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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层次线性模型（HLM），分析新农保购买、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新农保的实施能通过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从而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即新农保的“收入”效应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表现出来。基于此，提出要始终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逐步提高养老金待遇，扩大新农保覆盖率和参保额;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长效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 新农保;农民收入;城乡劳动力转移;养老金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8-022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8.05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Impac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on Farmers’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Transfer
ZHANG Xiao-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w rural insurance purchases， labor transfers and farmers’ incomes by constructing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at is， the “incom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labor transfer.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should always b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gradually increasing pension benefit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guid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employment，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long-term employment meachanism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Key words New rural insurance;Farmer’s income;Urban and rural labor transfer;Pension
2009年9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作为新时期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首次开展试点。随后，新农保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对农民的消费、储蓄、收入等带来了重要影响。其中，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制定关注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已经摆脱了全面贫困，如何防止返贫、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显得更为重要。
一般而言，研究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对于居民收入影响的路径是以世代交叠的OLG 模型[1-2]为基础，个人最优消费均衡为前提，将储蓄-消费决策内生化，研究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影响消费决策等因素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如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再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和收入分配[3]。但也有研究指出，養老保险的推广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直接的影响。而该研究旨在通过CFPS数据探究养老保险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1 文献综述
许多研究表明，新农保对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转移具有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谭华清等[5]使用2010和2012年的CFPS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表明，由于存在“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的外出的概率要高2%左右。“保障”效应指新农保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促进未满60 周岁农民外出就业，“收入”效应则是60 周岁以上老年人通过养老金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鼓励中青年外出就业，促进实现劳动力转移。Posel等[6]结合南非数据指出养老金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照顾孩子而促进中青年外出就业。Ardington等[7]基于南非2001与2003年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养老金显著促进了青壮年参与劳动，且促进了劳动力向城市迁移。Ardington等[8]在2009年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再次发现，养老金项目会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但也有研究指出，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使农业劳动供给减少，养老保险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程杰[9]指出，新农保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张川川等[10]通过CHARLS 数据分析发现新农保会使得中老年人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Bertrand等[11]用南非横截面数据发现，中青年减少劳动供给现象在三代同堂且有养老金的家庭中存在尤为普遍。李江一等[4]也提出，由于新农保养老金促使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劳动者提前退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而劳动力从低效农业部门向高效非农部门迁移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12]，带来了经济增长[13]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般而言，劳动力转移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专业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非农就业领域，这些都增加了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张宽等[14]运用PVAR模型分析后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对于提高农民的绝对收入起关键作用，但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正向作用只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显著存在。刘晓丽等[15]应用PVAR模型对不同地区分析后发现，随着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而提升，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要求社会释放劳动力主体的活力。Todaro[16]基于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失业的现象，构建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双向互动关系。曾雁[17]认为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市场需求不足，城市工业化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事实上，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参与养老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直接影响。张川川等[10]使用CHARLS数据进行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后发现，“新农保”养老金在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困方面有显著作用，尤其对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影响更大。廖楚晖等[18]在对2010—2013年开展试点的西部农村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西部农村养老保险投入对该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效应。
根据前述文献，试点十余年以来由于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制度的优越性，新农保养老金的不断推广通过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市转移，许多实证分析也证明养老保险的推广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同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对农民增收又带来了正向影响。但已有研究多关注养老保险对劳动力转移或对农民收入的单个影响，极少有研究将养老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对农民收入3个变量放在一起研究。该研究分析养老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通过实证分析评估现阶段养老保险实施的现状，并通过其对劳动力迁移，以及进一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阶段改进措施。
因此，该研究提出以下假说进行實证检验：
假说一，新农保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假说二，新农保将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该研究从微观层面利用CFPS数据聚焦于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险购买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层次线性模型，分析新农保购买、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3个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提出对后续新农保进一步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使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通过跟踪调查和分层多阶段抽样，获得的能够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现状的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162 个县635个村庄（社区）的14 798 个家户，大约能代表95%的中国人口。数据调查问卷分为3个层次：个人问卷、家庭问卷和村居（社区）问卷，该研究主要利用了个人问卷和家庭问卷中的数据。
该研究采用了CFPS最新的2018年农村居民数据，并删除了城市样本。2018年，“新农保”政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试点规模并进行了近十年的试点，采用这组数据能较为完整地反映新农保实施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对不同家庭处理的过程中，考虑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该研究删除了农村家庭里有成年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样本。数据处理后共剩余4 740个家庭样本。
2.2 变量说明
家户总收入反映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而为了进一步考虑家户规模对养老金收入的直接影响，该研究选择了家户人均收入作为该研究的因变量，并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处理。该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之一是新农保的参保行为，用虚拟变量“是否有家庭成员参加新农保”[19]来衡量，并通过计算外出收入与家庭总收入的比值构造新变量“外出收入占比”衡量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变化。
参考现有文献，该研究还设置了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状况、婚姻状况、户主自报健康水平。表1概括了所有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和基本说明[20-21]。
2.3 模型构建
该研究的自变量（外出收入占比）与因变量（家庭人均年均收入）均属于连续变量，而且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属于同一层次的变量，因此选用层次线性模型（HLM），并构建了相应的5个模型，分析新农保对农户家庭收入的调节作用。
模型一对控制变量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二单独引入参保信息，探究新农保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型三单独引入外出收入占比，探究劳动力迁移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型四同时引入参保和外出收入占比，探究新农保、劳动力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五引入参保信息和外出收入的交互项，探究新农保对劳动力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模型一：fincom_per=α 0+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二：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4health+ε。
模型三：fincom_per=α 0+α 2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四：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α 2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e+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五：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α 2per+α 3in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式中，fincom_per 代表家庭人均收入;fmlcount代表家庭總人数; age代表受访者年龄; sex代表受访者性别;duc代表受访者最高学历;marriage 代表受访者婚姻状况; health代表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insurance代表参保信息;per代表外出收入占比;inper代表外出收入占比与参保信息的交互项。
3 结果与分析
为探究自变量新农保对因变量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该研究采用HLM模型，结果见表2。
模型一就控制变量来看，家庭人口规模都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户主健康状况越差，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低， 可能因为健康状况差无法从事高强度劳动，劳动时间也会相应缩短，从而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有稳定的婚姻、家庭能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年龄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家庭成员年龄的增大能从事的劳动种类受到限制，劳动质量和效率也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
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保险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假设一不一致。根据白重恩等[22]关于社会保险、农业保险的研究，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金融知识缺乏， 导致农村参保人对保险的了解不足会影响保险项目实际实施效果。许多农民参与新农保为了应对退休前后的各种收入风险，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参保后农户认为新农保能够较好地应对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因此并没有选择通过外出打工等方式提高收入，参保反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出现了投保后失业或辞职的现象，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如Bertrand 等[11]用南非全国样本的横截面数据发现，领取养老金的家庭中的中青年会减少劳动供给，从而导致了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新农保的缴费额和预期实际收益额并不高[19]，例如，马光荣等[19]计算了家庭新农保缴费额占平均收入后发现仅有0.7%，张华初等[23]计算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仅10%左右，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额在工资中占比28%， 养老金替代率超过50%。由此可见新农保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实际上十分有限， 预期养老金并不能满足未来的养老需求， 实际上也无法降低居民对60岁后的预期收入风险。因此对农村家庭收入反而带来了负向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了参保带来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下降的情况。
从模型三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就理论而言，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非农部门迁移无疑会推动经济增长[24]，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许多研究都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得到有效提高，促进劳动迁移下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5]。但农村家庭收入既包括非农收入，也包括农业收入，劳动力转移就业后， 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减少，且外出打工的多数为青壮年劳动力。仅依靠少数剩余劳动力完成相同的农业活动， 可能会导致农业活动的效率和质量有所下降，导致家庭农业收入下降，劳动力迁移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其次，也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仅在部分地区出现。张宽等[14]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绝对收入提高的正向作用仅在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适用。刘晓丽等[15]应用PVAR模型分析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西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甚至起到了负向作用，只有在东部地区才表现为正向影响。最后，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迁移后家庭农业劳动力可能出现短缺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在全面二孩政策的逐渐推广下，劳动力的迁移有可能促进二孩生育，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从而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将模型四与模型五进行对比，发现新农保与劳动力迁移的交互项对农民家庭收入的有显著的正影响。首先，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讲，养老保险政策的补助可以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险的财富效应会比较显著。由于青壮年外出劳动等，农村中许多老年人会承担操持家务，抚养儿童等家庭内部事务，领取养老金有助于老年人抚养儿童，而劳动力外出后对农村家庭总收入带来了正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通过构建层次线性模型（HLM），探究了新农保、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调节效应，发现尽管新农保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新农保能通过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研究发现，新农保的实施除了帮助农民抵御养老方面的风险之外，还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即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家庭要比没有参加新农保家庭外出的概率更高，新农保的“收入”效应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表现出来，从而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同时，家庭平均年龄年龄较小、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婚姻状况稳定的农村受访者家庭，投保后进行劳动力迁移，并对农村家庭收入带来正向影响的概率更大。
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始终坚持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还是劳动力迁移制度的改革，均应该以提高农民收入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情况、新农保发展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之间的不同关系，建立不同的政策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6]，从而推动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
其次，针对新农保养老金支付水平低，参保率不高，政策覆盖浅，农户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不足等问题，以及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正向影响，未来新农保政策建设需要逐步提高养老金待遇，及时根据发展状况调整基础养老金支付标准，也要鼓励农民早参保、多缴费，从而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支付水平。可以通过开创新农保基金管理和运营新模式，开展商业化运营新尝试等新途径，激励农民多参保多缴费，提高保障水平。针对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扭曲问题，也要设计合理的保障制度，确定适度的保障水平，尽量避免劳动供给扭曲现象的发生，促进新农保实施下的劳动力合理迁移，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保体系。 最后，针对劳动力转移制度，应当始终坚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继续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通过打破“二元”户籍制度，打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限制，减少进城制度障碍，同时完善城市相应配套设施，满足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长效机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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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农保;农民收入;城乡劳动力转移;养老金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8-022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8.05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Impac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on Farmers’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Transfer
ZHANG Xiao-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w rural insurance purchases， labor transfers and farmers’ incomes by constructing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at is， the “incom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insurance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labor transfer.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should always b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gradually increasing pension benefit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guid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employment，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long-term employment meachanism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Key words New rural insurance;Farmer’s income;Urban and rural labor transfer;Pension
2009年9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作为新时期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首次开展试点。随后，新农保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对农民的消费、储蓄、收入等带来了重要影响。其中，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制定关注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已经摆脱了全面贫困，如何防止返贫、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显得更为重要。
一般而言，研究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对于居民收入影响的路径是以世代交叠的OLG 模型[1-2]为基础，个人最优消费均衡为前提，将储蓄-消费决策内生化，研究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影响消费决策等因素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如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再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和收入分配[3]。但也有研究指出，養老保险的推广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直接的影响。而该研究旨在通过CFPS数据探究养老保险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1 文献综述
许多研究表明，新农保对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转移具有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谭华清等[5]使用2010和2012年的CFPS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表明，由于存在“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的外出的概率要高2%左右。“保障”效应指新农保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促进未满60 周岁农民外出就业，“收入”效应则是60 周岁以上老年人通过养老金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鼓励中青年外出就业，促进实现劳动力转移。Posel等[6]结合南非数据指出养老金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照顾孩子而促进中青年外出就业。Ardington等[7]基于南非2001与2003年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养老金显著促进了青壮年参与劳动，且促进了劳动力向城市迁移。Ardington等[8]在2009年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再次发现，养老金项目会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但也有研究指出，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使农业劳动供给减少，养老保险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程杰[9]指出，新农保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张川川等[10]通过CHARLS 数据分析发现新农保会使得中老年人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Bertrand等[11]用南非横截面数据发现，中青年减少劳动供给现象在三代同堂且有养老金的家庭中存在尤为普遍。李江一等[4]也提出，由于新农保养老金促使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劳动者提前退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而劳动力从低效农业部门向高效非农部门迁移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12]，带来了经济增长[13]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般而言，劳动力转移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专业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非农就业领域，这些都增加了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张宽等[14]运用PVAR模型分析后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对于提高农民的绝对收入起关键作用，但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正向作用只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显著存在。刘晓丽等[15]应用PVAR模型对不同地区分析后发现，随着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而提升，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要求社会释放劳动力主体的活力。Todaro[16]基于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失业的现象，构建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双向互动关系。曾雁[17]认为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市场需求不足，城市工业化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事实上，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参与养老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直接影响。张川川等[10]使用CHARLS数据进行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后发现，“新农保”养老金在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困方面有显著作用，尤其对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影响更大。廖楚晖等[18]在对2010—2013年开展试点的西部农村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西部农村养老保险投入对该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效应。
根据前述文献，试点十余年以来由于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制度的优越性，新农保养老金的不断推广通过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市转移，许多实证分析也证明养老保险的推广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同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对农民增收又带来了正向影响。但已有研究多关注养老保险对劳动力转移或对农民收入的单个影响，极少有研究将养老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对农民收入3个变量放在一起研究。该研究分析养老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通过实证分析评估现阶段养老保险实施的现状，并通过其对劳动力迁移，以及进一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阶段改进措施。
因此，该研究提出以下假说进行實证检验：
假说一，新农保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假说二，新农保将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该研究从微观层面利用CFPS数据聚焦于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险购买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层次线性模型，分析新农保购买、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3个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提出对后续新农保进一步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使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通过跟踪调查和分层多阶段抽样，获得的能够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现状的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162 个县635个村庄（社区）的14 798 个家户，大约能代表95%的中国人口。数据调查问卷分为3个层次：个人问卷、家庭问卷和村居（社区）问卷，该研究主要利用了个人问卷和家庭问卷中的数据。
该研究采用了CFPS最新的2018年农村居民数据，并删除了城市样本。2018年，“新农保”政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试点规模并进行了近十年的试点，采用这组数据能较为完整地反映新农保实施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对不同家庭处理的过程中，考虑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该研究删除了农村家庭里有成年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样本。数据处理后共剩余4 740个家庭样本。
2.2 变量说明
家户总收入反映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而为了进一步考虑家户规模对养老金收入的直接影响，该研究选择了家户人均收入作为该研究的因变量，并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处理。该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之一是新农保的参保行为，用虚拟变量“是否有家庭成员参加新农保”[19]来衡量，并通过计算外出收入与家庭总收入的比值构造新变量“外出收入占比”衡量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变化。
参考现有文献，该研究还设置了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状况、婚姻状况、户主自报健康水平。表1概括了所有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和基本说明[20-21]。
2.3 模型构建
该研究的自变量（外出收入占比）与因变量（家庭人均年均收入）均属于连续变量，而且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属于同一层次的变量，因此选用层次线性模型（HLM），并构建了相应的5个模型，分析新农保对农户家庭收入的调节作用。
模型一对控制变量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二单独引入参保信息，探究新农保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型三单独引入外出收入占比，探究劳动力迁移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型四同时引入参保和外出收入占比，探究新农保、劳动力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五引入参保信息和外出收入的交互项，探究新农保对劳动力迁移与农户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模型一：fincom_per=α 0+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二：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4health+ε。
模型三：fincom_per=α 0+α 2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四：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α 2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e+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模型五：fincom_per=α 0+α 1insurance+α 2per+α 3inper+β 1fmlconut+β 2age+β 3sex+β 4edu+β 5marriage+β 6health+ε。
式中，fincom_per 代表家庭人均收入;fmlcount代表家庭總人数; age代表受访者年龄; sex代表受访者性别;duc代表受访者最高学历;marriage 代表受访者婚姻状况; health代表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insurance代表参保信息;per代表外出收入占比;inper代表外出收入占比与参保信息的交互项。
3 结果与分析
为探究自变量新农保对因变量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该研究采用HLM模型，结果见表2。
模型一就控制变量来看，家庭人口规模都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户主健康状况越差，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低， 可能因为健康状况差无法从事高强度劳动，劳动时间也会相应缩短，从而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有稳定的婚姻、家庭能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年龄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家庭成员年龄的增大能从事的劳动种类受到限制，劳动质量和效率也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
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保险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假设一不一致。根据白重恩等[22]关于社会保险、农业保险的研究，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金融知识缺乏， 导致农村参保人对保险的了解不足会影响保险项目实际实施效果。许多农民参与新农保为了应对退休前后的各种收入风险，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参保后农户认为新农保能够较好地应对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因此并没有选择通过外出打工等方式提高收入，参保反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出现了投保后失业或辞职的现象，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如Bertrand 等[11]用南非全国样本的横截面数据发现，领取养老金的家庭中的中青年会减少劳动供给，从而导致了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新农保的缴费额和预期实际收益额并不高[19]，例如，马光荣等[19]计算了家庭新农保缴费额占平均收入后发现仅有0.7%，张华初等[23]计算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仅10%左右，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额在工资中占比28%， 养老金替代率超过50%。由此可见新农保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实际上十分有限， 预期养老金并不能满足未来的养老需求， 实际上也无法降低居民对60岁后的预期收入风险。因此对农村家庭收入反而带来了负向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了参保带来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下降的情况。
从模型三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就理论而言，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非农部门迁移无疑会推动经济增长[24]，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许多研究都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得到有效提高，促进劳动迁移下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5]。但农村家庭收入既包括非农收入，也包括农业收入，劳动力转移就业后， 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减少，且外出打工的多数为青壮年劳动力。仅依靠少数剩余劳动力完成相同的农业活动， 可能会导致农业活动的效率和质量有所下降，导致家庭农业收入下降，劳动力迁移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其次，也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仅在部分地区出现。张宽等[14]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绝对收入提高的正向作用仅在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适用。刘晓丽等[15]应用PVAR模型分析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西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甚至起到了负向作用，只有在东部地区才表现为正向影响。最后，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迁移后家庭农业劳动力可能出现短缺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在全面二孩政策的逐渐推广下，劳动力的迁移有可能促进二孩生育，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从而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将模型四与模型五进行对比，发现新农保与劳动力迁移的交互项对农民家庭收入的有显著的正影响。首先，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讲，养老保险政策的补助可以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险的财富效应会比较显著。由于青壮年外出劳动等，农村中许多老年人会承担操持家务，抚养儿童等家庭内部事务，领取养老金有助于老年人抚养儿童，而劳动力外出后对农村家庭总收入带来了正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通过构建层次线性模型（HLM），探究了新农保、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调节效应，发现尽管新农保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新农保能通过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研究发现，新农保的实施除了帮助农民抵御养老方面的风险之外，还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即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家庭要比没有参加新农保家庭外出的概率更高，新农保的“收入”效应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表现出来，从而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同时，家庭平均年龄年龄较小、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婚姻状况稳定的农村受访者家庭，投保后进行劳动力迁移，并对农村家庭收入带来正向影响的概率更大。
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始终坚持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还是劳动力迁移制度的改革，均应该以提高农民收入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情况、新农保发展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之间的不同关系，建立不同的政策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6]，从而推动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
其次，针对新农保养老金支付水平低，参保率不高，政策覆盖浅，农户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不足等问题，以及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正向影响，未来新农保政策建设需要逐步提高养老金待遇，及时根据发展状况调整基础养老金支付标准，也要鼓励农民早参保、多缴费，从而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支付水平。可以通过开创新农保基金管理和运营新模式，开展商业化运营新尝试等新途径，激励农民多参保多缴费，提高保障水平。针对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扭曲问题，也要设计合理的保障制度，确定适度的保障水平，尽量避免劳动供给扭曲现象的发生，促进新农保实施下的劳动力合理迁移，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保体系。 最后，针对劳动力转移制度，应当始终坚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继续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通过打破“二元”户籍制度，打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限制，减少进城制度障碍，同时完善城市相应配套设施，满足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长效机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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