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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开启的媒体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开启媒体外交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在着力粉碎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历来在对外关系上都十分重视运用媒体外交来确定依靠、团结和争取的国内外统一战线的对象，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从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国际友好记者开展媒体外交，介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和执政理念并对中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智慧中获取深刻启迪，对深入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早期 媒体外交 经验 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溯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早期就高度重视媒体外交的光辉实践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开启媒体外交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进步和友好记者，向美国传达了中共“联美抗日”的外交理念，进而促使罗斯福总统调整了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媒体外交拓展与外国政党建立交往的渠道和维度，着力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都十分重视运用媒体外交来确定依靠、团结和争取的国内外统一战线的对象，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媒体外交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对外沟通和交流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也已发展成为中外政党之间全新的连接方式和交流平台。媒体外交在开拓创新“抓形象”方面，对外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大力宣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递中国新时代的声音”，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越来越凸显出其对外传播的常态化机制功能。今天，通过重新追溯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思想的轨迹，探究中国共产党开启媒体外交的伟大历程，对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正确对待和处理当今的中外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联美抗日”的媒体外交：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发力点
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新纪元的开启可以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秋的首次西北之行关系重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还被国民党利用掌控的新闻特权不断污名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愿意与欧美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媒体外交入手，邀请西方记者和作家到陕北采访，以使中共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更好地为外界所熟知，进而有利于中国抗战和中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斯诺并非第一个采访中国的美国记者，但他是在中共最需要开展媒体外交的时候第一个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利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向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也是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后直接接触的第一个美国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斯诺采访边区极为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专门为斯诺的采访提纲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予以讨论。毛泽东当时与斯诺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一个反战国家，美国会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①这是中共首次表示愿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积极评价美国在远东地区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媒体外交对外系统阐述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处理中外关系的方针。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主动向斯诺热情地敞开心扉，斯诺凭借他那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深邃，在延安写出了一篇篇震撼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作品。斯诺根据他1936年6月至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实地采访，撰写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准确生动地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及革命业绩。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引导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斯诺的《西行漫记》于1937年和1938年在英美两国相继出版后，国内外广大民众不仅走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可歌可泣斗争的历史，而且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1938 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始于这本《西行漫记》，他因此将对华政策由“扶蒋”调整为“扶蒋联共”。斯诺1937年年中在英文《亚细亚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自传》，也由复旦大学教授组织学生翻译成中文向全国出版发行，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斯諾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在中共媒体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7年4月底，海伦来到延安，与中共领导和群众进行了深入交流。毛泽东还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斯诺，请她向美国和全世界广为宣传，以联合英美和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日本。翌年，毛泽东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②也正是在斯诺的开创和引领下，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9月，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采访的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十几位美欧左翼新闻界人士，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第一次高潮；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又接待了一些外国记者进入延安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地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第二次高潮。 中共中央接着邀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8年1月到访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她随后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1941年2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为了完成周恩来的重托，斯特朗特地前往纽约，找到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内情报道。罗斯福总统对此非常重视，他反对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发动反共内战，因此向国民党政权发出了警告，这对制止中国抗日阵营的破裂起到了一定作用。③
1944年6月，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来到延安，成为我党媒体外交史早期的重大事件。参观团由 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六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和塔斯社等，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传播到了全世界。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这也成为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外国记者和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对美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向美国新闻记者和驻华军政人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主张，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排除蒋介石的干扰于1944年6月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准官方关系”。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这个使团的意义描述为“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抗日”的媒体外交工作从对外宣传转变为“半独立的外交工作”。④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邀请斯特朗到苏区采访。斯特朗飞抵上海后经过长途跋涉于8月初终于到达了延安，并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在8月下旬先后两次接受斯特朗独家专访，就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战后国际政治关系和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共产党能否赢得最后胜利等诸多问题，与斯特朗进行了长谈。在首先提出“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论断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属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⑤毛泽东通过与斯特朗的对美媒体外交主动引领中国的社情民意，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中意政党交往丰富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维度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的交往，一度成为两国党的领导人之间直接沟通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应中共中央的邀请，1955年9月29日到10月20日，以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P. Nenni）为团长的五人代表团访华。中意两国党的机关报当时对南尼访华的密集报道，不仅彰显了两国政府对南尼此次访华的高度重视，还对意大利政府后来于1964年重新启动中意互设贸易机构的谈判，进而对15年后中意两国正式建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55年国庆节当天，刊载了新华社《周恩来总理接见南尼》的新闻通稿，报道周恩来总理9月30日与南尼代表团五人谈到中意关系和防止“两个中国”阴谋时指出，“如果意大利还不能同中国建交，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主张同意大利谈判建交问题，同时也包含谈贸易问题。意大利外长提议在伦敦谈贸易，我们准备回答：在未建交以前谈贸易是可以的，但我们力争先谈建交。如果他拒绝谈建交，我们也可以谈贸易”。周恩来这次代表中共中央的表态对南尼回国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人民日报》10月4日第1版报道，毛泽东主席谈到中意建交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时指出，“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10月5日，意大利的《团结报》也报导了南尼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强调南尼访华对推进两国关系的意义，“北京的报纸今天在第一版發表了毛泽东与南尼的会谈。这确认了南尼访华的重要性，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友好访问，而是开辟中意政治关系的第一次行动”。
《人民日报》10月8日第3版刊载了新华社授权发表的《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大会上南尼先生的演说》新闻稿。南尼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千多人为代表团的盛大欢迎会上，表达了对意大利与中国加强交往和建交的强烈愿望，“我来中国的原因之一，除了和你们认识之外，就是强调指出我们两国间目前关系的荒谬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继续长久。无论如何，我回到罗马以后将很愿意作见证，说明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只有对意大利和对意大利人民的友谊，对我们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劳动的重视，对我国问题的谅解；我看到的只是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的愿望，作为根据两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建立商业关系的起点”。
在京访问期间，南尼还于10月8日就中意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接受《人民日报》的专访，他指出，“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现在不幸被一个事实妨碍着，这一事实就是：我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反而和那个所谓‘台湾政府’保持着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完全有名无实的。我曾经进行了一个令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趋于正常化的巨大而且公开的运动。我在北京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情绪和促成这件事的愿望。我希望说服我国那个害怕触犯美国人的议会和政府。至于意大利人民，他们是早已要同中国友好合作的了”。
除了《人民日报》对南尼访华进行大篇幅的连续报道外，意大利的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以及其他报刊都做了大量相关报道，引起了意大利政府、政党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南尼在回国三天后，他本人就在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发表署名文章总结中国之行。他认为不承认北京政府是荒谬的，应与中国签订商贸协定，中意两国间可以开展数额巨大的贸易往来。南尼还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刚作了一次旅行回来，这次旅行，在社会党来说是要作为一种使公众舆论、使议会以至使政府关心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方法。”⑥ 1969年1月24日，南尼作为意大利中左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众议院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南尼在众议院的演说在意国内外引起轰动，尤其在美国和欧洲。⑦在南尼的推动下，中意建交談判从1969年1月持续到1970年11月，而南尼正是第一阶段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中意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走向破产。在中意正式建交不到一年后的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正如意大利学者所指出：“从政治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南尼的访问……他对中国有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这对他后来认识中国问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意大利社会党在中意关系中的作用。”⑧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媒体外交的四点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开启的媒体外交思想，在丰富的政党交往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政党理论的交流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突破。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通过论坛对话等渠道，同外国政党的机制化交往局面逐渐形成。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使命更加光荣，需要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媒体外交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而这一切更需要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当年跨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通过国际友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并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智慧中获取深刻启迪，这对于我们完善党的媒体外交理论、开辟政党外交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思想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方面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党的对外工作历史经验基础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媒体外交工作实践，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进入了理念创新和体系建设的活跃期。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出访、出席多边会议及接待外国和政党领导人访华期间，通过会谈、演讲、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等多种方式，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经验，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外国政党政要对中国发展道路、政党制度、执政理念的了解和理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媒体外交的规律，党的媒体外交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突破，从做好加强政治引领、促进政党交往、深化特色调研、构建人脉网络、提升国际形象、夯实民意基础等六个方面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时代内涵。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归根结底是做好“抓人脉”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外国记者的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而目前中美关系中间缺乏的正是一个“新时代的斯诺”，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展现给国际社会。针对一些西方记者用“灰黑滤镜”丑化中国、用“移花接木”歪曲中国、用胡编乱造抹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更要充分利用交往广的独特渠道优势，不断加强同各国媒体和民间各界人士的深入沟通交往，着力改变对中共存有偏见的外国记者的认识，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地培养一批“新时代的斯诺”，使之成为中共的朋友和知华、友华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有针对性地展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良好形象，使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内容直接深入到目标国家的公众中去，不断积累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朋友圈”和“媒体圈”，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营造一个稳定、健康、友好的外部执政环境。
第三，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党外交中以经贸合作为主题的媒体外交，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维度。通过政党合作，寻求符合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合作途径，实现以政促经，以经辅政，促进中外经济合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重要任务，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促进经贸合作更加成为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主要内容。比如，2009年在宁波举办的“中阿·中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2010中国扬州-海湾阿拉伯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合作论坛”和 2010年在云南举办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扶贫专题会议等，为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201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上，来自中欧工商界的代表就有关经贸议题展开洽谈，并就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与生物产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开展合作达成意向。这些以经贸合作为主题的媒体外交论坛不仅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进一步提升了中外党际交往的层级和水平，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开辟了新渠道，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纬度。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理论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探索新命题和应对新问题，以为有效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贡献。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持久性的媒体外交架构，以清晰地阐述媒体外交在发展政党关系和增强国家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长期愿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也需要在资金、专长、政策以及社会参与方面履行同样的使命，这需要相关从业者“永葆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⑩不断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拓宽自身媒体外交的知识层面并提升业务水平，使党的媒体外交战略能够从全局的高度把握整个话语体系的方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党话语体系以及融通中外的媒体外交的新表述新概念新理论。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基础建设并制定面向未来的媒体外交策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正逢其时。
课题组执笔人：王寒松系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倪建平系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琳系南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130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宋久、柯楠、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③孟红：《周恩来秘密会见斯特朗》，周恩来纪念网，http：//zhouenlai.people.com. cn/n1/2020/0217/c409117-31590767.html，2020年2月17日。
④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50页。
⑤时文生、杨晓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形成过程——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传播为中心考》，《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6期。
⑥彼特罗·南尼：《恢复意中正常关系——摘自南尼在米兰的演说》，《国际展望》1956年第2期。
⑦郁泉锡：《流年似水三十春——我与意大利的一段不解之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⑧Guido Samarani & Laura De Giorgi， Lontane， Vicine， le Relazioni fra Cina e Italia nel Novecento， Roma： Carocci editore， 2011， p.106.
⑨宋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求是》2017年第7期。
⑩《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251.htm，2017年12月28日。
责编：李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早期 媒体外交 经验 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溯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早期就高度重视媒体外交的光辉实践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开启媒体外交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进步和友好记者，向美国传达了中共“联美抗日”的外交理念，进而促使罗斯福总统调整了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媒体外交拓展与外国政党建立交往的渠道和维度，着力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都十分重视运用媒体外交来确定依靠、团结和争取的国内外统一战线的对象，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媒体外交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对外沟通和交流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也已发展成为中外政党之间全新的连接方式和交流平台。媒体外交在开拓创新“抓形象”方面，对外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大力宣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递中国新时代的声音”，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越来越凸显出其对外传播的常态化机制功能。今天，通过重新追溯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思想的轨迹，探究中国共产党开启媒体外交的伟大历程，对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正确对待和处理当今的中外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联美抗日”的媒体外交：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发力点
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新纪元的开启可以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秋的首次西北之行关系重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还被国民党利用掌控的新闻特权不断污名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愿意与欧美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媒体外交入手，邀请西方记者和作家到陕北采访，以使中共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更好地为外界所熟知，进而有利于中国抗战和中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斯诺并非第一个采访中国的美国记者，但他是在中共最需要开展媒体外交的时候第一个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利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向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也是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后直接接触的第一个美国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斯诺采访边区极为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专门为斯诺的采访提纲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予以讨论。毛泽东当时与斯诺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一个反战国家，美国会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①这是中共首次表示愿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积极评价美国在远东地区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媒体外交对外系统阐述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处理中外关系的方针。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主动向斯诺热情地敞开心扉，斯诺凭借他那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深邃，在延安写出了一篇篇震撼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作品。斯诺根据他1936年6月至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实地采访，撰写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准确生动地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及革命业绩。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引导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斯诺的《西行漫记》于1937年和1938年在英美两国相继出版后，国内外广大民众不仅走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可歌可泣斗争的历史，而且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1938 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始于这本《西行漫记》，他因此将对华政策由“扶蒋”调整为“扶蒋联共”。斯诺1937年年中在英文《亚细亚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自传》，也由复旦大学教授组织学生翻译成中文向全国出版发行，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斯諾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在中共媒体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7年4月底，海伦来到延安，与中共领导和群众进行了深入交流。毛泽东还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斯诺，请她向美国和全世界广为宣传，以联合英美和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日本。翌年，毛泽东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②也正是在斯诺的开创和引领下，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9月，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采访的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十几位美欧左翼新闻界人士，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第一次高潮；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又接待了一些外国记者进入延安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地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第二次高潮。 中共中央接着邀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8年1月到访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她随后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1941年2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为了完成周恩来的重托，斯特朗特地前往纽约，找到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内情报道。罗斯福总统对此非常重视，他反对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发动反共内战，因此向国民党政权发出了警告，这对制止中国抗日阵营的破裂起到了一定作用。③
1944年6月，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来到延安，成为我党媒体外交史早期的重大事件。参观团由 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六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和塔斯社等，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传播到了全世界。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这也成为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外国记者和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对美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向美国新闻记者和驻华军政人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主张，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排除蒋介石的干扰于1944年6月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准官方关系”。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这个使团的意义描述为“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联美抗日”的媒体外交工作从对外宣传转变为“半独立的外交工作”。④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邀请斯特朗到苏区采访。斯特朗飞抵上海后经过长途跋涉于8月初终于到达了延安，并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在8月下旬先后两次接受斯特朗独家专访，就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战后国际政治关系和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共产党能否赢得最后胜利等诸多问题，与斯特朗进行了长谈。在首先提出“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论断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属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⑤毛泽东通过与斯特朗的对美媒体外交主动引领中国的社情民意，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中意政党交往丰富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维度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的交往，一度成为两国党的领导人之间直接沟通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应中共中央的邀请，1955年9月29日到10月20日，以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P. Nenni）为团长的五人代表团访华。中意两国党的机关报当时对南尼访华的密集报道，不仅彰显了两国政府对南尼此次访华的高度重视，还对意大利政府后来于1964年重新启动中意互设贸易机构的谈判，进而对15年后中意两国正式建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55年国庆节当天，刊载了新华社《周恩来总理接见南尼》的新闻通稿，报道周恩来总理9月30日与南尼代表团五人谈到中意关系和防止“两个中国”阴谋时指出，“如果意大利还不能同中国建交，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主张同意大利谈判建交问题，同时也包含谈贸易问题。意大利外长提议在伦敦谈贸易，我们准备回答：在未建交以前谈贸易是可以的，但我们力争先谈建交。如果他拒绝谈建交，我们也可以谈贸易”。周恩来这次代表中共中央的表态对南尼回国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人民日报》10月4日第1版报道，毛泽东主席谈到中意建交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时指出，“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10月5日，意大利的《团结报》也报导了南尼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强调南尼访华对推进两国关系的意义，“北京的报纸今天在第一版發表了毛泽东与南尼的会谈。这确认了南尼访华的重要性，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友好访问，而是开辟中意政治关系的第一次行动”。
《人民日报》10月8日第3版刊载了新华社授权发表的《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大会上南尼先生的演说》新闻稿。南尼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千多人为代表团的盛大欢迎会上，表达了对意大利与中国加强交往和建交的强烈愿望，“我来中国的原因之一，除了和你们认识之外，就是强调指出我们两国间目前关系的荒谬情况。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继续长久。无论如何，我回到罗马以后将很愿意作见证，说明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只有对意大利和对意大利人民的友谊，对我们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劳动的重视，对我国问题的谅解；我看到的只是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的愿望，作为根据两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建立商业关系的起点”。
在京访问期间，南尼还于10月8日就中意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接受《人民日报》的专访，他指出，“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现在不幸被一个事实妨碍着，这一事实就是：我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反而和那个所谓‘台湾政府’保持着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完全有名无实的。我曾经进行了一个令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趋于正常化的巨大而且公开的运动。我在北京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情绪和促成这件事的愿望。我希望说服我国那个害怕触犯美国人的议会和政府。至于意大利人民，他们是早已要同中国友好合作的了”。
除了《人民日报》对南尼访华进行大篇幅的连续报道外，意大利的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以及其他报刊都做了大量相关报道，引起了意大利政府、政党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南尼在回国三天后，他本人就在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发表署名文章总结中国之行。他认为不承认北京政府是荒谬的，应与中国签订商贸协定，中意两国间可以开展数额巨大的贸易往来。南尼还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刚作了一次旅行回来，这次旅行，在社会党来说是要作为一种使公众舆论、使议会以至使政府关心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方法。”⑥ 1969年1月24日，南尼作为意大利中左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众议院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南尼在众议院的演说在意国内外引起轰动，尤其在美国和欧洲。⑦在南尼的推动下，中意建交談判从1969年1月持续到1970年11月，而南尼正是第一阶段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中意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走向破产。在中意正式建交不到一年后的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正如意大利学者所指出：“从政治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南尼的访问……他对中国有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这对他后来认识中国问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意大利社会党在中意关系中的作用。”⑧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媒体外交的四点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开启的媒体外交思想，在丰富的政党交往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政党理论的交流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突破。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通过论坛对话等渠道，同外国政党的机制化交往局面逐渐形成。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使命更加光荣，需要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媒体外交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而这一切更需要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当年跨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通过国际友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并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智慧中获取深刻启迪，这对于我们完善党的媒体外交理论、开辟政党外交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思想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方面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党的对外工作历史经验基础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媒体外交工作实践，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进入了理念创新和体系建设的活跃期。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出访、出席多边会议及接待外国和政党领导人访华期间，通过会谈、演讲、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等多种方式，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经验，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外国政党政要对中国发展道路、政党制度、执政理念的了解和理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媒体外交的规律，党的媒体外交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突破，从做好加强政治引领、促进政党交往、深化特色调研、构建人脉网络、提升国际形象、夯实民意基础等六个方面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时代内涵。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归根结底是做好“抓人脉”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外国记者的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而目前中美关系中间缺乏的正是一个“新时代的斯诺”，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展现给国际社会。针对一些西方记者用“灰黑滤镜”丑化中国、用“移花接木”歪曲中国、用胡编乱造抹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更要充分利用交往广的独特渠道优势，不断加强同各国媒体和民间各界人士的深入沟通交往，着力改变对中共存有偏见的外国记者的认识，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地培养一批“新时代的斯诺”，使之成为中共的朋友和知华、友华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有针对性地展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良好形象，使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内容直接深入到目标国家的公众中去，不断积累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朋友圈”和“媒体圈”，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营造一个稳定、健康、友好的外部执政环境。
第三，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党外交中以经贸合作为主题的媒体外交，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维度。通过政党合作，寻求符合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合作途径，实现以政促经，以经辅政，促进中外经济合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重要任务，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促进经贸合作更加成为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主要内容。比如，2009年在宁波举办的“中阿·中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2010中国扬州-海湾阿拉伯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合作论坛”和 2010年在云南举办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扶贫专题会议等，为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201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上，来自中欧工商界的代表就有关经贸议题展开洽谈，并就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与生物产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开展合作达成意向。这些以经贸合作为主题的媒体外交论坛不仅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进一步提升了中外党际交往的层级和水平，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开辟了新渠道，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的经贸纬度。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理论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探索新命题和应对新问题，以为有效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贡献。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共产党媒体外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持久性的媒体外交架构，以清晰地阐述媒体外交在发展政党关系和增强国家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长期愿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工作也需要在资金、专长、政策以及社会参与方面履行同样的使命，这需要相关从业者“永葆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⑩不断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拓宽自身媒体外交的知识层面并提升业务水平，使党的媒体外交战略能够从全局的高度把握整个话语体系的方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党话语体系以及融通中外的媒体外交的新表述新概念新理论。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外交基础建设并制定面向未来的媒体外交策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正逢其时。
课题组执笔人：王寒松系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倪建平系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琳系南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130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宋久、柯楠、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③孟红：《周恩来秘密会见斯特朗》，周恩来纪念网，http：//zhouenlai.people.com. cn/n1/2020/0217/c409117-31590767.html，2020年2月17日。
④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50页。
⑤时文生、杨晓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形成过程——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传播为中心考》，《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6期。
⑥彼特罗·南尼：《恢复意中正常关系——摘自南尼在米兰的演说》，《国际展望》1956年第2期。
⑦郁泉锡：《流年似水三十春——我与意大利的一段不解之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⑧Guido Samarani & Laura De Giorgi， Lontane， Vicine， le Relazioni fra Cina e Italia nel Novecento， Roma： Carocci editore， 2011， p.106.
⑨宋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求是》2017年第7期。
⑩《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251.htm，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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