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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几件大事载入了党的史册。1935年，王稼祥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发挥了重大作用，“投了关键的一票”。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意见，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1943年7月，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翻开有关史册，还记载着王稼祥五赴莫斯科的经历。从第一次留学莫斯科，到最后担任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每次去莫斯科，情况都不同，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标记。
中国革命伊始赴莫斯科留学
1925年10月28日，王稼祥同60多名赴苏留学青年一起，离开上海外滩码头，乘船前往向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去寻求革命真理。这是王稼祥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每人还起了俄文名字，王稼祥的名字叫康姆纳尔，俄文KoMMHap，意思是公社社员。在中国留学生中，王稼祥以学习勤奋、刻苦钻研的精神著称。据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安静、爱读书。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
1928年6月，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一同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还有张闻天和沈泽民，论年龄、学历他们二人都比王稼祥要高。王稼祥在进入红色教授学院的同时又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问题”课程，如果不是依靠其非凡的毅力去刻苦钻研，是难以成功的。
留学期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思想、政治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和派系斗争。主要表现在学生中存在着支持支部局即支持共产国际和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尤其是王明对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推崇备至。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深得米夫的器重，王明在支部局中左右一切，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王稼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是支持支部局的。”这也是后来把王稼祥归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依据。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主要是从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发展起来的。但是，王稼祥毕竟与王明不同。同是留苏学生的吴亮平回忆说：“稼祥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大好讲话，却心里有数，很富有正义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于他学习成绩很好，加之和王明是安徽同乡，因此被王明看中，总想拉拢他，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但他对王明等人的派别活动并不感兴趣，还是埋头认真读书。后来有人认为，王明宗派集团也有王稼祥同志。正确地说，他并没有真正被拉过去，他与王明等人，应有严格区别。王明是投机革命的个人野心家；稼祥同志则是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平时话不多说，却有自己的见解，能够服从真理，不轻易被人拉过去，不盲目服从错误的意见。”
王稼祥一生在革命事业中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已初显端倪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赴苏疗伤
1936年10月，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由于伤情恶化，决定去莫斯科治伤。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王稼祥出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毛泽东曾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等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保证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说：“我保证在我出去报道红区的所有文章中不提到王稼祥同志，请你们放心。”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为什么没有报道王稼祥的缘由。
1937年7月，经中央安排，王稼祥同志辗转到达莫斯科治疗伤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王稼祥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状况和党的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阐述了党的路线问题。王稼祥还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抗战情况，介绍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参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一度负责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王稼祥又与任弼时一起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决议。据师哲的回忆：“在王稼祥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弼时谈话。季米特洛夫很关心我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这证明王稼祥、任弼时十分客观地、准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1938年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抗战胜利后再次赴莫斯科治病
这是王稼祥第三次到莫斯科，王稼祥夫妇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公寓。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和留学生听说王稼祥来莫斯科治病的消息后，纷纷前来看望。柳克斯公寓住处，一时间门庭若市。前来看望的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的女儿，以及蔡和森、张太雷、郭亮烈士的儿子。他们到苏联后，非常怀念祖国、怀念亲人，更关心解放战争进展情况。王稼祥夫妇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希望学成后能为未来新中国建设作贡献。
王稼祥在同这些子弟的交谈中，还了解到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这使王稼祥非常震惊，心里非常难过。贺子珍是中央苏区有名的女同志，后来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1938年由延安到达莫斯科的。王稼祥向苏方提出，要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遭到拒绝后，又第二次提出要求，苏方应允了。王稼祥夫妇把贺子珍和娇娇(李敏)接到莫斯科，住进柳克斯公寓。贺子珍在疯人院的几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讲话都有些迟钝。王稼祥告诉她，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疗，不再回伊凡诺夫城了。贺子珍感到非常高兴，王稼祥还向她简要介绍了国内形势。不久，贺子珍的身体逐渐康复，情绪比以前好多了。1947年春夏之交，经向毛泽东请示同意，王稼祥夫妇与贺子珍母女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当王稼祥夫妇在哈尔滨车站同贺子珍母女道别时，贺子珍愉快地同王稼祥握手，对王稼祥夫妇给予她们母女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何曾料到，这是王稼祥与贺子珍的最后一次握手，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74年王稼祥逝世后不久，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到上海，曾去看望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贺子珍听到王稼祥逝世的消息后，长叹一声，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凄楚地说：“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如果不是王稼祥从疯人院里把我救出来，又从苏联带回国，只怕早死在异国了。”
建国前夕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事宜。这是王稼祥第四次到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除王稼祥外，还有高岗，师哲为代表团翻译，朱仲丽作为随团医生一同前往。据师哲回忆：“由于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防不测起见，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伯力。由于南北朝鲜对峙，无法保证在飞行期间不会遇到空中强盗，所以航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八千米高度。我们的衣服都被冷气打湿了，稼祥身体本来就不好，因此感冒生病。飞机在伯力着陆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师哲还回忆说，访苏期间“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
7月31日，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来电，要求刘少奇先期回国，王稼祥可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空两校事宜。8月下旬，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9月21日王稼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驻苏大使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率使馆人员离京赴任，这是他第五次到莫斯科。在任期间，他参与完成了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中苏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等重要任务。
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苏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王稼祥和使馆人员全力以赴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使馆参赞曾涌泉回忆：“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把使馆人员的全部力量用来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的工作。在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头一天他就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到几百公里以外，去迎接毛主席，为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向毛主席汇报，使他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到莫斯科后，他离开了使馆，把使馆的日常工作交给我。他住在毛主席那里，专门协助毛主席工作。对毛主席的各种活动，都用尽全力来做好。甚至毛主席给斯大林送的礼物，稼祥同志都带领使馆同志亲自去检查，工作做得很仔细。”
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订，王稼祥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殚精竭虑，表现出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据师哲回忆：“稼祥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抓到底，即使某些细节也不放过。1925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烦琐的事。记得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艰苦、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动而敬佩。”
王稼祥在担任首任驻苏大使任内，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没有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重托。1950年底，王稼祥回国述职。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即将组建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驻苏大使职务，随后由张闻天接替。
翻开有关史册，还记载着王稼祥五赴莫斯科的经历。从第一次留学莫斯科，到最后担任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每次去莫斯科，情况都不同，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标记。
中国革命伊始赴莫斯科留学
1925年10月28日，王稼祥同60多名赴苏留学青年一起，离开上海外滩码头，乘船前往向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去寻求革命真理。这是王稼祥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每人还起了俄文名字，王稼祥的名字叫康姆纳尔，俄文KoMMHap，意思是公社社员。在中国留学生中，王稼祥以学习勤奋、刻苦钻研的精神著称。据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安静、爱读书。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
1928年6月，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一同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还有张闻天和沈泽民，论年龄、学历他们二人都比王稼祥要高。王稼祥在进入红色教授学院的同时又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问题”课程，如果不是依靠其非凡的毅力去刻苦钻研，是难以成功的。
留学期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思想、政治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和派系斗争。主要表现在学生中存在着支持支部局即支持共产国际和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尤其是王明对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推崇备至。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深得米夫的器重，王明在支部局中左右一切，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王稼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是支持支部局的。”这也是后来把王稼祥归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依据。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主要是从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发展起来的。但是，王稼祥毕竟与王明不同。同是留苏学生的吴亮平回忆说：“稼祥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大好讲话，却心里有数，很富有正义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于他学习成绩很好，加之和王明是安徽同乡，因此被王明看中，总想拉拢他，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但他对王明等人的派别活动并不感兴趣，还是埋头认真读书。后来有人认为，王明宗派集团也有王稼祥同志。正确地说，他并没有真正被拉过去，他与王明等人，应有严格区别。王明是投机革命的个人野心家；稼祥同志则是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平时话不多说，却有自己的见解，能够服从真理，不轻易被人拉过去，不盲目服从错误的意见。”
王稼祥一生在革命事业中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已初显端倪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赴苏疗伤
1936年10月，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由于伤情恶化，决定去莫斯科治伤。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王稼祥出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毛泽东曾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等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保证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说：“我保证在我出去报道红区的所有文章中不提到王稼祥同志，请你们放心。”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为什么没有报道王稼祥的缘由。
1937年7月，经中央安排，王稼祥同志辗转到达莫斯科治疗伤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王稼祥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状况和党的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阐述了党的路线问题。王稼祥还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抗战情况，介绍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参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一度负责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王稼祥又与任弼时一起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决议。据师哲的回忆：“在王稼祥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弼时谈话。季米特洛夫很关心我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这证明王稼祥、任弼时十分客观地、准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1938年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抗战胜利后再次赴莫斯科治病
这是王稼祥第三次到莫斯科，王稼祥夫妇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公寓。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和留学生听说王稼祥来莫斯科治病的消息后，纷纷前来看望。柳克斯公寓住处，一时间门庭若市。前来看望的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的女儿，以及蔡和森、张太雷、郭亮烈士的儿子。他们到苏联后，非常怀念祖国、怀念亲人，更关心解放战争进展情况。王稼祥夫妇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希望学成后能为未来新中国建设作贡献。
王稼祥在同这些子弟的交谈中，还了解到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这使王稼祥非常震惊，心里非常难过。贺子珍是中央苏区有名的女同志，后来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1938年由延安到达莫斯科的。王稼祥向苏方提出，要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遭到拒绝后，又第二次提出要求，苏方应允了。王稼祥夫妇把贺子珍和娇娇(李敏)接到莫斯科，住进柳克斯公寓。贺子珍在疯人院的几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讲话都有些迟钝。王稼祥告诉她，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疗，不再回伊凡诺夫城了。贺子珍感到非常高兴，王稼祥还向她简要介绍了国内形势。不久，贺子珍的身体逐渐康复，情绪比以前好多了。1947年春夏之交，经向毛泽东请示同意，王稼祥夫妇与贺子珍母女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当王稼祥夫妇在哈尔滨车站同贺子珍母女道别时，贺子珍愉快地同王稼祥握手，对王稼祥夫妇给予她们母女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何曾料到，这是王稼祥与贺子珍的最后一次握手，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74年王稼祥逝世后不久，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到上海，曾去看望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贺子珍听到王稼祥逝世的消息后，长叹一声，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凄楚地说：“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如果不是王稼祥从疯人院里把我救出来，又从苏联带回国，只怕早死在异国了。”
建国前夕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事宜。这是王稼祥第四次到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除王稼祥外，还有高岗，师哲为代表团翻译，朱仲丽作为随团医生一同前往。据师哲回忆：“由于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防不测起见，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伯力。由于南北朝鲜对峙，无法保证在飞行期间不会遇到空中强盗，所以航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八千米高度。我们的衣服都被冷气打湿了，稼祥身体本来就不好，因此感冒生病。飞机在伯力着陆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师哲还回忆说，访苏期间“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
7月31日，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来电，要求刘少奇先期回国，王稼祥可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空两校事宜。8月下旬，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9月21日王稼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驻苏大使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率使馆人员离京赴任，这是他第五次到莫斯科。在任期间，他参与完成了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中苏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等重要任务。
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苏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王稼祥和使馆人员全力以赴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使馆参赞曾涌泉回忆：“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把使馆人员的全部力量用来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的工作。在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头一天他就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到几百公里以外，去迎接毛主席，为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向毛主席汇报，使他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到莫斯科后，他离开了使馆，把使馆的日常工作交给我。他住在毛主席那里，专门协助毛主席工作。对毛主席的各种活动，都用尽全力来做好。甚至毛主席给斯大林送的礼物，稼祥同志都带领使馆同志亲自去检查，工作做得很仔细。”
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订，王稼祥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殚精竭虑，表现出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据师哲回忆：“稼祥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抓到底，即使某些细节也不放过。1925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烦琐的事。记得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艰苦、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动而敬佩。”
王稼祥在担任首任驻苏大使任内，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没有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重托。1950年底，王稼祥回国述职。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即将组建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驻苏大使职务，随后由张闻天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