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生于中国上海的裴宜理,是二○○七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八四五——一九四五年)》(以下简称《华北》)一书的作者。作为少有的女性学者,她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和恰当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域为什么经常发生农民叛乱这个问题,给予了清新、严密、合理的解释。
　　《华北》以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在国家—地主—农民的分析框架下,采用“结构—事件”的研究方法,把全书安排得非常紧凑。本书不但叙事流畅清爽、结构浑然一体,而且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恰当的研究方法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往的农民叛乱理论对现代革命的出现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却无法解释传统叛乱发生的原因。而裴宜理从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这一崭新视角,发现在淮河流域,由于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农民的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生活条件也异常恶劣,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来,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裴宜理正是从生态学的视角,解释了淮北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为传统叛乱发生的原因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农民的叛乱理论,大多数均假设农民是马克思所生动描绘的“口袋里的马铃薯”,孤立分散、软弱无力,认为传统的农民既软弱又缺乏组织,它们自然倾向于强调外来的人与力量在革命发生时所起到的作用。而裴宜理通过对十九世纪的捻军叛乱和民国初期的红枪会叛乱两个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淮北生态和政治双重危机的影响下,当地农民无论是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如在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带肆无忌惮从事走私、盗匪、仇杀等活动),还是采取防御性生存策略(如绝大部分红枪会在富农和地主的领导下进行村庄防卫),都反映了农民的叛乱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
　　国内外学者一直认为造反传统与现代革命间存在“明确联系”,如戴维斯认为,秘密会社是跨越“传统”农民反抗和“现代”农民反抗的一座桥梁;摩尔、司考波尔等认为,在前现代化时期,造成地方反抗的结构性缺陷促成了革命的爆发;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农民叛乱的遗产是共产主义者在农民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华北》在社会结构、生态结构的背景下,基于前文对捻军、红枪会叛乱的研究,历史性地分析了淮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作者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遭遇了不少挫折,而当革命者适应环境以满足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之后,便得到掠夺者和防御者的接纳。这种接纳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过程证明了,现代革命的方法与早些时候的农民叛乱传统确实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尽管土匪和秘密会社的支持是必要的,但两者的联合被证明是脆弱的,而且经常是适得其反的。
　　通过对淮北生态环境的了解,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淮北农民生活的自然环境极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给该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发展生产的机会受到严重限制,农民要么力争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要么力保他们目前所用的东西。许多家庭采取了诸如控制家庭人口(如溺婴)、借贷,或从军、举家迁移他处等方式,以求获得或保持贫乏的生活资料。当这些通常的“定居式”或“流动式”治家策略失效时,淮北农民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带有更多掠夺性行为的方式。裴宜理通过对淮北捻军和红枪会运动的考察,把这些适用于敌对环境下的暴力建构为两类概念:掠夺性策略和防卫性策略。
　　掠夺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其表现形式有走私、偷窃、绑架和仇杀等。具体如: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到其他地区从事走私食盐的非法活动,以补充农业收入的不足;以亲戚网络的匪帮,常常进行小规模的盗窃活动,如盗墓、乘夜抢劫独门独户的人家、在无人看管的田里偷割庄稼等,也常通过勒索、绑票获取巨额财富,有时甚至会攻占城市;发生在家族之间和村庄之间的暴力行为——仇杀,则使农民在群体冲突的实践中得到训练,获得技能,他们的行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更可能走向叛乱。尽管这一暴力行为具有内在的分裂性,在造反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他们为更广泛的政治目的而进行有效的合作。
　　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是作为对劫掠的一种反应。如旨在保护村庄外庄稼的看青会;为保护村庄内财产,由富户(绅士、地主或富农)出资、领导的民团;以及为便于地方防御,村民环村筑以围墙,竖以栅栏而形成的堡垒式圩寨等。与掠夺式策略一样,防卫性的形式、强度和政治色彩都与较大的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像外力可以离合土匪一样,外力也能对防卫团体的忠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官方的支持、提倡是地方防卫振兴与否的关键。当政府以苛捐杂税的方式攫取更多资源的时候,同样是这些防卫性组织,也会掉转矛头,公开造反。
　　裴宜理建构的掠夺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这对概念,对淮北广泛而持久的叛乱给予了合理、有说服力的解释。
　　历史文本研究逼近事实。本文虽是个案实证研究,但写作时囿于中美关系还未进入正常化,裴宜理无法进入淮北地区的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文献进行研究。尽管作者承认:若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能够进入现场,自己的观点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从生态学、环境学这一视角对淮北地区的历史文本进行分析,结合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与历史事件去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的研究,仍不影响其对农民革命的深刻分析。她在若干年后进入淮北现场,仍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表示满意。
　　社会生态研究视角别致。绝大多数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而把生态因素放在遥远的第二位置。如马克思主义者多从阶级的角度,认为农民所受的压迫达到极限时,必然爆发农民叛乱或战争;斯科特认为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侵犯了农民生产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东南亚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寻找某些地区(如湖湘)多出现土匪的原因;还有西方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时,把农民叛乱的原因归结于“冲击—回应”论等等。而作者从长时段考察淮北历史时,把环境生态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导致叛乱频频出现在该地区的重要原因。正是作者从生态学、环境学视角,对淮北农民叛乱原因进行长时段的成功分析,成为本书的最大看点之一。
　　区域史研究结论普适。区域史,又称地方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方法论,不但使田野调查成为可能,而且数据的种类和来源也大为拓广。裴宜理运用此方法,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淮北一大块区域,通过消化丰富的文本资料,把捻军、红枪会、共产主义革命三大事件置于具体的时空坐标上,即把它们放回到它们产生的区域(空间)脉络中加以审视,掌握该地区域范围内历史现象的历史性、共时性纵横交织而成的各种具体关系之后,再逐步深入细致地探讨相互扣连的历史现象,与问题的形成过程、机制和意义,进而提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具普适性。另外,我们注意到在较多的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成果中,所得出的重要概念,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系统”、黄宗智的“过密化模式”、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或秦晖的“关中模式”等,大多立足于“区域”所获的成果。
　　“结构—事件”论证严密。黄宗智说:裴著的主要特点是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华北》着眼于淮北地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看似孤立,却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下,裴宜理运用“结构—事件”的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疏离是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同样,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集体暴力的模式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策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组织性的集体。正是通过“结构—事件”研究,让读者看清了历史事件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关系,以其存在于三大事件间的内在逻辑,给读者留下强烈的浑然一体之感。
　　然而,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成了最大不足。裴宜理考察了社会经济结构、生态结构的演变与三大事件的关系,为研究农民叛乱提出了新的视角,证伪了传统的观点。但作者过于重视社会结构、生态结构对历史事件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淮北地区的文化结构对农民运动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跳入了“结构决定论”。正如孔飞力教授在该书出版后指出的那样:该书不失为一部杰出的社会史著作,但必须批评其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作者应该更多地注意红枪会的文化因素,例如他们的信仰体现,而非仅仅是这些体系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