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我们难免心有疑虑，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否会对西藏的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多年以后，西藏是否仍然是宗教的西藏和神的西藏？布达拉宫外是否还有磕着长头从塔公而来的喇嘛？大昭寺前是否还有长跪不起的年迈老妇和她的儿子？哲蚌寺一年一度的晒佛大会是否热闹如故？萨迦寺的精致壁画是否还能鲜活依旧？雪顿节上是否还有藏戏可看？我回想着在布达拉宫看日出那个清晨，牵着哈巴狗的富态藏族妇人，背上插着一束新采的格桑花，手摇转经筒，不知疲倦地顺时针绕行宫殿。她边走边念着什么经文，旁若无人地转着，那神态和表情，虔诚得让我忘了自己要去的方向。而她的身边，许多和她一样牵狗的富人，同样不乏衣衫褴褛之人。
　　从那一刻起我便明白，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不分贵贱，不论贫富，不管何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永远是神。在将来的某一天，西藏人可能不再吃糌粑，不再穿藏袍，不再住慷巴，但绝不会不磕长头，绝不会不拜神转经。
　　神永远与西藏同在。
　　青藏铁路通车会给西藏带来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繁荣、生产方式持续深刻的变革以及外来文明和文化的冲击，这些必然都将加剧西藏与中国其余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担心的是，西藏的神灵们会不会在交流中丧失踪影。
　　西藏的宗教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与神的融合、民族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西藏长达一千多年的宗教生活中，神已经完全融入每一个西藏人的血液和躯体之中。取长补短，相生共存，这其实早就是西藏宗教赖以发展并壮大的规律。
　　2003年8月，在拉萨的爱心书屋，我买了一本名叫《藏边人家》的民族志，作者是美国的阿吉兹，一位人类学家，她写的是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这本书给我很多启发，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到交流在藏族社会和生活中的必要和重要性。
　　她在书中这样写到“凡是到过喜马拉雅山区的人都会经常回想起这样一幅象征性的画面，并从中获得力量：几个人不知疲倦地迈着步子穿过尼泊尔的一条条山谷，顽强地向前移动着。我和我的定日朋友们一起生活在尼泊尔—西藏边境，观察和了解到在那翻越群山的当地村民们缓慢而稳健的步伐中所包含的真实内容：它是自古以来人类及文化交流中的一部分，这种人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是通过翻越被我们西方人想像为无法通过的天堑而得以实现的。”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许多以往不能理解的东西豁然开朗。这种流动包含人的流动、物质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在这样不曾停息的流动中，生命、文化和信仰得以衍续和发展。“在那些尚未被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清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我因此重新认识了转山在西藏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对于个体来说，每个人都带着相邻地区的各种信息：社会新闻、婚姻状况、生老病死、市场物价、牲口肥瘦、青稞长势、天气好坏等等；对于群体来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于宗教信仰来说，涤荡灵魂，修身养性；对于社会经济来说，促进交换，带动生产。
　　而如今，火车将促进这种交流的发生和发展。铁路通车以后，沿线的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西藏地区的经济有一个质的飞跃。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迷惑、彷徨等副属品也随之而来，精神的寄托和依赖将比以往更加必要。在这一张一驰之间，寻求神灵的庇护是心灵得以安宁的良药，信仰给人勇气，也给人力量。
　　藏北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每年都要迁徙两次，每年夏天它们要从东部越过青藏线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腹地产仔，然后等到秋天再带着幼仔再次穿过危险的青藏线回到东部地区。尽管在迁徙途中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有大量伤亡，但执着的藏羚羊仍然坚持不放弃每年两次的迁徙。
　　专家们至今不能明确藏羚羊冒险迁徙的确切理由。他们总结出几大原因：通过迁徙，种群内和种群间的个体得以交换；维持在正常分布区以外的暂时性分布区域的种群；扩大种群的分布性，以及保持种群的稳定性等等。
　　青藏铁路通车带来的交流和沟通，让西藏有了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就像坚持迁徙的藏羚羊一样，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壮大、日趋成熟稳定。青藏铁路给了西藏这个通道，只愿这个通道发挥出最佳最正面的作用，让西藏的神灵们一直呵护着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
　　我的脑子里始终有这样的一副画面：任何时候任何季节经过一座高山的最高点，都有藏民一边将五色风马撒向空中，一边口中大叫“拉索，拉索”。开始我不明白其中含义，后来我知道那是他们在祈求神灵的保佑。他们围着玛尼堆和经幡转圈、祈祷、高呼，过往的行人也被打动，不由自主地加入那虔诚祷告的队伍之中。
　　这便是众神庇护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