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国眼”徐邦达为“徐半尺”已然过谦，有些书画他一寸即可辨真伪。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于2月在家中安然离世。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刘久庵、杨仁恺并称古代书画鉴定界的“五老”，作为唯一一位健在的鉴定大家，徐邦达的离世意味着“五老时代”的终结。
　　 徐邦达，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的商贾之家，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与国学经典。家庭条件的优越使他有机会与海上名流交往，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叔孺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稍后，又入当时海派画坛领袖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仅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而今，国人熟知他的“徐半尺”雅号，源自1991年，一位来访者请徐邦达鉴画，当他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1950年，文物局时任局长郑振铎调上海的徐邦达到北京，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征集、保护了散落在各地的3000多件书画珍品。1955年，徐邦达又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为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与研究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文革”期间，“牛棚”里的大家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精神支柱，徐邦达则凭记忆将自己的古书画鉴定经验成书——《古书画鉴定概论》。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受制于政策与现实等各方影响，中国艺术史家对早期绘画的鉴定水平是相当有限，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方的学术水准。直到80年代，国务院才开始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等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而此前，徐邦达已经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巡看了大半，不但为古书画鉴定真伪，还为真品划定级别，并发表一系列鉴定论文、图录，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体系，并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徐邦达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物界的影响力，还获得了“华夏辨画第一人”的称号。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称徐邦达为中国艺术的“国宝”：“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将原先只可意会的感性经验—“眼学”发展成可以传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徐邦达留下的《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等“鉴宝秘笈”，成为书画鉴定行业绕不开的理论巨著。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谓也，而大师之大，则在才与德兼而有之。徐邦达夫人滕芳说“徐邦达的心比纯净水还要纯”。对书画的热爱与职业的操守，是我们怀念徐邦达的基点。
　　 早年徐邦达的闻名遐迩，确实给他带来过麻烦。1941年，时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的汪精卫60诞辰，想请徐邦达作画贺寿。他不畏诱惑，严词拒绝。
　　 徐邦达虽为鉴定第一人，却鲜有收藏，一生清贫。上世纪90年代，徐邦达听说“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拍卖，十分忧虑国家文物的流失。夫人滕芳为了住房问题，要见李瑞环。徐邦达却对夫人连连作揖，恳求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李瑞环当即表示由国家购买这幅珍画，而个人的住房问题徐邦达却只字未提。
　　 徐邦达晚年，还在家乡成立了“徐邦达艺术馆”，将自己创作的书画精品无偿提供给艺术馆。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认为，“随着鉴定‘五老’的全部离去，艺术拍卖品市场将呼唤更多专业鉴定团队的出现，依赖于权威和专家的个人眼力和声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将不会再出现某个专家说了就算的局面。”
　　 “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重温徐邦达的人与艺，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段辉煌而坎坷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当下的重新审视与未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