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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打工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对“打工诗歌”的概念、兴起背景以及学界对“打工诗歌”的研究现状作为讨论对象。通过对上述基本问题的讨论，对“打工诗歌”进行系统梳理。
【关键词】打工；诗歌；底层文化；身份认同
一、“打工诗歌”概念的界定
“打工诗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背景下出现的“小叙事”。[1]“打工诗歌”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产物，具有特殊性。在内容上，“打工诗歌”所表现的，必须为社会底层打工者的真实生存状态或真实心理诉求。朱光潜先生说：“诗的特殊功能就在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景唤起整个情景的意象和情趣。诗的好坏也就看它能否实现这个特殊功能。”[2]打工诗人是打工阶层的代表，“打工诗歌” 是整个打工阶层的群体精神诉求。打工诗人通过诗歌写作，完成了作为打工阶层代言人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诗歌”无疑是成功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打工诗歌”的概念应为：由打工者创作的，旨在描写其自身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的诗歌。
二、“打工诗歌”兴起背景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城市化进程。为适应这种变化，大量的内地剩余劳动力涌入深圳、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人从乡村来到了城市，形成了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打工潮”。这些打工者数量之庞大难以想象，相同的出身与遭遇，使他们很容易就团结在一起，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打工阶层。如果把城市比作一栋大厦，那么这些打工者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背负着整栋大厦。打工者在城市中从事着最普通、最底层甚至最危险的职业。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是他们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在浇灌着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使其能够茁壮成长。没有这些打工者夜以继日的劳作，城市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但可悲的是，就像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 《身份认同的困境》一书所说的那样：“允许真正的、共同的身份认同的无差别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3]打工者在城市中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但薪水少得可怜，甚至最基本的平等待遇都无法保证。“盲流”、“民工”等字眼就是城市对他们的称呼。城市仿佛已经习惯了用有色眼镜去看待打工者，把他们当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歧视、白眼、辱骂甚至殴打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由乡入城的打工者，在城市中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创伤。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未婚证、人口流动证，这数不清的证件昭示着城市对他们的排斥。
在城市中，打工者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这些痛苦的记忆已经在打工者内心形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使得打工者对未来生活不敢有丝毫的奢望；漂泊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这些打工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城市打拼，跨入打工世界。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有梦想，但城市所给予他们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这些都造成打工者内心情感上的巨大落差。打工者迫切需要一种途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身心理诉求。基于这种背景，打工阶层中最敏感的分子——打工诗人走上了历史前台。他们不仅对打工苦难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对打工者的内心有着最精确的把握，他们还有能力把这些情感，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打工诗人的情感是极度的激烈的，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润雨细无声般的感染，而是犹如山洪暴发式的宣泄。这种情感已经压抑了太久太久，小说那种创作周期相对漫长的形式已无法表达他们“不平则鸣”的情感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篇幅短小、情感直接、语言朗朗上口诗歌才是最适合的形式。情感的激烈性决定了这些人只能选择诗歌的形式进行创作。
三、对“打工诗歌”的正面评论
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于“打工诗歌”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打工诗歌”关注生活现场，关心底层人民生活疾苦，具有现实精神与人文精神。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张未民、蒋述卓、柳冬妩、张清华等。他们的评论多见于《文艺争鸣》。
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一文中提出了“在生存中写作”这一观点。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打工诗歌”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当代诗坛，诗人们普遍存在着“在写作中生存”的问题，作品脱离现实，人文精神薄弱，诗人们所追求的，更多是诗歌创作技法上的创新，把写诗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这一状态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张未民在文中极力支持“打工诗歌”这种新的文学写作。他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平时写作的一种全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一种十分新颖的文学载体”。[4]通过对“在生存中写作”与“在写作中生存”两种创作状态的比较，作者明确了“打工诗歌”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打工诗歌相对于其他诗歌类型来说，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能够体现现代社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洋溢着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气息。而这些，恰恰是当代中国诗歌所欠缺的，打工诗歌的出现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5]
著名打工詩歌评论家柳冬妩在他的长文《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运用自身曾经身为打工者的优势，以饱满的情感和充实的文本为基础，肯定了“打工诗人”的创作在“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 [6]上的重要意义。他在文中还提出“有一部分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他的精神指向，而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习惯的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7]因此，他认为，“打工诗歌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对于诗歌的写作技术有多大的创新，而在于打工诗歌的内涵上，能够真正代表底层人民的真实心理诉求，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8]
文学评论家赵金钟在文章《诗歌回乡；“底层写作”的现实意义》中，对于打工诗歌在现代诗坛中的优势地位做出了详尽的阐释。[9]在文中，赵金钟根据胡风 “第二义诗人” [10]的说法，把打工诗人定义为“第一义诗人”，把打工诗歌定义为“第一义”写作。这是在文学理论上对于“打工诗歌”的存在意义做出了界定。
笔者认为，打工诗人“在生存中写作”，这是对现今诗坛职业诗人“在写作中生存”状态的突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虽然打工诗歌在语言表达上还显得比较浅显与直白，但这也正是其自身的语言特色。我们应该对“打工诗歌”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为“打工诗歌”的发展壮大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促进其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周宪.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J].东南学术.2001，（01）.
[2] 朱光潜.诗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
[3]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5]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J].文艺争鸣.2005，（03）.
[6]，[7]，[8]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03）.
[9] 赵金钟.诗歌回乡：底层写作的现实意义[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01）.
[10] 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M].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 钱文亮. 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 [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6）.
[12] 张桃洲.诗歌的至高律令[Z].中国网络文学联盟. http：// www.ilf.cn/theo/100293_2.html.
作者简介：
郝禹童（1987—），男，吉林省白城市人，工作单位：白城师范学院，职务：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打工；诗歌；底层文化；身份认同
一、“打工诗歌”概念的界定
“打工诗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背景下出现的“小叙事”。[1]“打工诗歌”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产物，具有特殊性。在内容上，“打工诗歌”所表现的，必须为社会底层打工者的真实生存状态或真实心理诉求。朱光潜先生说：“诗的特殊功能就在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景唤起整个情景的意象和情趣。诗的好坏也就看它能否实现这个特殊功能。”[2]打工诗人是打工阶层的代表，“打工诗歌” 是整个打工阶层的群体精神诉求。打工诗人通过诗歌写作，完成了作为打工阶层代言人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诗歌”无疑是成功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打工诗歌”的概念应为：由打工者创作的，旨在描写其自身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的诗歌。
二、“打工诗歌”兴起背景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城市化进程。为适应这种变化，大量的内地剩余劳动力涌入深圳、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人从乡村来到了城市，形成了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打工潮”。这些打工者数量之庞大难以想象，相同的出身与遭遇，使他们很容易就团结在一起，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打工阶层。如果把城市比作一栋大厦，那么这些打工者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背负着整栋大厦。打工者在城市中从事着最普通、最底层甚至最危险的职业。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是他们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在浇灌着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使其能够茁壮成长。没有这些打工者夜以继日的劳作，城市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但可悲的是，就像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 《身份认同的困境》一书所说的那样：“允许真正的、共同的身份认同的无差别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3]打工者在城市中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但薪水少得可怜，甚至最基本的平等待遇都无法保证。“盲流”、“民工”等字眼就是城市对他们的称呼。城市仿佛已经习惯了用有色眼镜去看待打工者，把他们当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歧视、白眼、辱骂甚至殴打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由乡入城的打工者，在城市中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创伤。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未婚证、人口流动证，这数不清的证件昭示着城市对他们的排斥。
在城市中，打工者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这些痛苦的记忆已经在打工者内心形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使得打工者对未来生活不敢有丝毫的奢望；漂泊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这些打工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城市打拼，跨入打工世界。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有梦想，但城市所给予他们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这些都造成打工者内心情感上的巨大落差。打工者迫切需要一种途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身心理诉求。基于这种背景，打工阶层中最敏感的分子——打工诗人走上了历史前台。他们不仅对打工苦难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对打工者的内心有着最精确的把握，他们还有能力把这些情感，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打工诗人的情感是极度的激烈的，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润雨细无声般的感染，而是犹如山洪暴发式的宣泄。这种情感已经压抑了太久太久，小说那种创作周期相对漫长的形式已无法表达他们“不平则鸣”的情感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篇幅短小、情感直接、语言朗朗上口诗歌才是最适合的形式。情感的激烈性决定了这些人只能选择诗歌的形式进行创作。
三、对“打工诗歌”的正面评论
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于“打工诗歌”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打工诗歌”关注生活现场，关心底层人民生活疾苦，具有现实精神与人文精神。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张未民、蒋述卓、柳冬妩、张清华等。他们的评论多见于《文艺争鸣》。
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一文中提出了“在生存中写作”这一观点。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打工诗歌”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当代诗坛，诗人们普遍存在着“在写作中生存”的问题，作品脱离现实，人文精神薄弱，诗人们所追求的，更多是诗歌创作技法上的创新，把写诗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这一状态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张未民在文中极力支持“打工诗歌”这种新的文学写作。他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平时写作的一种全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一种十分新颖的文学载体”。[4]通过对“在生存中写作”与“在写作中生存”两种创作状态的比较，作者明确了“打工诗歌”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打工诗歌相对于其他诗歌类型来说，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能够体现现代社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洋溢着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气息。而这些，恰恰是当代中国诗歌所欠缺的，打工诗歌的出现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5]
著名打工詩歌评论家柳冬妩在他的长文《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运用自身曾经身为打工者的优势，以饱满的情感和充实的文本为基础，肯定了“打工诗人”的创作在“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 [6]上的重要意义。他在文中还提出“有一部分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他的精神指向，而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习惯的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7]因此，他认为，“打工诗歌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对于诗歌的写作技术有多大的创新，而在于打工诗歌的内涵上，能够真正代表底层人民的真实心理诉求，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8]
文学评论家赵金钟在文章《诗歌回乡；“底层写作”的现实意义》中，对于打工诗歌在现代诗坛中的优势地位做出了详尽的阐释。[9]在文中，赵金钟根据胡风 “第二义诗人” [10]的说法，把打工诗人定义为“第一义诗人”，把打工诗歌定义为“第一义”写作。这是在文学理论上对于“打工诗歌”的存在意义做出了界定。
笔者认为，打工诗人“在生存中写作”，这是对现今诗坛职业诗人“在写作中生存”状态的突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虽然打工诗歌在语言表达上还显得比较浅显与直白，但这也正是其自身的语言特色。我们应该对“打工诗歌”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为“打工诗歌”的发展壮大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促进其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周宪.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J].东南学术.2001，（01）.
[2] 朱光潜.诗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
[3]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5]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J].文艺争鸣.2005，（03）.
[6]，[7]，[8]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03）.
[9] 赵金钟.诗歌回乡：底层写作的现实意义[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01）.
[10] 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M].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 钱文亮. 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 [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6）.
[12] 张桃洲.诗歌的至高律令[Z].中国网络文学联盟. http：// www.ilf.cn/theo/100293_2.html.
作者简介：
郝禹童（1987—），男，吉林省白城市人，工作单位：白城师范学院，职务：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