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平（今北京）丰台火车站，周恩来身着米黄色中山服，神采奕奕，和中央其他领导前来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同志和他带回来的第一批苏联专家。
此前，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关于专家问题协定》。
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分顾问和专家两种：顾问一般都是苏联高级干部，来华后分配在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全面的咨询工作，包括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等，并协助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地位较高。文教专家和军事专家，通常也归入顾问级别。专家则是工程技术专业人员，一般在企业或经济主管部门工作，是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专业人才。
刘少奇秘密出访落实首批专家来华
1949年1月至2月期间，应中共中央邀请，当时的苏共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柯瓦廖夫前往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
此访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对苏联的立场，以及商讨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事宜。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恢复经济和建设新中国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2月2日，朱德、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建设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东北建成中国的国防基地，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轻、重型武器。在2月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共（布）方面提供全面的援助”。
米高扬带着这样的信息飞回苏联了。
同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秘密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等。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与斯大林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提出的条件，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同意苏中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此方面的专家与数据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在8月5日夜晚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会谈结果是按照中共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先派若干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
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共中央批准。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的全文。双方达成《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苏联首批派出600名专家。特别定位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地位，强调苏联专家是以顾问资格去中国工作的，他们不仅将给以技术指导，而且参与管理；工作期限以一年为期，明确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只享受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
8月14日，刘少奇携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周恩来总理接站的一幕。
毛泽东出访商定中苏经济合作事宜
新中国建立第二天，当时的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6日，应斯大林邀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次年1月10日凌晨，应毛泽东主席电召，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治国经验和专家人才，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
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合格的顾问和熟练的专家。”斯大林想得很细，特意为中国选派了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阿尔希波夫接替苏联专家组总顾问。
原来，随刘少奇1949年8月到北京的苏联专家负责人是延安时代就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毛泽东此次到访，谈及专家负责人，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知识面也有局限，不全面，所以要换回柯瓦廖夫，推荐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
周恩来与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身份的斯大林分别代表两国政府谈妥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双方重新谈判和签订了一个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协议。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确定聘请第一批16个苏联专家设计组。这开启了苏联派遣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的大门。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
1953年4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在已有苏联专家140人的基础上，增聘279人，工作重点在于为各有关部门培养干部。
聘请顾问专家协助中共治国理政
新获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从事的是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其主体是苦大仇深闹革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工农大众，对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管理城市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无经验，缺少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1949年10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全部只有大约2万人，而他们许多人政治上还未必是心向共产党的。以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极低。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向他通报中共干部情况：以华北为例，当时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
1951年7月，周恩来总理指出，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正是为了满足建设新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大批国家行政管理顾问、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来华工作。
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1950年秋，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2批3个苏联设计组。1951年，聘请了第3批23个苏联设计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帮助大规模工业建设。
在此基础上，为了执行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程。确定了引进苏联援助的141项工程。
1953年，是“一五”开局之年，时任副总理李富春在相关报告中对苏联专家援华充分肯定，对实现“一五”目标有信心，他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报告说，苏联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1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为了帮助中国掌握这些企业，苏联还接受每年派遣1000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企业培训。
中共对治理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在建国初是十分需要苏联专家传授经验的。仅以苏共中央档案提供的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情况为例，其工作范围和地区详情是：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403人，是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其中有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苏联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
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有1210人。这些数字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这些被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一段时期要求的，还有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赴华的。如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大规模鼠疫，严重威胁平津，中国卫生部门一时无有效应对之策。毛泽东主席得知情况后，亲自致电给斯大林，请求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答应要求。
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聘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另一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火速抵达。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当时，我国各有关部门（包括基层）也经常请苏联专家做报告，做演讲，或举行学习培训班，介绍苏联的经验和做法。
军队现代化，也要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刘少奇曾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并不是本兵种的内行。不仅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根据双方1949年底的协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苏联军事专家和专业人士。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共多次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1950年8月，苏联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派出15名军事顾问；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斯大林虽然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派遣了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工作；11月，苏联应中方要求再次派出19名空军顾问。1953年1月，中共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周恩来挂帅成立苏联专家指导小组
有关苏联专家的全部工作，周恩来同志极为关切。
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致电陈云，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中苏双方共同遵守。
1949年秋，十月革命节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到铁狮子胡同专家寓所出席苏联专家庆祝集会。毛主席作重要讲话，热烈欢迎苏联专家，并祝他们工作得好，生活得好。
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但自从以柯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进京之日起，他就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关心苏联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他说：“苏联专家千里迢迢来中国帮助建设，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做好我们自身的各项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柯瓦廖夫等专家住的宽街铁狮子胡同寓所，是一座十分雅静的传统大庭院。1949年10月间，周恩来专程看望专家们。他对柯瓦廖夫说：“我们很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过，专家刚来不久，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我们可以请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专家们介绍情况。”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陈云主持了两次重要的会见。当年中财委和文教委系统各部门主要领导人出席，同苏方组长以上的专家骨干会见，建立对口工作联系制度。彭真在政法口主持了同样会见。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吕正操等领导同志先后多次到铁狮子胡同与柯瓦廖夫谈话，交换苏联专家工作意见。
为了加强对专家工作的日常领导，政务院于1950年成立了苏联专家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以便及时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苏联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
从1953年起，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了专家工作的组织机构，在国务院内设立了专家工作办公室。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1954年，与原有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来华专家工作的管理。
苏联专家组总顾问柯瓦廖夫1950年奉调回国。来华接替他工作的，在经济专家方面，先后有阿尔希波夫和毕考尔金。1952年周总理出访苏联的时候，毕考尔金和当年中财委计划局的几位苏联专家奉召到莫斯科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他们对于苏联援华项目问题，特别是在聘请专家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建议，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周恩来表扬了毕考尔金，说他在聘请专家问题上帮助我们做了很好的努力，“人数削减了，而专业更加对口了”。
周恩来十分重视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情况，委托外专局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领导同志向全体专家作报告，他本人首先带头这样做。他除了亲自到国际饭店礼堂向全体在京苏联专家作政策报告之外，有时在国内给有关部门作报告的时候，也通过外专局组织苏联专家参加。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工交口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阿尔希波夫等近百名苏联专家也都到场旁听。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一长制”的含义，强调中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借鉴苏联经验，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架构厂矿等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即将期满回国的苏联文教专家时说，“学习苏联经验不能有教条主义，照搬过来的东西是不适用的。”
周总理的这些讲话深受苏联专家们的重视。苏联专家在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部门与中国同事合作，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在专家工作会议上，这些部门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援华苏联专家人数日益增加，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广泛。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苏联经验和援华苏联专家？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依赖专家，对苏联的经验机械照搬。另一种是某些部门或单位把专家请来了，但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周恩来总理针对这两种倾向，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先后有过多次重要指示，归结为：一是学习苏联经验不可机械照搬，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消化运用；原则方针问题，必须自行决策，不能依赖苏联专家。二是对全体专家要热情相待，主动介绍情况，认真研究分析专家们的建议，不能给专家坐“冷板凳”。三是顾问人数要减少，要根据急需，聘请专业对口的技术专家。
周恩来总理在原则上明确了我国对苏联专家的基本政策，这也成为我国独立自主对外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指示精神体现在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外国专家工作的具体规定中。
为了总结和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外专局发行了周总理亲自题写刊名的内部工作刊物《专家工作通讯》，还定期发行俄文版的《内部参考资料》，以便苏联专家及时了解我国各方面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外专局负责人定期向经济和文教两方面的总顾问介绍情况。
1954年10月，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周年的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顾问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 1955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1956年度聘请苏联顾问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在提出聘请苏联顾问名单时，应注意“苏联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帮助聘请部门的领导干部处理带有政策性质和组织管理性质的工作。因此，凡为解决纯粹技术性质的问题而要求聘请的专家，均应循着聘请技术援助专家的途径提出，不要列入聘请顾问的名单”，并提出只有“工作确有迫切需要，同时顾问请来后确实具有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者（如翻译人员、工作助手、数据等）”，方可聘请，否则必须缓聘或不聘。
对这些苏联专家工作上严格认真，生活上周到礼遇。周总理拍板给他们比中国部长更高的工资待遇。曾有位专家后来回忆，他一生只有两个时期是吃得好的，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时期”和在中国当专家的时期。
此前，中苏围绕专家待遇问题曾经展开艰难谈判。1950年3月8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谈判。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确定苏联专家在华的高物质待遇。
1950年3月19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1950年6月30日，由周恩来亲自核稿的《周恩来外长就苏联专家在华待遇问题致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密件，主动向苏方提出：“1.粮价的计算以政府公布的价格为计算标准，而不以市场有变动的零售价格为标准。2.此次提出的待遇问题自6月份起实行，6月份未发足者，即予补发。3.军事方面领取1000斤粮食及1000斤以下待遇的下级官及士兵，其伙食方面由中国提供，不再扣除伙食费。4.苏联专家在东北工作者，待遇标准的计算以东北政府公布之高粱米价格计算，然后再加一倍。”
1952年2月18日，陈云等给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根据长期在华工作苏联专家的工资标准制定了临时性技术援助专家的工薪，并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将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基本思路是苏联专家工资福利水平高于我国政府省部级干部。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则超过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
1953年2月7日，政务院《关于苏联专家放假办法和放假日招待办法的通知》要求，国庆节和春节时向苏联专家子女每人赠送一份礼物。
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苏方建议，特将1957年暑期在中国境内各地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集中到北戴河及青岛两地休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专门开设了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苏联专家开放，以保证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在医疗方面，不仅专家本人，而且其家属的医疗医药费用，都由中国政府统一负担，还特别规定，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也由中方支付。
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待遇方面得到了尊重。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一年的工作期限内，休假一个月，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方偿付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赫鲁晓夫曾推动专家来华
帮助中国执行“一五”计划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迎来了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新中国5周年礼物，并在1952年2月中苏两国确定的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这就是新中国著名的“156项工程”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认为支援中国就是加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他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因此，他倾力支援中国建设，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掀起了新高潮。根据中国进口公司统计，1954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
这个时期的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156项工程”在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156项工程”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包括鞍钢、武钢、长春一汽、东北三大动力等，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
当时的苏联专家不仅承担了“156项工程”的技术主导，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成为之后中国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材。
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一五”计划得以制定和执行，苏联专家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据苏方统计，在1954-1957年“一五计划”的工业项目建设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累计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中方的估计数字比这还要多。
1958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苏联专家的同时，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尤其是在高新和尖端科技方面，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援助重点在军事工业，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发上。从1000多名经济专家分布来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国防企业及与国防工业有关的部委和科研机构中，还有一成多为冶金、化工和水电专家，在煤炭、石油、建设、轻工、农业及铁路运输等部门，都只有极少量专家，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7个人，而在水产、粮食、纺织等部门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珍贵历史
1958年之后，“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使中苏两党领导人分歧日深，争论公开化，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赫鲁晓夫恼差成怒，愤而斩断两国友谊关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到当年9月1日前，分批撤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
尽管措手不及，但中国政府还是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专家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8月底，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苏方专家组组长阿尔希波夫的时候，亲手给他授予了友谊纪念章。当天，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隆重的欢送仪式，举行盛大晚宴，即将作为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全体苏联专家及家属出席。
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曾任国务院经济总顾问的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坐在一起。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欢送词，真诚感谢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辛勤劳动，表彰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并表示，苏联专家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那刚强而又深厚的声音响彻整个宴会大厅，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最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各位专家奉召回国，我们感到难过，今晚举行宴会，以表示我们的送行和惜别之情。现在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再说下去了。我相信我们今后还会见面的！”周恩来的眼里闪着泪光，有点哽咽，但并未失态。当这段话翻译完时，阿尔希波夫马上起身与周恩来热烈拥抱，大声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1950年至1960年，在当时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浓墨重笔，将为历史永远铭记。也同样应该看到，至1969年，中国人民在苏联撤走专家和西方对我国经济全面封锁的情况之下，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凭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和自力更生的智慧力量，胜利完成了“156”项目的全部建设，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也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提供了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
此前，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关于专家问题协定》。
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分顾问和专家两种：顾问一般都是苏联高级干部，来华后分配在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全面的咨询工作，包括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等，并协助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地位较高。文教专家和军事专家，通常也归入顾问级别。专家则是工程技术专业人员，一般在企业或经济主管部门工作，是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专业人才。
刘少奇秘密出访落实首批专家来华
1949年1月至2月期间，应中共中央邀请，当时的苏共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柯瓦廖夫前往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
此访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对苏联的立场，以及商讨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事宜。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恢复经济和建设新中国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2月2日，朱德、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建设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东北建成中国的国防基地，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轻、重型武器。在2月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共（布）方面提供全面的援助”。
米高扬带着这样的信息飞回苏联了。
同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秘密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等。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与斯大林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提出的条件，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同意苏中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此方面的专家与数据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在8月5日夜晚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会谈结果是按照中共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先派若干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
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共中央批准。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的全文。双方达成《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苏联首批派出600名专家。特别定位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地位，强调苏联专家是以顾问资格去中国工作的，他们不仅将给以技术指导，而且参与管理；工作期限以一年为期，明确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只享受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
8月14日，刘少奇携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周恩来总理接站的一幕。
毛泽东出访商定中苏经济合作事宜
新中国建立第二天，当时的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6日，应斯大林邀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次年1月10日凌晨，应毛泽东主席电召，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治国经验和专家人才，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
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合格的顾问和熟练的专家。”斯大林想得很细，特意为中国选派了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阿尔希波夫接替苏联专家组总顾问。
原来，随刘少奇1949年8月到北京的苏联专家负责人是延安时代就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毛泽东此次到访，谈及专家负责人，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知识面也有局限，不全面，所以要换回柯瓦廖夫，推荐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
周恩来与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身份的斯大林分别代表两国政府谈妥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双方重新谈判和签订了一个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协议。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确定聘请第一批16个苏联专家设计组。这开启了苏联派遣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的大门。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
1953年4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在已有苏联专家140人的基础上，增聘279人，工作重点在于为各有关部门培养干部。
聘请顾问专家协助中共治国理政
新获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从事的是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其主体是苦大仇深闹革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工农大众，对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管理城市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无经验，缺少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1949年10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全部只有大约2万人，而他们许多人政治上还未必是心向共产党的。以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极低。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向他通报中共干部情况：以华北为例，当时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
1951年7月，周恩来总理指出，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正是为了满足建设新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大批国家行政管理顾问、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来华工作。
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1950年秋，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2批3个苏联设计组。1951年，聘请了第3批23个苏联设计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帮助大规模工业建设。
在此基础上，为了执行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程。确定了引进苏联援助的141项工程。
1953年，是“一五”开局之年，时任副总理李富春在相关报告中对苏联专家援华充分肯定，对实现“一五”目标有信心，他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报告说，苏联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1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为了帮助中国掌握这些企业，苏联还接受每年派遣1000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企业培训。
中共对治理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在建国初是十分需要苏联专家传授经验的。仅以苏共中央档案提供的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情况为例，其工作范围和地区详情是：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403人，是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其中有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苏联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
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有1210人。这些数字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这些被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一段时期要求的，还有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赴华的。如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大规模鼠疫，严重威胁平津，中国卫生部门一时无有效应对之策。毛泽东主席得知情况后，亲自致电给斯大林，请求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答应要求。
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聘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另一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火速抵达。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当时，我国各有关部门（包括基层）也经常请苏联专家做报告，做演讲，或举行学习培训班，介绍苏联的经验和做法。
军队现代化，也要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刘少奇曾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并不是本兵种的内行。不仅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根据双方1949年底的协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苏联军事专家和专业人士。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共多次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1950年8月，苏联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派出15名军事顾问；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斯大林虽然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派遣了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工作；11月，苏联应中方要求再次派出19名空军顾问。1953年1月，中共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周恩来挂帅成立苏联专家指导小组
有关苏联专家的全部工作，周恩来同志极为关切。
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致电陈云，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中苏双方共同遵守。
1949年秋，十月革命节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到铁狮子胡同专家寓所出席苏联专家庆祝集会。毛主席作重要讲话，热烈欢迎苏联专家，并祝他们工作得好，生活得好。
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但自从以柯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进京之日起，他就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关心苏联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他说：“苏联专家千里迢迢来中国帮助建设，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做好我们自身的各项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柯瓦廖夫等专家住的宽街铁狮子胡同寓所，是一座十分雅静的传统大庭院。1949年10月间，周恩来专程看望专家们。他对柯瓦廖夫说：“我们很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过，专家刚来不久，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我们可以请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专家们介绍情况。”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陈云主持了两次重要的会见。当年中财委和文教委系统各部门主要领导人出席，同苏方组长以上的专家骨干会见，建立对口工作联系制度。彭真在政法口主持了同样会见。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吕正操等领导同志先后多次到铁狮子胡同与柯瓦廖夫谈话，交换苏联专家工作意见。
为了加强对专家工作的日常领导，政务院于1950年成立了苏联专家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以便及时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苏联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
从1953年起，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了专家工作的组织机构，在国务院内设立了专家工作办公室。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1954年，与原有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来华专家工作的管理。
苏联专家组总顾问柯瓦廖夫1950年奉调回国。来华接替他工作的，在经济专家方面，先后有阿尔希波夫和毕考尔金。1952年周总理出访苏联的时候，毕考尔金和当年中财委计划局的几位苏联专家奉召到莫斯科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他们对于苏联援华项目问题，特别是在聘请专家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建议，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周恩来表扬了毕考尔金，说他在聘请专家问题上帮助我们做了很好的努力，“人数削减了，而专业更加对口了”。
周恩来十分重视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情况，委托外专局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领导同志向全体专家作报告，他本人首先带头这样做。他除了亲自到国际饭店礼堂向全体在京苏联专家作政策报告之外，有时在国内给有关部门作报告的时候，也通过外专局组织苏联专家参加。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工交口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阿尔希波夫等近百名苏联专家也都到场旁听。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一长制”的含义，强调中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借鉴苏联经验，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架构厂矿等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即将期满回国的苏联文教专家时说，“学习苏联经验不能有教条主义，照搬过来的东西是不适用的。”
周总理的这些讲话深受苏联专家们的重视。苏联专家在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部门与中国同事合作，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在专家工作会议上，这些部门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援华苏联专家人数日益增加，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广泛。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苏联经验和援华苏联专家？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依赖专家，对苏联的经验机械照搬。另一种是某些部门或单位把专家请来了，但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周恩来总理针对这两种倾向，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先后有过多次重要指示，归结为：一是学习苏联经验不可机械照搬，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消化运用；原则方针问题，必须自行决策，不能依赖苏联专家。二是对全体专家要热情相待，主动介绍情况，认真研究分析专家们的建议，不能给专家坐“冷板凳”。三是顾问人数要减少，要根据急需，聘请专业对口的技术专家。
周恩来总理在原则上明确了我国对苏联专家的基本政策，这也成为我国独立自主对外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指示精神体现在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外国专家工作的具体规定中。
为了总结和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外专局发行了周总理亲自题写刊名的内部工作刊物《专家工作通讯》，还定期发行俄文版的《内部参考资料》，以便苏联专家及时了解我国各方面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外专局负责人定期向经济和文教两方面的总顾问介绍情况。
1954年10月，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周年的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顾问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 1955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1956年度聘请苏联顾问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在提出聘请苏联顾问名单时，应注意“苏联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帮助聘请部门的领导干部处理带有政策性质和组织管理性质的工作。因此，凡为解决纯粹技术性质的问题而要求聘请的专家，均应循着聘请技术援助专家的途径提出，不要列入聘请顾问的名单”，并提出只有“工作确有迫切需要，同时顾问请来后确实具有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者（如翻译人员、工作助手、数据等）”，方可聘请，否则必须缓聘或不聘。
对这些苏联专家工作上严格认真，生活上周到礼遇。周总理拍板给他们比中国部长更高的工资待遇。曾有位专家后来回忆，他一生只有两个时期是吃得好的，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时期”和在中国当专家的时期。
此前，中苏围绕专家待遇问题曾经展开艰难谈判。1950年3月8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谈判。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确定苏联专家在华的高物质待遇。
1950年3月19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1950年6月30日，由周恩来亲自核稿的《周恩来外长就苏联专家在华待遇问题致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密件，主动向苏方提出：“1.粮价的计算以政府公布的价格为计算标准，而不以市场有变动的零售价格为标准。2.此次提出的待遇问题自6月份起实行，6月份未发足者，即予补发。3.军事方面领取1000斤粮食及1000斤以下待遇的下级官及士兵，其伙食方面由中国提供，不再扣除伙食费。4.苏联专家在东北工作者，待遇标准的计算以东北政府公布之高粱米价格计算，然后再加一倍。”
1952年2月18日，陈云等给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根据长期在华工作苏联专家的工资标准制定了临时性技术援助专家的工薪，并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将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基本思路是苏联专家工资福利水平高于我国政府省部级干部。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则超过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
1953年2月7日，政务院《关于苏联专家放假办法和放假日招待办法的通知》要求，国庆节和春节时向苏联专家子女每人赠送一份礼物。
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苏方建议，特将1957年暑期在中国境内各地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集中到北戴河及青岛两地休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专门开设了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苏联专家开放，以保证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在医疗方面，不仅专家本人，而且其家属的医疗医药费用，都由中国政府统一负担，还特别规定，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也由中方支付。
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待遇方面得到了尊重。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一年的工作期限内，休假一个月，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方偿付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赫鲁晓夫曾推动专家来华
帮助中国执行“一五”计划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迎来了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新中国5周年礼物，并在1952年2月中苏两国确定的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这就是新中国著名的“156项工程”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认为支援中国就是加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他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因此，他倾力支援中国建设，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掀起了新高潮。根据中国进口公司统计，1954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
这个时期的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156项工程”在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156项工程”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包括鞍钢、武钢、长春一汽、东北三大动力等，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
当时的苏联专家不仅承担了“156项工程”的技术主导，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成为之后中国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材。
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一五”计划得以制定和执行，苏联专家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据苏方统计，在1954-1957年“一五计划”的工业项目建设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累计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中方的估计数字比这还要多。
1958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苏联专家的同时，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尤其是在高新和尖端科技方面，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援助重点在军事工业，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发上。从1000多名经济专家分布来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国防企业及与国防工业有关的部委和科研机构中，还有一成多为冶金、化工和水电专家，在煤炭、石油、建设、轻工、农业及铁路运输等部门，都只有极少量专家，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7个人，而在水产、粮食、纺织等部门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珍贵历史
1958年之后，“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使中苏两党领导人分歧日深，争论公开化，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赫鲁晓夫恼差成怒，愤而斩断两国友谊关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到当年9月1日前，分批撤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
尽管措手不及，但中国政府还是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专家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8月底，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苏方专家组组长阿尔希波夫的时候，亲手给他授予了友谊纪念章。当天，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隆重的欢送仪式，举行盛大晚宴，即将作为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全体苏联专家及家属出席。
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曾任国务院经济总顾问的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坐在一起。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欢送词，真诚感谢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辛勤劳动，表彰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并表示，苏联专家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那刚强而又深厚的声音响彻整个宴会大厅，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最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各位专家奉召回国，我们感到难过，今晚举行宴会，以表示我们的送行和惜别之情。现在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再说下去了。我相信我们今后还会见面的！”周恩来的眼里闪着泪光，有点哽咽，但并未失态。当这段话翻译完时，阿尔希波夫马上起身与周恩来热烈拥抱，大声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1950年至1960年，在当时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浓墨重笔，将为历史永远铭记。也同样应该看到，至1969年，中国人民在苏联撤走专家和西方对我国经济全面封锁的情况之下，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凭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和自力更生的智慧力量，胜利完成了“156”项目的全部建设，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也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提供了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