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法学院学生考虑暑期实习或工作时，杜威律师事务所是许多人的首选。因为杜威所开价很高：暑期实习每周薪水3000美元，正式工作后年薪16万美元。当然，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都是这个价，但杜威所曾经确实不错，鼎盛期间有2000名左右的雇员，其中1000名是律师，25个分所遍及全球。
　　可一年之后，居然物是人非。杜威所原有300位合伙人，到2012年5月已有85位合伙人匆忙离去，领导层还公开鼓励合伙人另寻高就，有准备散伙的意思。
　　过去几年内，杜威所高薪引进合伙人，而且合同一签便是好几年。当时的负责人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H. Davis）着力引进明星律师，以为只要有了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但事与愿违，杜威所人是进了不少，业务却没有起色，先是捉襟见肘，很快便揭不开锅了。墙倒众人推，看到杜威所摇摇欲坠，客户也趁机拖欠律师费。杜威所叫苦不迭，甚至有了奖励政策，只要合伙人可以让其客户按时交付律师费，就可以得到iPad和iPhone奖品。
　　雪上加霜的是，杜威所前负责人史蒂文·戴维斯成了检察官调查对象。美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大多也是律师出身，本不愿找私营部门律师的麻烦：大家都是律师出身，相煎何急？更何况，政府部门的律师改日也可能到私营部门赚钱，何苦得罪人？比如，都说美国法庭上证人必须说实话，否则便会构成伪证罪，并因此受到严惩。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就他与莱温斯基的腐化关系做过伪证。克林顿法学院毕业，也有律师执照，最后他受到的处理不过是吊销律师执照半年。
　　检察官之所以对戴维斯立案调查，那是因为杜威所有内鬼，几个合伙人向检察官检举揭发，非说戴维斯有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误导债权人，借款时没有如实说明杜威所面临的财务困境。既然有人揭发，检察官也就不得不立案调查。
　　戴维斯在管理上独断独行，得罪了不少人，积怨甚深，所以时机一到，便有人落井下石。比如，他花巨资聘请明星合伙人，而那些干活的薪酬合伙人或服务合伙人（service partner）年薪大约只有30万美元左右，这就引发或加深了许多合伙人心中的怨恨。
　　类似情况在中国律师事务所不太可能出现。中国律师事务所中也有许多大所，但内部有许多小团体，各自为战，自负盈亏，如同超市中许多商铺摆设的摊位。一些律师朋友鄙薄这种做法，视其为小农经济思想的典型产物。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优势。中国律师事务所分散经营，分散核算，就有多个中心，有多个支撑点，一个山头或若干山头垮了还有其他若干山头，有利于律所的安定团结。还有，多山头有利于民主制，多中心就可以遏制戴维斯这样的独裁者出现。
　　当然，中、美两国的律师事务所还有许多共性：律师离开律师事务所通常带走客户。这与英国不同，英国律师事务所重于律师个人，律师通常无法带走客户。
　　职业舍友
　　
　　
　　挪威枪手布雷维克目前正在等候审判。如果其恐怖袭击罪的罪名成立后仍被留在监狱内，挪威伊拉监狱打算为他雇用“职业同监舍友”，因为他们担忧真正囚犯的生命安全。
　　布雷维克“职业同监舍友”的职责将包括：同“头号囚犯布雷维克”交流，安排他的业余生活，例如陪他一起下棋等。“我们正在他周边安排一个由我们的狱警和雇员营造的专业的社交圈。”狱长说。
　　挪威法律禁止监狱将囚犯置于长时间的完全隔离中，认为这是一种过分残忍的惩罚。目前，挪威法庭对布雷维克精神状态的认定仍在继续。如果被认为精神正常，在今年7月的终审中，布雷维克有可能面临挪威最高刑期——二十一年监禁。只要他仍被视为社会的威胁，这一刑期就可无限期延长。
　　
　　盗猎
　　为了逗孩子玩，德国父亲多宁戈携全家在奥地利度假时从商店买了两条冷冻的红鲑鱼，然后放在湖里，再假装把它们钓上来。结果，一名路人将他的“盗猎”行为上报。尽管多宁戈百般解释，但当局并不相信。多宁戈可能面临六个月监禁或相当于360天收入的罚款。
　　
　　临时工
　　近日，西班牙女足乙级联赛发生偷拍丑闻。联赛中的马德里“巨人”女足俱乐部球员，联名将球队技术男总监告上法庭，因为该总监在球队更衣室安装微型摄像机，偷拍女球员洗澡、更衣。球队则称这名技术总监只是一个临时合作者。这些影像已经作为证据，被移交到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