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敬佩父亲，因为父亲好像一棵大树，我是歇在大树上的小鸟，有繁茂的枝叶遮挡，不必担心风雪骄阳；父亲又好像一座大山，我是依傍着大山的小草，有了大山的滋养，才能无忧无虑地生长。
　　
　　回国的意义
　　 那是1955年9月17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和妈妈、妹妹一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我那时才7岁，还不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当初轮船公司秉承美国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理由，想阻止父亲回国。还是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这样，我们才住进头等舱。
　　 归国的航程遥远、漫长，但我们并不寂寞。我和妹妹在船上玩，看海景。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有女，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直到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
　　 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马尼拉时，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上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2005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林孙美玉问父亲：“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父亲回答：“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高中教师时，诚挚地说：“非常好，中小学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培养好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
　　 刚从美国归来，我只会讲英语，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在他领导下，力学所发展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算机，讲火箭与导弹的原理，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那时，他为了工作，不仅经常废寝忘食，还要出差。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不仅不告诉我，连妈妈也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中看到的爱斯基摩人。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就连妈妈也不清楚。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做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而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的财力物力非常匮乏，就那么点钱，又要做那么大的事，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
　　
　　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形象思维的能力，二是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父亲上中学时，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大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他赞叹地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一年级，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他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都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现在只要有喜欢的书，不管有用没用，都买回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学习和生活。父亲晚年时，有一次和我聊天，他很感慨地说：“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就顾不上你了。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的，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全国的大学任你挑。”可惜，时光不会倒流，就算是能够倒流，他仍然会那样忙，他的这番话，说明他从内心深处是关心我的。
　　
　　现在许多家长很功利
　　 1982年，父亲退出了第一线，但他“退而不休”，他关注的范围更宽广、更深了。他不仅涉猎于音乐、绘画、电影、文学、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而且有研究、有心得、有创见。他提出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念，那些被认为是“不毛之地”的沙漠，现在成了盛产沙棘、沙枣、黑番茄的“沃土”。他提出了建设“山水城市”的理念，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大都市将一改“混凝土森林”的形象，而成为有着绿色景观的宜居城市。
　　 有一次，父亲在翻看介绍他生平的图书时，对我说：“这些书都说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对人没有启发性。我不是天才。要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说说里头的道理和规律性。”我想，父亲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
　　 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没有形成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制。他说：“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证明。要是连假设都没有，何来证明？现在许多家长也让自己的孩子学，但很功利，弹钢琴、学声乐，都是为了考级、升学时加分。我们那时候哪有级啊？我父亲要我学画画，学到哪儿算哪儿。”
　　 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
　　摘自《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