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相助，本是一种传统美德。但为什么现在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越来越少，为什么大家越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就越袖手旁观？
　　
　　有少女在校园被男友殴打致死，旁边围观者甚多，却无一人出来制止，更无人报警；
　　民警追缉凶犯时身负重伤，最终伤重不治。但就在民警浴血奋战、生命垂危之际，周围的“看客”们只是麻木地看热闹，无一人挺身而出；
　　一名精神病人跳水自杀。同样，周围聚拢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但无人伸手救援，直到她最后沉入水底；
　　至于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行窃，却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装聋作哑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禁有些不寒而栗：社会道德何时败坏至此？长此下去，当我们从看“热闹”的群众成为“热闹”的主角时，还有多少人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为什么越是众目睽睽之下，罪犯却越能扬长而去？
　　不要过于苛求道德，因为道德并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把责任全归结为法律，因为法律也不全能。像德国曾经的法律那样规定“见义不勇为”者犯法的事，在世界范围内毕竟还是少数。
　　如果是自己单身遭抢，为了自身利益也应该要奋斗到底；如果和朋友一起被抢，挺身而出也是义不容辞。那为什么人多了，却反而“人多力量小”了呢？为什么在人人都能出手的时候，却人人都不出手呢？
　　说到底，这还是人天性中的不良因素在作祟。
　　心理学家拉塔奈和达利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时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用以研究人类的劣根性——旁观者效应。
　　他们曾经安排过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大喊“救命”。此时如果只有被试一个人，那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帮忙。但如果身边还有别人，被试就会犹豫地看向他人。如果其他人选择若无其事地面对，那被试也会漠然对待。
　　此外，他们还做了另一个比较实验。他们招募了一批被试来参加实验，并答应给他们每人一笔实验费。可就在付钱的时候，秘书说没有零钱，要用大票和他们兑换零钱。正当被试在掏钱包翻零钱时，隔壁的电话响，秘书走开接电话去了，那沓大票就放在桌子上。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小偷”悄悄走到桌旁，从那沓钱里偷了几张，并且故意暴露给其他人看见。
　　猜猜看，有没有人告发小偷？
　　当秘书回来后，如果只有小偷和被试两个人，那么被试会选择毫不犹豫地告发小偷。
　　如果人多一点儿，那被试说与不说的概率各占50％。
　　如果房间里有很多人，那么基本上没人告发。
　　这就是美国版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鲁迅先生所形容的“麻木的看客”，并不只是中国的专利。
　　这个实验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不从人的心理成因上去考虑问题，单纯强调法律和道德是没有意义的。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他人在场，那么个体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旁观者越多，利他行为减少的概率就越高。
　　这或许是出于责任分担的心理吧。因为还有别人在场，所以个体就会观察和仿效别人的反应，从而把帮助受难者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良知，在这个时候敌不过利益。“我就算不出手，也自然有人出手。何必为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去冒险呢？”这是很多人内心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种集体性的坐视不救。
　　而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时，那他就会把这种援助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的责任，从而挺身而出。这也是旁观者效应的另一个侧面。
　　达利的这个心理学实验，当然不是鼓励行人独身走夜路。实际上，明了自己的这种心态，才可能“该出手时就出手”。旁观者效应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却绝不是人们可以冷漠旁观的理由。守望相助是社会人的本分，更是一种责任。
　　图/陈明贵 编辑/芦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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