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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电视台的《感动北江》电视晚会，看得我和蒙小萌都哭了。
有一位老爷爷，80岁了，靠每天蹬三轮车赚钱，一共资助了300多个贫困孩子，帮助他们实现了完成学业的梦想。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老爷爷和他的三轮车全年无休。他只是盼望每天能“多拉一趟活，多挣一块钱”。
还有一位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当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时，她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她的父母舍不得，但是，他们觉得孩子的嘱托很有意义，还是遵照了孩子的遗愿。
看完这台晚会，我很久都说不出话来，一直沉浸在感动北江的那些故事中。我和蒙小萌商量：“我们是不是以后也要经常做一些好事呢？”
蒙小萌说：“我们不要刻意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哪一天做好事成为了我们的自觉行为，我们的修养就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蒙小萌建议再找几个人，“十一”放假期间，把我们学校附近公交车站张贴的小广告清除掉。
我举双手赞成。我以前也注意到这些“牛皮癣”了，但是，我却没有想过用我自己的双手把它们除掉。
我是蒙小萌的表哥，虽然年龄比她大，但是她更有全局观念、有理论高度，又善于从小事做起，这一点我远不如她。
我打电话联系了阮一苇、陈嘉豪，他们都说没问题，答应到时候一定参加。
阮一苇建议这么重要的活动必须得有一个名字，才显得名正言顺。他建议叫“铲非大行动”，“非”指非法小广告。我说可以叫“铲非行动”，只有4个人，“大”字就去掉吧。
我们原计划的行动只有4个人，到“十一”上午那天来了6个人，刘思睿和崔亦琳也来了，是阮一苇把她们两个叫来的。她们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她们还拿了小铲子、水桶和毛巾。
刘思睿是我们的班长，能当上班长，而且是女生，肯定有过人之处。刘思睿确实有过人之处，她当班长属于不怒自威那种，她从来不吼人，也从来不在老师那里打小报告。但是，我们都很怕她，也很服她，心服口服地服她，她在我们班享有绝对的威望。
我们本来希望刘思睿能给我们分工，没想到，她却说：“我今天不是班长，我们全听熊小雄的安排，因为这是熊小雄的主意。”她这么说，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本是我和蒙小萌两个人打算做的一点儿小事，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阮一苇说：“如果今天干得顺利，下次我就发动全班同学来，还要请记者报道，我们要坚决和非法小广告做斗争。”
阮一苇总喜欢把事情搞得轰轰烈烈。
我们在这边谈论，崔亦琳已经在那边开始行动了。陈嘉豪说：“向崔亦琳学习，我们也开始干吧。”
大家纷纷上阵，铲的铲，撕的撕。有的小广告一撕就掉了，有的却很难撕，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胶粘的，特别黏。我们只好先使劲铲，然后再用湿毛巾擦洗，直到全部弄干净。可恨的是，大多数小广告都是贴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上，把公交站名都给盖住了。
我们在这边铲，不远处居然还有一个人在贴，但是没贴几张就被城管抓住了。我们丢下水桶，拿着铲子，跑了过去。
被抓住的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像是从农村来的，可能是来城里打工的。
城管看着我们手里的工具和弄脏了的衣服，便教育男孩：“你看看和你一样大的孩子，人家在那里费劲地清除小广告，你却在这里贴。你说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不论城管怎么说，那个男孩就是不说话。一个城管拿出手机让他给家人打电话，男孩迟疑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男孩一开口就把我们给镇住了，他说：“二叔，我被抓住了，你别管我，快跑！”
城管觉得想一下子从男孩嘴里问出点儿什么太难，男孩的态度又极其不好，他们只好把他带到车上，说是回城管大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阮一苇说：“真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不过在电影里是共产党员被敌人抓住了，为了让同伴脱身，打死也不说出同伴的下落，今天这个男孩却掩护他二叔逃跑，看来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刘思睿说：“他可能很早就辍学了，如果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就不会出来贴小广告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问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刘思睿不愧是班长，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的对话又被电视台的记者拍了下来。我敢保证，今天的记者，还有那天推汽车的记者，都不是我请的，我也没有这本事。今天的记者是《北江特快》的，那天的是《红绿灯》的，不是一个栏目组。我是从他们穿的衣服上看到的。刚才城管询问小孩的那一幕，也被电视台的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记者看到我们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清除小广告，他们也来了兴趣，想给我们做一期节目。
记者问刘思睿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刘思睿让记者问我，说我是“领导”。我还没想好要不要上电视，阮一苇却抢在我前面说：“没有问题，我们愿意接受采访！”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说为什么要自发组织“铲非行动”，又强调为了这次行动，他推迟了去外地旅行的计划。他也没忘记介绍这个行动是我最先想出来的，然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
阮一苇虽然喜欢表现，但讲的基本都是事实。
记者几乎把我们每个人都采访了一遍。采访完毕，阮一苇问记者：“采访我们的节目能在电视上看到吗？”记者说：“如果不出意外，明天晚上9点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
送走记者，我们继续战斗，却发现小水桶不见了，估计是被小偷偷跑了。水桶丢了，我们虽然心里不是很愉快，但活儿还得干。
后来，有两位清洁工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力气大，一下就撕掉了好大一片小广告。阮一苇告诉他们：“类似这样的行动，我们一年要组织好多次呢！”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公安机关似的，平时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些行动。
这天上午，我们一共清理了14个公交站牌和14个灯箱广告上的非法小广告，成果显著。这期间有好多人趁着等车的时间，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清除小广告。这说明只要你做的是对大家有益的事情，总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第二天晚上，电视上播出了我们的行动。6个人，都给了镜头，阮一苇的话最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更像是行动的组织者。
有一位老爷爷，80岁了，靠每天蹬三轮车赚钱，一共资助了300多个贫困孩子，帮助他们实现了完成学业的梦想。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老爷爷和他的三轮车全年无休。他只是盼望每天能“多拉一趟活，多挣一块钱”。
还有一位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当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时，她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她的父母舍不得，但是，他们觉得孩子的嘱托很有意义，还是遵照了孩子的遗愿。
看完这台晚会，我很久都说不出话来，一直沉浸在感动北江的那些故事中。我和蒙小萌商量：“我们是不是以后也要经常做一些好事呢？”
蒙小萌说：“我们不要刻意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哪一天做好事成为了我们的自觉行为，我们的修养就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蒙小萌建议再找几个人，“十一”放假期间，把我们学校附近公交车站张贴的小广告清除掉。
我举双手赞成。我以前也注意到这些“牛皮癣”了，但是，我却没有想过用我自己的双手把它们除掉。
我是蒙小萌的表哥，虽然年龄比她大，但是她更有全局观念、有理论高度，又善于从小事做起，这一点我远不如她。
我打电话联系了阮一苇、陈嘉豪，他们都说没问题，答应到时候一定参加。
阮一苇建议这么重要的活动必须得有一个名字，才显得名正言顺。他建议叫“铲非大行动”，“非”指非法小广告。我说可以叫“铲非行动”，只有4个人，“大”字就去掉吧。
我们原计划的行动只有4个人，到“十一”上午那天来了6个人，刘思睿和崔亦琳也来了，是阮一苇把她们两个叫来的。她们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她们还拿了小铲子、水桶和毛巾。
刘思睿是我们的班长，能当上班长，而且是女生，肯定有过人之处。刘思睿确实有过人之处，她当班长属于不怒自威那种，她从来不吼人，也从来不在老师那里打小报告。但是，我们都很怕她，也很服她，心服口服地服她，她在我们班享有绝对的威望。
我们本来希望刘思睿能给我们分工，没想到，她却说：“我今天不是班长，我们全听熊小雄的安排，因为这是熊小雄的主意。”她这么说，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本是我和蒙小萌两个人打算做的一点儿小事，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阮一苇说：“如果今天干得顺利，下次我就发动全班同学来，还要请记者报道，我们要坚决和非法小广告做斗争。”
阮一苇总喜欢把事情搞得轰轰烈烈。
我们在这边谈论，崔亦琳已经在那边开始行动了。陈嘉豪说：“向崔亦琳学习，我们也开始干吧。”
大家纷纷上阵，铲的铲，撕的撕。有的小广告一撕就掉了，有的却很难撕，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胶粘的，特别黏。我们只好先使劲铲，然后再用湿毛巾擦洗，直到全部弄干净。可恨的是，大多数小广告都是贴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上，把公交站名都给盖住了。
我们在这边铲，不远处居然还有一个人在贴，但是没贴几张就被城管抓住了。我们丢下水桶，拿着铲子，跑了过去。
被抓住的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像是从农村来的，可能是来城里打工的。
城管看着我们手里的工具和弄脏了的衣服，便教育男孩：“你看看和你一样大的孩子，人家在那里费劲地清除小广告，你却在这里贴。你说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不论城管怎么说，那个男孩就是不说话。一个城管拿出手机让他给家人打电话，男孩迟疑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男孩一开口就把我们给镇住了，他说：“二叔，我被抓住了，你别管我，快跑！”
城管觉得想一下子从男孩嘴里问出点儿什么太难，男孩的态度又极其不好，他们只好把他带到车上，说是回城管大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阮一苇说：“真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不过在电影里是共产党员被敌人抓住了，为了让同伴脱身，打死也不说出同伴的下落，今天这个男孩却掩护他二叔逃跑，看来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刘思睿说：“他可能很早就辍学了，如果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就不会出来贴小广告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问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刘思睿不愧是班长，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的对话又被电视台的记者拍了下来。我敢保证，今天的记者，还有那天推汽车的记者，都不是我请的，我也没有这本事。今天的记者是《北江特快》的，那天的是《红绿灯》的，不是一个栏目组。我是从他们穿的衣服上看到的。刚才城管询问小孩的那一幕，也被电视台的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记者看到我们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清除小广告，他们也来了兴趣，想给我们做一期节目。
记者问刘思睿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刘思睿让记者问我，说我是“领导”。我还没想好要不要上电视，阮一苇却抢在我前面说：“没有问题，我们愿意接受采访！”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说为什么要自发组织“铲非行动”，又强调为了这次行动，他推迟了去外地旅行的计划。他也没忘记介绍这个行动是我最先想出来的，然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
阮一苇虽然喜欢表现，但讲的基本都是事实。
记者几乎把我们每个人都采访了一遍。采访完毕，阮一苇问记者：“采访我们的节目能在电视上看到吗？”记者说：“如果不出意外，明天晚上9点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
送走记者，我们继续战斗，却发现小水桶不见了，估计是被小偷偷跑了。水桶丢了，我们虽然心里不是很愉快，但活儿还得干。
后来，有两位清洁工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力气大，一下就撕掉了好大一片小广告。阮一苇告诉他们：“类似这样的行动，我们一年要组织好多次呢！”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公安机关似的，平时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些行动。
这天上午，我们一共清理了14个公交站牌和14个灯箱广告上的非法小广告，成果显著。这期间有好多人趁着等车的时间，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清除小广告。这说明只要你做的是对大家有益的事情，总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第二天晚上，电视上播出了我们的行动。6个人，都给了镜头，阮一苇的话最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更像是行动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