我的观点是有托氏主义的倾向，劝我自首，批评我的一切错误，对我转回党来，他尽了很大的作用，终于使我知道我的错误而自动的回党中来了。因此我很诚意以事实的证明，担保他绝对不是加入组织者的一个……。无事实的冤枉一个同志，或者有别的用意，请委员会特别注意和调查这件事情。此致 XXX 革命的敬礼！
1930年2月11日”
这封“证明信”，是1930年2月也就是父亲从苏联回国半年前写的。自1927年联共中央逐步展开“清党运动”，这也波及到到中国留学生。如果被查出是“反对派”、“托派”分子，轻则处分，重则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父亲晚年在回忆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清党”运动时写过这样一段话，“联共不讲政治思想教育，所以也就不懂得‘整风’。他们是‘清党’。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进行‘清党’，如1921年，1929年底到1930年初。后面这一次清党运动，在‘中大’也进行了。我在‘中大’翻译班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清党’的方法是：全校成立清党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上级指定的。在清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小组开会，对本组每个党员一个个进行揭发（凡对此人有意见的，都可到会揭发），搞‘人人过关’。所有的党员都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做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予以警告处分，‘清党’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
我还知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各地来的学生之间的宗派斗争也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势力很大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等人，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1929、1930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
在父亲的档案中，父亲给清党委员会写的俄文申诉信就有四、五封之多。
看着父亲档案袋里的证明父亲不是“托派”的中文“证明”信，父亲给清党委员会写的俄文申诉信，还有如蝇头小楷般的父亲亲笔写的众多俄文资料，回首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父亲在苏联留学四年以及“清党运动”，在钦佩这位“反对派”、“托派”分子勇敢地站出来为父亲“作证”、”的同时，我也感慨，当年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既不浪漫，也不潇洒；做一个坚定的且不犯错误的革命者和一名合格的留苏学生谈何容易。这就是在国内要与党外的敌人做残酷 的斗争，留学苏联后又要和党内的错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关心国内外局势的同时，还要刻苦学习外语，还要系统地学习各门知识。
钟赤兵之女没见过母亲照片
看过了父亲档案中的新发现，我自然要问“寻踪之旅”的同伴们他们有何新发现，虽然各自父辈的档案资料大部分是俄文的，至今也没有全部翻译出来，但是一小部分中文资料可能也会有些新收获。
我问陈潭秋之子陈楚三：“这次查档有什么新发现吗”，“有一点”，陈楚三不紧不慢地说，父亲是1935年去的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苏联工作。1939年回国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说：“父亲遇害时我才两岁，随即和母亲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直至1946年被中央解救”。这次查档，他发现一张过去从没有见过的父亲的照片；在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中，他看到父亲的笔迹“在国内因保密工作有失误，受到口头批评”。仅因“受到口头批评”，党的“一大”代表也要在国外的履历表上写清楚，这说明陈潭秋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我问邓发之子邓北生。他说，“有一点，但是不多，以后还要去莫斯科别的国家档案馆找”。邓北生说，“我父亲是1936年夏天去的苏联，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派我父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与陈云1935年遵义会议后即去苏联汇报工作有所不同。父亲的报告有三个要点，一是长征的问题，二是李德的问题，三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次查档，父亲和母亲的档案资料共有约100页，并不多。他向共产国际的重要报告没有看到，应该是在别的档案馆里。这次查档看到了父亲几十年前的的笔迹，也有一个新收获，就是中央要他去做江西省委书记，原因是交通联系断了，消息不畅”。
滕代远之子滕久明说，“父亲是1934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留在苏联，在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回国去的新疆。这次‘查档’，我看到了父亲的亲笔自述，他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第一次发现我父亲穿西服的照片；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在苏联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邓发写的两封信，一封信是要求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另一封信是關于在新疆星星峡和陈云一同接待西路军残部的报告。西路军残部共有407人，李先念为总负责人，大部分是干部。当时联共帮助我们组建空军，其中挑了50人适合做飞行员。”
钟赤兵之女钟安屏说，“我从小可以说对母亲没有印象。我父亲长征时负重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锯掉一条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要我父亲1936年去苏联治病和学习，他在1946年回国。母亲是1937年或1938年去的苏联，他们是在苏联认识、结婚的。父亲告诉我，母亲这个人非常善良。两年之后，母亲先回到国内，去的新疆。母亲是怀孕四个月时回国的，我还未出生时，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就再也没有母亲的音讯了。我从小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因为母亲在狱中，在我大约2岁的时候，我被人从监狱中抱走做养女。由于党组织知道我的情况，以后父亲找到了我，母亲却不明不白地去世了。这次来俄罗斯查档案，第一次在档案中看到父亲关于母亲给上级组织写的信，他说要保护我母亲，真心爱我母亲。我最渴望的是在父亲的档案中能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但是，档案里没有，我还是没看到我母亲的样子。”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从小到大，不仅对母亲没有印象，甚至没有见过母亲的照片，这样的孩子并不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