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片地地势低于整个村庄，村人叫它凹地，距离村庄两三里地。站在楼顶上，可以看见它像锅底一样慢慢凹下去，大约有二十来亩的面积，土质贫瘠，野草疯长，偶尔看见几棵木薯细长的叶子在繁茂的杂草间畏畏缩缩长着。村里百余户人家，这片地平摊后每户就几分地。
　　很宿命的几分地，谁家都不能缺少的几分地。极少有人在这片地里种庄稼，即便种上些木薯，也任其自生自灭，木薯是不去收的，到了秋天全成为老鼠过冬的口粮。讲究的人家会在雨季野草实在长得疯时去喷洒一两次灭草剂。绝大部分时间这片地是安静的，少有人迹，像一位很有耐心并且参透生死轮回的先知，静候每个生命的最后回归。
　　通往凹地的最后一截路早被野草淹没了。草是牛筋草，生命力顽强，像铁丝线一样细，可以长得很长，并且相互纠结，像毯子一样覆盖住往凹地的路面，踩上去使人有种头重脚轻感，步履无痕，只有一种类似于轻轻揉皱一张软纸时发出的声音。
　　下午三点的凹地有明亮的阳光，有风吹草动的声音，有被惊扰的虫鸣声，还有脚步声。我一身素白，穿梭在周遭茂密的野草中。
　　我送他来了，在他八十三岁时。他生于1930年，寡言少语，话一出口便是指令。再过一天就是中秋节，他急匆匆赶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后日的团圆节。七年前她先来了，是母亲送她来的。母亲是他们的长女，他们一辈子就两个女儿，母亲招婿上门，母亲的妹妹，我本该叫姨的，变成了我的姑姑，外嫁了。七年前母亲才五十出头，浑身重孝，捧着她的灵位和三炷香火来到凹地。我给母亲打一把黑布伞，也和今天一样，有些头重脚轻地踩在厚如毛毯的牛筋草上。一路上我和母亲没说一句话，我们并排走着，母亲长得很高，五十出头了个子比二十多岁的我还高，我举伞时有些吃力，她似乎有所觉察，放慢脚步。快要到我们家那几分地时，母亲尘埃落定般地深深叹了口气。从她落气到这时，我没见过母亲哭一声。她是母亲从芒果树下背回来的。一个喜欢在四野闲逛的老婆子发现她躺在芒果树下呻吟，身边散放着她的锄头和水壶草帽。回家途中她在母亲背上落气了，没给母亲留下片言字语。母亲默默为她烧水净身，然后换上寿服，直到盖棺上钉，我才看见母亲垂头撸一把鼻子。她的头埋在白孝之下，我无法看清她脸上是否有泪水。之后一直都沉默，然后就是这声叹息。我一直沉默着给母亲打伞，看她围着那个长方形的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墓坑，由左往右从头到脚插香火。
　　如今母亲已经快六十了，黄土埋半截脖子的人，不适合再送亡灵。于是便由我这个长孙来送，送他走完他最后的人生之路。
　　灵位其实就是一碗米，上头插三炷香和一张道公画的灵符，上面用毛笔书写着亡人的姓名、年岁以及寿终时辰，还有两句话：
　　摄三魂在阴间，请七魂留阳间。
　　我感到不解，人活着一辈子难以心神合一，为什么死了魂魄还要阴阳相隔？
　　......
　　凹地的草长得实在太茂盛了，齐人高的镰刀草和叶子肥大的蓖麻围成密不透风的草墙，一眼望去全都是草尖，草尖并不平整，会有一处一处的竹席那样大的草尖稍微高于周遭，高起来的草尖根下，必定是一座坟坯。只有走到跟前，脚下的平整突然有了坡度，你才心惊肉跳地辨认出，这里埋有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也许如今躺在乱草下的这个人还曾经和你发生过口角，有过半生隐秘情……人生一世和草木一秋其实不能相比。每个生命最终都会静默在泥土之中，草木之下。
　　我按着记忆中的路线小心翼翼穿梭在齐人高的野草中，避免碰触那些枝叶繁茂的蓖麻和锋如刀芒的镰刀草。终于在一片茂密的镰刀草间发现一片新鲜泥土，以及一个墓坑，长方形的。我在墓坑周边插上香火，然后把他的灵位摆在坟坑头，遮上一把黑布伞，坐在墓坑旁抽起烟来。
　　她的坟头就在墓坑的左侧边上，覆盖满镰刀草，细长的叶子绿得发黑，许多虫子在草丛中鸣叫，并不聒噪，田园的清脆冲淡了死亡的哀伤。一棵蓖麻在草间长得很壮硕，大如巨伞，几乎把她的坟头盖住了。今年三月三来扫墓时，我问母亲谁种的蓖麻，母亲盯着蓖麻看了半天，摇摇头。扫墓回家时，他磨磨蹭蹭到我面前，问：那蓖麻，还活着吧？
　　这是我听到的惟一一句他关心她的话。
　　蓖麻，阴灵的庇荫之物。
　　二
　　我努力回想关于他们的事情，往事断断续续，只是一些片段。它们像渐渐弱下来的阳光，使人感到伤感和微凉。
　　她也是俩姐妹，碰巧也是老大，所以他也是上门的。她一厢情愿的娃娃亲，所以落得一生怨恨。他青年时代学业费用全是她家拼凑。母亲说她家其实并不富裕，她的弟弟，也就是母亲的叔叔（因为她也是招婿上门，故她的孩子称呼她的兄弟姐妹为伯伯叔叔或姑妈姑姑）在饥荒年代因为饥饿得了浮肿病死了。他完成学业后在县里的果菜公司当会计，娶她成为天经地义。
　　我努力想像结婚时他们的心境。不到一米六的娇小新娘微垂前一天就被女伴们帮忙绞得光洁的脸，眉形被修成柳叶眉，尽管眉毛淡了些。穿一身被蓝靛染得黑亮的斜襟裤褂，浆得硬挺的立领紧箍住她细挺的脖子，衣领和斜襟边包上大红色滚边。这些喜气洋洋的颜色衬托出初嫁娘眉眼中的羞涩。女伴们围坐在她身边，嗑着南瓜子。女伴们过不久偏一下头，身子微微往后倾斜，装作漫不经心飞快地瞄上一眼。她盘在脑后的发髻上插一根两指宽半只筷子长的银簪子，上边雕刻着繁琐而精致的花纹。银簪子是新的，带一股簇新透出来的冷冽锋芒。那是他给她置办的结婚首饰。在他们长达五十四年的婚姻里，她唯一得到的他的一件首饰。也许也是她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一件带有他那么一点情感的东西。女伴们的目光中充满羡慕，不，也许是嫉妒。嫉妒那根锋芒毕露的簪子，更嫉妒戴簪子的主人，以及这个主人往后的日子。往后的日子是看得见的，像新娘子脑后的银簪子那样闪烁令人心跳的光芒。新娘子垂眉含眼，目光落在光鲜的绣花鞋上，很安静地听女伴们半酸半甜的祝福。她不敢抬头看女伴们，怕心里涨满的幸福从眼里溢出来，伤女伴们的心。她始终颔首垂眉，在平静的眉眼下体验从心底涌出来的令人颤栗的幸福。一米八的新郎穿着中山装，心不在焉地应酬在城里上班刚结识的新同事，心想：喏，这就是你想要的，这下扯平了。他觉得只是结一个婚，一种形式，至于婚姻里具体的事情，诸如相互体恤、忠诚对方、生儿育女、丈夫父亲的角色和责任，他觉得跟他毫无关系。他还是他，与她无关，与这个婚姻无关，干净而透明。 　　这桩婚姻的起因和缘由是她的妹妹，也就是母亲的姑姑，我的姑婆闲聊时当成故事讲给我听的。
　　1964年，母亲十一岁。在母亲心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过节时拿回家来两斤猪肉的陌生人。在断断续续拿猪肉回家的短暂时光里，她的父母生下了她和我的姑姑。母亲说她的父亲回来，只是一个有肉吃的概念，至于父亲对于她有什么意义，她并不知道。母亲十一岁的春天，发了半个月的低烧。她在野地里把所有认识的认为能退烧的草药都采来给母亲熬药汤喝，仍不见效。母亲整天裹着她姑姑穿旧了扔给她的又大又旧的棉袄，消瘦的腮帮骨呈现出病态的胭脂红。母亲记得她把她撇在长竹椅上，提一大桶热水进了黑乎乎的房间半天才出来。出来时的她焕然一新，半新的斜襟褂和卡蓝筒裤子，头发油光水亮盘在脑后，插着那根半只筷子长的银簪子，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隐隐笑意。她打算带母亲去找他。那是她第一次去他的单位，也是唯一一次。事后母亲一直记得两条粗黑的辫子。一个年轻女人在她父亲的宿舍里烧茶，两条粗黑的辫子搭在穿蓝色毛衣的胸前。她父亲从办公室赶回宿舍，站在一脸菜色并略带些蒙昧的妻女和蓝毛衣之间，喏喏的，不断扶着鼻尖上的眼镜。那是小张，公司出纳，会计和出纳是一起的。他对她解释。
　　很多事情并不新鲜地发生了，落入似曾相识的俗套里，往复循环，无法避免。
　　母亲说自从在父亲的宿舍里见了蓝毛衣后，她父亲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像过来串门的邻居，坐一坐，偶尔和她说一两句话。无话可说时，逗耍家里毛色杂乱的阿青成为他消磨掉活见鬼似的没有意义的串门一样的难捱时光。阿青是一只成年母狗，只要她出门，必定寸步不离。他逗耍阿青的热情令她诧异和嫉妒，阿青因此常会莫名其妙地挨上她一脚。他是否认为，稀罕一下她的任何一件东西，譬如和她亲密无间的阿青，就是对她的一种抚慰？看一看天色将暗尽，他开始有些局促不安，然后起身到停在门外的26寸自行车边，摇摇自行车踏板，自行车后轮便飞快旋转起来，偶尔飞溅出来一些泥巴疙瘩。他在检查自行车，其实是在告诉她，该走了。这是他和她之间的交流方式，侧面的、曲折的、隐晦的，但都心知肚明的。他们一辈子都用这样的方式交流。她不吭声，依旧埋头忙手里的家务活。他不在家里吃晚饭，也不在家里过夜，她知道。她低着头，一截还泛着年轻光泽的脖子微微弯着，隐忍下很多委屈和酸涩。母亲说自从在她父亲的宿舍里见到蓝毛衣后，她似乎就没再把心放在母亲身上过了，给她吃饭，给她衣穿，仿佛养只猫狗。母亲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常常被一个小霸王欺负，告诉她不愿再上学。她埋头剁猪菜，只一句：磨人的东西。一直到母亲辍学两年后，她父亲才知晓。姑姑更荒唐，学上着上着就当了妈，十四岁便早早嫁人。
　　两个早早生儿育女的女儿，对她们的父母始终都是淡淡的冷漠，理直气壮又顺理成章的冷漠。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和女儿们的冷漠和隔阂总能让外人一眼看穿，他们和她们都无动于衷，似乎并不曾想努力改变与弥补。
　　母亲招父亲上门和姑姑出嫁后，她便随他住到单位去了。直到我十一岁时，他退休还乡，承包一片距离村庄三里地的村小组集体荒地，开荒种芒果。一直到六年前，那片芒果地被村里收回了。她是在芒果地里离世的。对于我来说，他们一直是陌生的。父母手中的竹条子落到我身上时，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有一位能把我拢进怀里护着的老婆子或老头。从年轻时代一直到暮年，他们似乎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子孙被他们刻意排斥在不远不近的距离之外，无法靠得更近，更无法融入。
　　我记得那片芒果林，有二十来亩，和村庄之间隔着一片稻田。他退休之后，一直和她住在那里。芒果林和村庄遥遥相望，之间有一条小田埂路和一条大沿田路相连。
　　我通常会在农村某个节令的傍晚出现在通往芒果林的小田埂路上。假如母亲在吩咐我出门之前肯给我一把炒熟的花生或者别的什么吃食，我便会慢悠悠一边吃一边沿大沿田路走向那片芒果林。不然我就会心急火燎地在小田埂路上发狂飞奔，心里惦记母亲正在家里砍的白切鸡腿。我穿过一块块稻田，有时田里的禾苗刚刚泛绿，有时正杨花抽穗。假如是八月十五的节令，那就该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了。我甩着两只手，抽打伸到我大腿根处的沉甸甸的稻穗，发泄心里的怨恨。但快要到那片芒果林时，我便收敛脸上怨恨的表情，走上一座至今我仍然无法想明白为什么那里会有的一座石头拱桥，过了这个桥，就是芒果林了。大部分时候，芒果林这头会横一条木棍，架在两个三脚木架上，拦住企图过桥进入芒果林的放牧人。我掂量那由两个笨拙三脚木架和横木构成的丑陋跳高模具，后退几步，然后冲刺，一跃而起跳过去。迎接我的是从芒果林深处传来的凶恶狗吠声，紧接着是呵斥狗的声音，然后她出来了，仿佛早就在等着。别怕，狗拴住的。看不见人，一句话从层层叠叠的芒果叶间传来，紧接着必定还跟一句：断头的！是呵斥狗。这句话她也常常拿来低声骂他，我听见过的。我穿过一棵棵芒果树，朝她走过去。横伸出路面的芒果树枝桠把她遮掩得见头不见尾。她身材极为瘦小，芒果林太茂密了。一身淡蓝色的短袖碎花布衫裤，通常就是她夏天的穿戴。我从芒果枝桠的间隙中看见一些不断变换形状的蓝色斑点。
　　婆。我朝她叫一声，然后跟随她进屋。
　　一间红砖瓦房。
　　晚饭早就开始了。他一直沿袭着下班吃饭的时间，傍晚六点必定要吃饭，且必定要有几块下酒肉，一杯四两的米酒也必不可少。屋里很拥挤，饭桌支在屋中间。我的目光习惯性地落在饭桌上。一只淡绿色的瓷碗里照例装着两只鸡腿。我把目光从鸡腿上挪开，人站得笔直，直视他。他的脑袋秃顶了，耳尖以上长着一圈银白色的毛发，一副黑框眼镜滑到鼻尖上，随时准备落下来的样子，但不会落，他在眼镜的两条腿上绑了根白麻线，绕过脑后把眼镜拖住了。我从未见他留过胡子。他正举杯垂头饮酒，眼睛从眼镜上方看我。
　　妈说叫你回去吃饭。我说
　　我吃了。他说。
　　那，我回去了。我说。
　　他不再说话，把酒杯端到嘴边，吱的一声啜了一口。
　　意思是我可以走了。他并不打算留我吃饭。 　　她于是赶紧把两只鸡腿往一个有些黏腻的塑料袋里装，送我出那间红砖瓦房。整个过程简单、平淡、快速，每次都一样，程序化一样。
　　这是一个惯例。母亲在每个节令的傍晚，吩咐我来芒果树下叫他们回家吃饭。他们不会回去，他们知道，母亲也知道，我也知道。他们，母亲，我，都在漫不经心地完成一个仪式，徒有虚表的仪式。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理解这种仪式的意义，每次母亲在即将来临的晚饭时间把我支使出厨房，我总会恶声恶气地嘟囔：叫他们干嘛？叫又不来。一截捣火棍或一只鞋子便从厨房里嗖地砸出来，把我像兔子一样撵出家门。
　　后来我便知道，即便是再淡的茶水，那也是茶水。亲情也是如此，徒有虚名，那也是亲。绕不过去的。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对他产生了兴趣，他的刻板和冷淡对我有某种欲罢不能的吸引力。我静静地盯住他，正面的、侧面的，仿佛在研究一件令我头痛却总是忍不住去探究的隐秘事情。也许我的目光过于固执，甚至还带有一点不怀好意，让他感到不舒服，他总是从眼镜上方瞪视我呵斥：看嘛？蠢犊子！
　　我嘟了一下嘴巴，转身走了。
　　她在水渠边洗衣裳。春节过后开始放水春耕了，遍布田间的大小水渠灌满清凉冷冽的河水。她包绿格子头巾，两只皴裂的手在搓衣板上使劲搓一件灰色上衣。衣服是他的。她朝我转过头，几缕灰白头发在绿格头巾下微微的抖。
　　她说，又挨骂了吧？断头的。他嫌我们呢，一辈子都嫌，我早就知道了。
　　她在冷冽的春风里一边埋怨一边搓衣裳，我很担心她把衣服拉链给搓坏了。我站在风里貌似认真地听她唠叨，其实我一直在打量她那些从绿格子包头巾下翘出来的灰白头发，枯槁、毛躁，像早已失去生命润泽的干稻草。她喜欢对我唠叨，我不知道她何以对我有无法理解的信任感，抑或觉得我还是个孩子，能让她无所顾忌地发泄沉积在心里的早已黯淡却无法释怀的往事。她的唠叨千篇一律，数落他成为主要内容。他自私，他看不起她，他一辈子没正经跟她说过一句话，他的嘴脸是丑陋不堪的，他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断头的……我不知道她跟他在单位里住的那十几年，她的社交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她和他们怎么交流，是平等还是被动？是心平气和还是小心翼翼？我只知道她随他回来后，她也没怎么回村庄找和她一样已是鸡皮鹤发的老婆子闲聊。二十亩芒果树林变成石磨子，她是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骡子，围着时间旋转。每当母亲把她的委屈和辛酸像泼掉一盆洗菜水朝我和父亲泼来时，我便会想到她，她的委屈和心酸该往哪儿倾泻？
　　我被动地倾听她的抱怨，不忍心走开。她叨叨不绝的抱怨使我看见她是多么孤独地走在她前半生漫长的时光里。时光其实是有重量的，她瘦小的躯体里栽满沉甸甸的时光。
　　……
　　三
　　我上中学后，每个周末回来，母亲总会吩咐我到芒果树下的红砖瓦房走一走。不久之后，我发现母亲是在和她的父母耍心眼。每个周末回家，母亲必定得给我几块零花钱回学校，她认为我到红砖瓦房走一趟，就可以为她省下给我的几块钱了。母亲认为他们不能这样轻轻松松过一辈子，该为他们的血脉负一点责任。他给了，三块，有时五块，给得很爽快，不像母亲，每次都要附带一顿可怕的唠叨。她唠叨时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根腌坏的酸黄瓜，满眼厌烦。我理解她，从没怨恨过她。
　　我发现自己变成一块平衡板，在母亲和她的父母之间扮演着平衡的角色，我厌恶这样的角色。当三张一块或者一张五块的纸币又递给我时，我说，妈给了。他愣了一下，从眼镜上方盯住我，充满疑惑。他并不怀疑我在撒谎，而是疑惑母亲为什么要打破这个平衡游戏。显然他对母亲每个周末都支使我去芒果树下的用意心知肚明。
　　母亲的一顿埋怨避免不了，我习以为常。只是这次母亲还流泪了，让我感到有些难过。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到红砖瓦房去。每个周末回家变得像每次来例假一样使我痛苦不堪。我不害怕母亲的唠叨，但我害怕母亲埋头从裤腰上给我掏零花钱时的神情。那神情是凄切的、哀愁的。这个星期打发过去了，她在为下个星期发愁。我低着头，伸出在学校里好吃懒做养出来的白嫩手掌，从母亲手上接过几张破旧的零花钱，飞快地揣进口袋里。
　　她在一个周日下午回到村里。母亲正给我烧晚饭，我坐在饭桌前剥豆子。她站在厨房门外，往门里探进半个身子，生疏、客气，像来串门的邻居。三代血脉相连本该亲密无间的亲人营造出一种冷淡的刻骨的氛围。
　　小妖。她叫我，目光却望向母亲，有些小心翼翼的讨好的意味。母亲也看她。母亲的目光是不耐烦的，像看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公叫你过去吃晚饭。她叫我，眼睛却看向母亲。母亲把目光转向我，然后转身继续烧饭。我知道母亲是答应了。我把豆子倒进碗里，跟她走了。
　　他照例坐在饭桌前独饮，碗边扔着几块鸡骨头，我进去时也照例从眼镜上看我。
　　来了？他说。
　　嗯。我说
　　坐下吃饭。他说。
　　她赶紧从碗柜里拿出她和我的碗筷。 假如他不说，她是不会擅自从碗柜里给我拿碗筷的。
　　我有点难过，认为他应该等我来了才吃饭的。一直到我送他来凹地，我才明白，一辈子，他从来不曾等过谁。他只会坐在饭桌边上等饭菜端上饭桌，从晾晒竹竿上换取干净的四季衣裳。
　　无端端的，我有些可怜她。
　　回家住吧，有房间的。我这样邀请她。我看见她的双眼亮了一下，小心翼翼问我，这是你妈叫你这样问的？
　　我摇摇头。她眼里的亮光摇曳一下，黯淡了，仿佛被风吹灭的烛火。她说，你妈心里哪有我这个妈！口气是落寞的。
　　叫婆回家住吧？我跟母亲说。母亲回答我这个问题时，神色和她一模一样，甚至连话也和她成为奇妙的对偶：你婆叫你问的？然后：她心里哪有我这个女儿！
　　我看见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隔阂和误解像坚不可摧的墙壁陈横在她们中间，我无能为力，一直到她过世。
　　我记得那天快要给她的棺木上钉时，他从芒果林回来，把那根被她的手指磨得光滑无比的银簪子递给母亲，意思是叫母亲放进棺木里陪她。母亲白了他一眼，骂他老糊涂，然后把簪子放到她的遗像前。按照风俗，任何有关财物的东西如若陪葬，那意味着死人把钱财都带走了，在阳间的子孙后代将会永世贫穷。他显然想说句什么，最后只望了棺木一眼，又回芒果林去了。她去世后没多久，村里就收回那片林地，他只好从芒果林搬回来住。他比年轻时瘦了些，奇怪的是戴了大半辈子的眼镜摘掉了。此时我已经辗转离家几百公里工作，回家一趟呆的时间像午睡片刻做的梦一样凌乱和匆忙。我发现他想靠近我。当母亲不得不稍微离开我一会（母亲似乎变成一个孩子，像依恋一个令她无比信赖的亲人一样和我寸步不离，只要我在家的话）去厨房看火灶上的菜是否炖透时，他就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他的房间紧挨客厅，母亲的脚步声在客厅后门消失，他出现在门口，准确得像捏着秒表在计时。他先朝通往厨房的方向瞥一眼，目光是警惕的、戒备的、拒绝的，然后转到我身上。我看见他松弛的嘴角略略往上提，做出一个笑的模样，朝我旁边的椅子走过去，坐下。我们中间总会隔一些东西，比如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一把矮凳子。他从来不选择和我最近的那把坐下。 　　工资，现在多少？这是他习惯的问话。
　　我回答：
　　172。
　　246。
　　289。
　　305。
　　……
　　够吃吧？
　　够。
　　那边，三十多年前我去过。
　　嗯。
　　群众很好。
　　嗯。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母亲的脚步声使他张皇失措起来，我发现他脸上顷刻间又恢复以往那副熟悉的拒人千里的冷漠表情，拍一拍裤腿，回到紧挨客厅的房间里，回到他的我们永远陌生的世界里。
　　四
　　我听见炮仗声从村庄隐隐传来，出殡了。我掐灭手里的香烟，想一想觉得不妥，重新燃上插到他的墓坑头。我又深深看了一眼长方形的墓坑，他即将长眠的地方，赤红色的泥土鲜艳而湿润，散发出夹杂泥土腥味的芳香气息，其实这样的归宿挺好的。万物归源，最根本的源不就是这赤红湿润的土地么？我本该返回的，送灵人不能眼见土落棺木，那样不吉利。可是我还是想最后见他一眼，于我而言，他就是我最根本的源。我朝她的坟堆走过去，拿镰刀割掉坟上的青草，然后挖一块四方土块压在坟顶上，给她上了一炷香。我想起她生前对我数落的那些唠叨，慢慢理解了她心里一辈子的恓惶和酸楚。他来了，你不用再担心了，你们在泥土之下永恒了。我在心里默默对她说。
　　母亲急急赶来，她一定见我久久未回，着急了。走吧，谁都会死，没什么可念的。母亲说。她朝那口新鲜墓坑看了一眼，急切地催我。我不好再坚持，和母亲选另一条小道回家了。我们和送他的亲戚们隔着一片金黄的稻田遥遥相望，他的漆红棺木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很快便隐匿进一片芒果林木中，只有零散的鞭炮声传来。这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后的一次相见。今生今世，最后一次！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訇然落地，我感到一阵头重脚轻的眩晕。
　　他的房间被清理一空，连床板都拿到路口烧掉了，他用过的茶杯、手电筒、老花镜、灭蚊器，也跟随他而去。在四面粉刷白灰的墙壁上，留下几处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污迹，靠近一面墙壁的墙角，还有半只鞋后跟的印子，这是他留在人间的痕迹。不久之后，这些痕迹将会被重新刷上的灰浆抹去。而她的痕迹，早已无处可寻。这两个和我血脉相连的人，就这样淡出我们的家族，而我却连淡淡的哀伤都不曾有。
　　母亲老了以后和她一样喜欢唠叨，当生活的艰难使她感到力不从心而又不得不去面对时，我便成为她发泄的对象。母亲对她是怨恨的，至少我这样认为。母亲极少提到她的父亲，对我发泄的唠叨全都是关于她的，仿佛自己经历的人生种种尴尬处境，全拜她所赐。
　　几年以后当我苦心经营八年的恋情一朝灰飞烟灭，我似乎理解她对于两个女儿的冷淡了。也许她是无能为力的，她把他当成整个世界，她的世界时刻面临着支离破碎，再也没有任何精力顾及其他了。她忘记自己是一个母亲了，也许她在内心里对两个女儿也是充满愧疚和忏悔的。
　　不得而知。这两位和我血肉相连的亲人，他们像清风明月一样，给我的始终是清冷而模糊的感觉。
　　母亲说，她（他）自杀过。
　　母亲还说，她（他）怕你。
　　我有些疑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他（她）。
　　你婆，自杀过，上吊，没死成。你公，他怕你。母亲补充说。
　　是的，他们是我的公和婆，书面上的称呼是爷爷和奶奶，母亲招婿上门改变了他们原本该是我的外公外婆的身份。在我的记忆中，叫公或者婆的机会很少，因为莫名其妙的冷淡和隔阂，因为每个人都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家族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自成一体，本能里带着伤人的排斥和戒备。
　　母亲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她老了之后很喜欢对我讲她的母亲。我静静地坐在她身边，无暇顾及深思婆为什么要上吊，公为什么会怕我。于我而言，他们已经离我远去了，我不愿意对他们再有过多的感受和感知。我害怕错过和母亲相处的每一个时刻，害怕母亲的唠叨无人倾听，更害怕，我再也没有唠叨可听。今生今世，我和母亲都将会带着彼此的暖意而活，没有隔阂、戒备、淡漠。
　　直到，入土为安。
　　陶丽群，广西百色人，创作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转载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文选刊》等选本。小说《起舞的蝴蝶》改编为同名电影。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