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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到来。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对于很多初次接触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的人来说，上面几句话中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几十本解读的专著，当然，最超前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出版，还只在少数开拓者的小圈子里流转。然而，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
如果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错，事实上，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今天的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
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的出现，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高于一切。
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帝国时代则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解决“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这样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不容易懂。因为很遗憾，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局限了其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以下部分只能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就是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包括身边的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一下三种模型为经济基础的三种时代：暴力经济时代以政府等暴力组织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交易、慈善进行次级调节；商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经济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税收、慈善进行次级调节；而在未来，公益经济时代则一定会依托于信息时代而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信息时代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五大基石—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动摇。
金融调控与二级市场，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个简单的“网络众筹”，就会逐渐实现“去杠杆化”。
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陆军”式的企业已经逐渐被“空军”式的企业所替代，小规模、高素质、高收益、专精深、跨团队的新生产模式，正因为“众包”等互联网模型而逐渐诞生（知乎可以视为内容领域的众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众筹等模型的创立，也使得“钱生钱”变得越来越难，智力要素逐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会价值。 另外，随着社会监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与收益权，私有制也需要缴纳社会增值税（例如地产税）并遵守社会共识约定（例如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损毁该建筑）。社群势力崛起与供给端的日趋丰富，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战，小众需求被放大化，而大众需求则被日常化，无需政治表达，只需通过公益行为即可满足。
因此，毫无疑问，紧随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然伴有社会创新，而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这次过渡，还伴生有商业创新。但不同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那次过渡，这次的商业创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润与财富积累，而会形成一个均贫富、均民权、社群重构的中间形态。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就是说，农业技术创新造就了帝国时代，工业技术创新造就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人与人、法律与宗教与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重构，这期间会有短暂的半个世纪给财富积累者开放窗口。
而在中国，则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在政府主导下，平稳有序地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在二者都还只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迎来了信息革命。这是挑战也更是机遇，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会让中国更加轻装前进，跨越性进入信息时代。
社会企业面对的挑战，
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关于社会企业，中国人开始接触是始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32年的运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还包含有另外一个意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奖项，过去多颁发给政治或慈善人物，颁给企业家意味着企业（或者说商业模型）在社会创新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企业的定义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国人（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总结出三个特性：企业导向（直接生产并获取利润，去二级市场化）、社会目标（以直接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者结构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从这三个角度看，企业导向是商业行为的特点，社会目标是公益行为的特点，社会所有制事实上在今天已经被两权分离、公开上市、社会监督等CSR模型所实现。
很明显，社会企业就是试图用商业模式来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盖的社会需求。而反过来我们就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固然商业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这部分需求没有被商业机构承担起来呢？
西方经济及社会理论学者们此前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等各种观点，以解答这个命题：“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价值”）。然而，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与福利维持的社会需求，忽然就变成了商业机会，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们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础话题。公益存在的空间有三种，第一种是相比履行社会需求的成本，权力或利润的回报较低，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第二种是因公众认知局限，满足社会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权力或利润的回报，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第三种是因决策者的认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会提出。
这三种状态，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务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我们称为苦逼型，第二种我们称为创新型，第三种我们称为先知型。
在我国，第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政府，第三种则往往由少数慈善家进行资助，社会大众认知不多。而社会企业们成长的土壤，则往往在第二种。用一个小学生的“只要-就”句式来解释就是：“只要创业者能够敏锐地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为就会转变成商业模式，从而在市场奖励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或产品）。”
而纯粹站在公益行业的角度，我们也都知道，创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权力或利润的回报途径，然后将这个“负担”移交给政府或企业。也就是说，“创新型公益的目标就是消灭自己”，“成熟一个，移交一个”。而从商业角度看，这一类项目则显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会企业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要说中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淘宝网—从免费的赔钱的公众服务平台，到充满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可是，如果考量淘宝网的盈利模式，会发现淘宝网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其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规模。但我们不要忘了，淘宝网的投资人是杨致远和孙正义，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内的资本依然无法理解并认可淘宝网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这恰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革命的真实写照，淘宝网本身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恰好是其社会创新的价值所在，无数城市贫民因此得到就业机会。
此外，去中介化带来的消费、物流、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交易信息带来的社会金融去中心的社会决策变迁，绝不是目前能够全部被社会与历史所感知的。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
交给谁重要吗？
如果说“电子商务”开启了“新商业文明”的序幕，互联网+公益则有着更大的外延。互联网+公益对基层民主、社区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所能覆盖的，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并由涓涓互助这样的公益平台协助基层政权搭建的“需求驱动的互助社区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业、公益三者的界限。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一、科技的升级，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或资源（比如珍稀物种），而非等待救济的弱势群体。这一类变革催生了以共享经济、公平产品等为特征的社会企业形态。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动人类的生物类型变化，人类社会正逐渐从“丛林社会”过渡为“菜园社会”，社会一般共识已经开始接纳“较弱的劳动力”，从竞争到普惠、从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这一类变革催化了社会整体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并因此有市场愿意为此类产品与服务付款。 三、信息时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业回归“利润源自社会奖励”的本质，使得商业利润整体收缩，不同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日趋平均化，从而降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预期。这一类变革导致资本对投资回报率、回报周期以及回报可能的要求降低，从而给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机遇。
四、社会创新带来更多更新的权力与利润回报机会。淘宝网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妈妈广告平台、天猫商城、菜鸟物流、蚂蚁金服，都是全新的回报机遇。同样，涓涓互助本身不赚钱，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险”、“社区服务站”等丰富的回报机遇。这些社会创新自我打造的“商业回报空间”，吸引了有远见的资本家与创业者乐此不疲地持续投入。
当然，目前阶段这个进化还不是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一般共识尚未形成。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的核心近20年还会处在“消费升级”与“去库存”的矛盾中，经济处于高风险期，普惠与机会不平等的社会诉求只能被视为次要矛盾，“三级跳”的跨度也导致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马云等寥寥数人意识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空间与价值。因此，也导致了社会企业不得不更多依靠税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企业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劝募中来回摇摆，生存艰难。
事实上，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也并非只有社会企业一种模式，共享经济、众筹、众包等形式的商业模式，都是社会创新，更多迎合的是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新组织形式。未来，这些新的商业形态最终会演变成商业模式还是公益模式，应该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难以营造，社会企业又会摇身一变，回归公益组织。
但可以肯定一点，随着“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这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
公众理性、市场理性的回归，也会重新定义权力、利润、需求、共识这四个社会创新的关键词。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交给谁重要吗？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到来。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对于很多初次接触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的人来说，上面几句话中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几十本解读的专著，当然，最超前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出版，还只在少数开拓者的小圈子里流转。然而，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
如果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错，事实上，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今天的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
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的出现，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高于一切。
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帝国时代则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解决“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这样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不容易懂。因为很遗憾，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局限了其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以下部分只能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就是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包括身边的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一下三种模型为经济基础的三种时代：暴力经济时代以政府等暴力组织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交易、慈善进行次级调节；商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经济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税收、慈善进行次级调节；而在未来，公益经济时代则一定会依托于信息时代而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信息时代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五大基石—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动摇。
金融调控与二级市场，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个简单的“网络众筹”，就会逐渐实现“去杠杆化”。
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陆军”式的企业已经逐渐被“空军”式的企业所替代，小规模、高素质、高收益、专精深、跨团队的新生产模式，正因为“众包”等互联网模型而逐渐诞生（知乎可以视为内容领域的众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众筹等模型的创立，也使得“钱生钱”变得越来越难，智力要素逐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会价值。 另外，随着社会监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与收益权，私有制也需要缴纳社会增值税（例如地产税）并遵守社会共识约定（例如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损毁该建筑）。社群势力崛起与供给端的日趋丰富，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战，小众需求被放大化，而大众需求则被日常化，无需政治表达，只需通过公益行为即可满足。
因此，毫无疑问，紧随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然伴有社会创新，而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这次过渡，还伴生有商业创新。但不同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那次过渡，这次的商业创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润与财富积累，而会形成一个均贫富、均民权、社群重构的中间形态。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就是说，农业技术创新造就了帝国时代，工业技术创新造就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人与人、法律与宗教与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重构，这期间会有短暂的半个世纪给财富积累者开放窗口。
而在中国，则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在政府主导下，平稳有序地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在二者都还只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迎来了信息革命。这是挑战也更是机遇，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会让中国更加轻装前进，跨越性进入信息时代。
社会企业面对的挑战，
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关于社会企业，中国人开始接触是始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32年的运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还包含有另外一个意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奖项，过去多颁发给政治或慈善人物，颁给企业家意味着企业（或者说商业模型）在社会创新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企业的定义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国人（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总结出三个特性：企业导向（直接生产并获取利润，去二级市场化）、社会目标（以直接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者结构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从这三个角度看，企业导向是商业行为的特点，社会目标是公益行为的特点，社会所有制事实上在今天已经被两权分离、公开上市、社会监督等CSR模型所实现。
很明显，社会企业就是试图用商业模式来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盖的社会需求。而反过来我们就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固然商业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这部分需求没有被商业机构承担起来呢？
西方经济及社会理论学者们此前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等各种观点，以解答这个命题：“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价值”）。然而，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与福利维持的社会需求，忽然就变成了商业机会，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们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础话题。公益存在的空间有三种，第一种是相比履行社会需求的成本，权力或利润的回报较低，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第二种是因公众认知局限，满足社会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权力或利润的回报，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第三种是因决策者的认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会提出。
这三种状态，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务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我们称为苦逼型，第二种我们称为创新型，第三种我们称为先知型。
在我国，第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政府，第三种则往往由少数慈善家进行资助，社会大众认知不多。而社会企业们成长的土壤，则往往在第二种。用一个小学生的“只要-就”句式来解释就是：“只要创业者能够敏锐地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为就会转变成商业模式，从而在市场奖励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或产品）。”
而纯粹站在公益行业的角度，我们也都知道，创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权力或利润的回报途径，然后将这个“负担”移交给政府或企业。也就是说，“创新型公益的目标就是消灭自己”，“成熟一个，移交一个”。而从商业角度看，这一类项目则显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会企业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要说中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淘宝网—从免费的赔钱的公众服务平台，到充满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可是，如果考量淘宝网的盈利模式，会发现淘宝网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其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规模。但我们不要忘了，淘宝网的投资人是杨致远和孙正义，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内的资本依然无法理解并认可淘宝网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这恰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革命的真实写照，淘宝网本身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恰好是其社会创新的价值所在，无数城市贫民因此得到就业机会。
此外，去中介化带来的消费、物流、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交易信息带来的社会金融去中心的社会决策变迁，绝不是目前能够全部被社会与历史所感知的。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
交给谁重要吗？
如果说“电子商务”开启了“新商业文明”的序幕，互联网+公益则有着更大的外延。互联网+公益对基层民主、社区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所能覆盖的，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并由涓涓互助这样的公益平台协助基层政权搭建的“需求驱动的互助社区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业、公益三者的界限。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一、科技的升级，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或资源（比如珍稀物种），而非等待救济的弱势群体。这一类变革催生了以共享经济、公平产品等为特征的社会企业形态。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动人类的生物类型变化，人类社会正逐渐从“丛林社会”过渡为“菜园社会”，社会一般共识已经开始接纳“较弱的劳动力”，从竞争到普惠、从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这一类变革催化了社会整体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并因此有市场愿意为此类产品与服务付款。 三、信息时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业回归“利润源自社会奖励”的本质，使得商业利润整体收缩，不同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日趋平均化，从而降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预期。这一类变革导致资本对投资回报率、回报周期以及回报可能的要求降低，从而给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机遇。
四、社会创新带来更多更新的权力与利润回报机会。淘宝网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妈妈广告平台、天猫商城、菜鸟物流、蚂蚁金服，都是全新的回报机遇。同样，涓涓互助本身不赚钱，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险”、“社区服务站”等丰富的回报机遇。这些社会创新自我打造的“商业回报空间”，吸引了有远见的资本家与创业者乐此不疲地持续投入。
当然，目前阶段这个进化还不是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一般共识尚未形成。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的核心近20年还会处在“消费升级”与“去库存”的矛盾中，经济处于高风险期，普惠与机会不平等的社会诉求只能被视为次要矛盾，“三级跳”的跨度也导致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马云等寥寥数人意识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空间与价值。因此，也导致了社会企业不得不更多依靠税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企业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劝募中来回摇摆，生存艰难。
事实上，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也并非只有社会企业一种模式，共享经济、众筹、众包等形式的商业模式，都是社会创新，更多迎合的是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新组织形式。未来，这些新的商业形态最终会演变成商业模式还是公益模式，应该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难以营造，社会企业又会摇身一变，回归公益组织。
但可以肯定一点，随着“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这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
公众理性、市场理性的回归，也会重新定义权力、利润、需求、共识这四个社会创新的关键词。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交给谁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